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要帮助运动员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在充分的自我认知上提升他们的自信心。

孙小峰

冠军基金秘书长

长江商学院MBA项目2021级北京班新生

“我喜欢做能帮助到别人的事情，”十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事销售、一心想要获得财务自由的他接触到公益，“大吃一惊，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是这样工作、这样生活的。”

他辞掉了一家日资家电品牌区域主管的肥差，跑到北京一个当时只有两个全职员工的国际公益机构上班，“辞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想要跟我现在的太太、那时候的女朋友在一起。”回到北京两年后，因为要负责一个远在云南的防治艾滋病的国际项目，他又到滇西蹲了近三年。女朋友一开始支持，后来也有所动摇，“做公益，收入不会高，我们结婚后有了孩子，各方面的压力更大了。”

2011年，他加入了冬奥首金获得者杨扬创办的冠军基金，又是一份收入不高，但极有价值感的工作，“国际奥委会有一个运动员职业发展项目，涵盖运动员从现役到退役的教育、生活技能和职业发展服务。杨扬把这个项目引入到中国，创办了‘冠军基金’。”

孙小峰说自己在接触杨扬和冠军基金之前，“对运动员也有一些刻板印象”，“杨扬的国际化视野还有这个项目本身的理念，以及‘以运动员为中心’的核心价值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冠军基金的名字是杨扬取的，她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有过一次谈话，罗格说“我们有太多金牌运动员，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冠军运动员’”，在罗格看来，运动精神的价值远大于奖牌，追求卓越的冠军品格才是从事运动的人可以一生获益的。

“从一开始这个基金就定位于为中国运动员提供退役转型服务，并将重点放在竞技体育金字塔的塔基和塔中的运动员身上。杨扬自己是运动员出身，她太知道这些兄弟姐妹的艰辛了，相比于塔尖上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他们的资源和空间更少更小，而她发起这个基金，就是希望能为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

冠军基金如今已对超过四千多人次的退役运动员提供了包括信息、交流、培训、实习就业、创业和救助等系列服务，其中有10%左右是一对一的咨询与辅导。尽管对家人始终心怀亏欠，但看到那么多退役时茫然忐忑的年轻人通过基金提供的职业指导、培训和职业规划咨询，踏上了新的赛道，孙小峰说自己似乎无法选择其他职业。

孙小峰（第二排右三）在美国参加第九届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发展论坛 图/受访者提供

“冠军精神迁移”

“不炒作不渲染，踏实为运动员服务”是杨扬为冠军基金定下的工作态度，“她不想利用个别运动员的遭遇向社会打苦情牌，相反，她更愿意赋予运动员尊严感，无论是个体，还是这个群体。”

孙小峰认为精神力强大的运动员退役后是宝贵的人力资源，“我们鼓励运动员将自己在赛场上的顽强、刻苦以及拼搏精神迁移到职场。”

“运动员从小独立生活，经受了体育运动和胜负的锤炼，意志品质和抗压力非常强。”每次办培训班，孙小峰和同事们都会被运动员身上特有的毅力触动。

刚退役的运动员因为此前训练比赛任务繁重，学习时间很少，即便他们有的靠运动成绩“换了”大学文凭，实际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只要他们愿意学，他们可以彻夜学习，他们也都非常聪明，比如我们初级创业班的小白，以前可能连PPT都不会做，现在短短几天下来，他（她）就可以拿出一个比较像样的商业计划书，连给他们做培训的老师们都很惊讶。”

刚刚结营的运动员创新创业训练营迄今已经办了三期，孙小峰把运动员视为冠军基金的“用户”，冠军基金的所有项目都需要有“用户思维”，“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和支持。”调研发现自2014年起，随着国家对体育产业扶持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年轻运动员选择创业，冠军基金便及时反应，整合资源推出创业训练营。

“这也是一个试错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基金创办之初，我们其实花了很大气力在为运动员找工作”，杨扬自己都会出面，与大企业沟通，为运动员争取就业和实习机会。

令基金工作人员沮丧的是，花了极大精力才从企业获得的就业机会，“常常是没人愿意去，要么是我们的运动员不自信，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不敢去；要么是运动员心理上还没转换过来，不想去企业，想要在老家有个稳定有编制的铁饭碗……”

“后来我们发现，如果以帮助多少运动员安排了就业作为我们的KPI，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他们真正的需求不是工作机会，尤其是2014年体育产业热之后，退役后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孙小峰加入冠军基金后，将着力点渐渐调整到帮运动员认识自我和社会，做好定位。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新的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由过去的统一包分配，转变为以货币化安置为主，运动员退役时获得一次性退役补偿。同时还出台了面向优秀运动员的职业转换过渡期政策，在过渡期，运动员的关系保留在运动队，可以继续领津贴，“利用这一年的时间学习、找工作。国家考虑得越来越细，现在的运动员越来越幸福了，这也是让很多老一代运动员羡慕的。”

“冠军基金的定位是国家整个运动员保障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在政府大的运动员保障计划下，我们作为社会力量，把社会资源动员起来，去支持中国运动员的保障工作。”

学员在第三届运动员创新创业训练营上做创业项目路演 图/本刊记者 梁辰

“谁的未来都是模糊的”

多年NGO工作的磨练使得孙小峰善于倾听、体察，他从刚退役的运动员身上看到一种普遍的不自信，“他们从小进入专业训练，与社会脱节，虽然心智和身体都已经成年，但社会化程度不足。”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要帮助运动员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在充分的自我认知上提升他们的自信心。”

“在这个时代，谁的未来都是模糊的！”为第三期创业营初级营的“创业小白”授课的张静老师曾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工作十多年，担任过英国高等教育学会驻华首席代表，但她一开场就打破了自己履历表上“高大上”的人设，“我在2014年圣诞节收到一个大礼包，裁员通知！”

“我下岗，你们退役，都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每个行业都在加剧变化，谁的未来都是模糊的。”台下的运动员们听了深得安慰，张静老师鼓励他们放下不安，“五年之后，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不要害怕变化，如果你可以积极地做出职业转换，我要祝贺你！”

冠军基金鼓励运动员多尝试，通过实习和实战找到自己的职业方向。杨扬对此极为赞同和支持，她本人退役后也做过许多尝试，读书、做电视台主持人、创业、参与国际体育组织……

很多运动员刚退役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即便就业也只能从事与自己运动专项相关的工作,市场化程度低的项目，运动员在职业选择时困难更多。“运动员自己要打破这种限制，重新学习，完成成长更新。”

孙小峰鼓励转型成功的老运动员现身说法，激励年轻人。第三期创新创业训练营上，他请来了CFD旱地冰球中心创始人陈新给学员们上课。

陈新是与孙雯同时代的女足运动员，“我们那时候踢足球的女孩子不少，但出来的也就孙雯那几个。”陈新退役时想上大学，但她所在的福建女足没有打进全国前六，她也拿不到大学特招的资格。教练跟她说，你改练个人项目吧，也许出成绩比集体项目快。她真的改练跆拳道，因为有目标，“那一年拼了命”，竟然打了一个全国第三，特招上了大学。

精瘦的陈新对运动充满热情，她是个攀岩爱好者，还考取了攀岩国际级裁判资质。40岁时她辞去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职，从瑞典引进旱地冰球运动，创办CFD旱地冰球中心，并一手打造了旱地冰球在中国的培训体系。十年的深耕，这项运动已经覆盖全国近一百多所高校、两百多所中小学、超过一百家社会俱乐部。

孙小峰给陈新颁发授课证书时说，“持续学习的陈新这一路的进化，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陈新还在不停进化，她坚信体育的底层核心价值是“教育”而非竞技，而旱地冰球培训只是她构建体育教育系统的单点突破。

“运动员完全可以在退役后再创辉煌，”孙小峰鼓励更多的年轻运动员打破自我设界，“你们也可以成为医生、律师、企业家，胜任新的专业领域。”

奥林匹克博览会期间

冠军基金团队与杨扬（左二）合影

“出口决定入口”

每当媒体曝出个别退役运动员生存困顿的消息，孙小峰都会觉得心痛，“出口决定入口，虽然那些都是极端个例，但是如果大众能够看到体育让从业者过得更好，而不是更惨，对体育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极有影响的。”

他对中国体育和体育人的未来非常乐观，“国家对体育这块这两年有很大的一个改革的举措，协会和项目中心脱钩，协会实体化使得未来可能培育出更多的社会俱乐部。社会办体育，而不是政府办体育，运动员就不必像现在的专业队一样脱离社会，他们可以不脱离家庭、不脱离社会从事体育运动。”

对孙小峰来说，那也意味着一些今天困扰他们的问题将通过改革迎刃而解，“比如IOC ACP（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发展项目）这个项目其实并不只是针对退役运动员的，相反它是涵盖运动员全周期的，尤其强调先管理好运动生涯，然后自然过渡衔接到后运动时期。”

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服务到现役运动员，但现实令人尴尬而沮丧，“怎么说呢，我们的大多数运动队不希望过多地向运动员传递规划意识，认为这样会让现役运动员分心。”

孙小峰感到非常遗憾，“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规划平台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好的做法，比如它专门有一个课讲‘平衡’，帮助运动员建立好的习惯，鼓励他们一边训练一边完成学业。而我们的运动员在现役时期，几乎不能够在学业上做主动规划。”

“运动员当作一个职业去看的话，其实跟企业是一样的。从试用期然后到转正，你要对运动员的岗位职责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你如何设定自己的目标，怎样去分配你的时间，怎样有效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以及联系未来，还有其他哪些方面你可以去学习预备，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如果能够让更多现役的运动员得到培训，现役和退役就不会有断裂感，很多人会受益。”

冠军基金所有的培训都不收费，包吃包住，也常有人问孙小峰，“运动员是弱势群体吗？”

我在第三期创业营上见到了摔跤运动员李宽，他穿着黑色高领衫、牛仔裤，看起来帅气干练，定睛看时，他两只鼓囊囊的耳朵吓了我一跳。他告诉我由于从小训练，“我们摔跤运动员的耳朵都是这样，耳朵的软骨全部都被打碎了，长在一起就成了这样。”

他带着一万块钱孤身从甘肃跑到上海创业，“一个人不认识，连打电话都不知道能打给谁”，他笑着说这就是运动员的勇气。

没有任何商业常识，他装修完了自己的跆拳道馆后发现那一条街上还有三四家道馆，“哈哈哈……”就这样，居然愣是凭着二十多年专业训练积累下的硬功夫开出了两家店，“现在其实可以开第三家店了，但是我感觉自己在股权结构、团队管理上还有很多欠缺，这次过来学到好多。”

课间休息的时候，他总是主动站到老师身边请教，“运动队时候的我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特别不合群，别人出去玩，我在屋里写训练日记，半夜睡不着，怕打扰室友，我躲到厕所练习技术动作。”

这是李宽是第二次参加冠军基金的培训，此前他曾经参加儿童运动能力指导师培训。创业成功后，他过去的队友和小师弟们也纷纷去投奔他。

孙小峰说，“运动员当然不是弱势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身心皆强的强者。我们只是在他们从运动队迈入社会的这一个时段陪伴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段，他们需要帮助！”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1期

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编辑 |孙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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