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社会，人人都希望做好生意。“做好生意”不仅可以解读为“把生意做好”，也可以解读为“做好的生意”。“把生意做好”的含义不说自明，而在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这一大主题下，“做好的生意”即是做能够创造社会价值、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生意。

社会创新是长江商学院始终的关注焦点。创办院长项兵教授提出，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需要通过社会创新跨界整合多方资源、通力协作才能有效地解决。

作为区位优势显著、思想开放包容的商业团体，闽商带着“做好生意”的目标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转向大海，也正是这个目标和这份勇气让它成为了名留史册、富甲一方的十大商帮之一。那么：

闽商是如何把生意做好的？

为什么说闽商做的是好的生意？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闽商实现了哪些社会价值？

长江商学院朱睿教授、范昕宇教授、李梦军研究员进行了“从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的主题研究并发表了系列文章，从经济学视角入手，通过对“激励相容机制”的介绍和对慈善史的梳理，为未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及企业践行“商业向善”的旅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要则。

今天与你分享系列文章的第六篇，以兼济天下、心念桑梓的闽商为例，与你分享“商帮慈善”的另一种思路，希望给你带来有价值的参考和启发。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利用“激励相容”的思想框架，我们试图梳理中国慈善史的发展脉络，分析其中的典型模式，以帮助我们探索今天的企业如何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

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向善，指的是企业家借助商业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并通过创造社会价值而实现经济价值（即“因义而利”） 。社会创新，指的是企业协同其他相关方（例如，政府，NGO）共同解决系统的、有挑战的社会问题。

慈善、商业向善、社会创新，这些无疑都是美好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介绍“激励相容”的思想框架，鼓励人们不仅勇于追寻善，并且以一种别人愿意加入你的方式来追寻它。(Follow your passion, but do it in a way that others will join you.)

前文提要：

1. 激励相容：其要义在于让对方出于自利动机做出你所希望的选择。

2. 慈善的“3+2”模式：“3”指的是慈善行为中直接相关的三方，即发起者、受益者、传承者；“2”指的是两类间接观察者，即普通民众和政府。

3. 中国古代的社会慈善分类（按慈善主体）：个人慈善、宗教慈善、宗族慈善和商帮慈善。

4. 徽商慈善的特色与启示：徽商慈善的特色是重视基础建设、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满足差异化的慈善需求和对兴学重教的高度投入。“以义为利”的徽商启示我们，企业自身发展得越好，才越有可能在向善的道路上发挥更大的能量。

闽商是典型的海商群体，他们在唐代中后期萌芽、宋代形成，在明朝末期达到顶峰，且延续至今。

多山濒海、伴水而居是福建显著的特点，“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殊环境，使得当地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发展[1]。

从海洋发展与全球视野来看，福建历来是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是海洋国际交通的枢纽，也是世界多元文化汇集、融合的重要场所。这里不仅经济上充满活力，在文化方面也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姿态[2]。

福建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闽商与传统农业文明不同的特质与文化。海洋文化让他们具有北上中原、东向出海的开拓精神，具有不畏艰险、创新求变、放眼全球的商业品性[3]。

据统计，闽商分布在全球近179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华商五百强中，闽商超过一成[4]。遍布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侨华人超过1200万。因此，闽商慈善也显示出了促进海外社会进步、引进海外先进文化技术、跨区域建立慈善网络等特点。

海上丝路的开拓者与“海盗商人”

闽商的崛起根植于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变迁的大背景。

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到唐朝前期，西北丝路的中外贸易空前兴盛。但到了唐朝后期，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崛起。

南宋时期，常年战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对外贸易也由以西北内陆为中心的陆上丝绸之路转移到了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

元代，福建对外贸易空前繁荣，泉州港设有市舶司，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东方第一大港”[5]。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将其称为“光明之城”。

但在明朝，中国开始有了锁国的迹象。1374年，朱元璋下令关闭了所有对外贸易口岸，实行海禁。海禁政策对福建商人的打击是巨大的。重压之下，福建商人铤而走险成为了亦盗亦商的“海盗商人”。

明中叶以后，海禁政策开始松弛。1567年，明政府决定在月港（今天的福建漳州市）开放港口[6]，承认了月港海上贸易的合法性。之后到明朝灭亡，月港都是明朝唯一存在的、合法的民间出海通商港口。

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月港把中国大量的丝、瓷、茶销售到世界各地，同时运回南美、日本的白银，东南亚的香料，非洲的象牙犀角，南美的烟草、番薯等作物，积极参与并推动了16世纪以来的全球商贸活动，一跃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枢纽、全球货物的重要集散地。

月港的开放成就了福建泉州和漳州两府的商人，其中最为活跃的海上商民即为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泉州府商民。

崇祯时期，郑芝龙及其郑氏集团，为长远考虑，决定接受明政府招安，随后将中国南海上的海盗集团一一消灭，集中力量对付荷兰舰队，获得了东南亚海域的全球贸易主导权。1640年以后，郑芝龙集团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拥有3000多艘海洋贸易船。

明末清初，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心一直在浙江宁波双屿与福建漳州月港、厦门一线。但在1757年，清政府确立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地位。随后，闽商海外贸易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的闽商涌入广州，有的甚至漂洋过海留在南洋各地。

促进开发宝岛台湾

在地球上，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有妈祖的地方就有闽商。

闽商慈善的第一大特色即在于：在前往世界各地开展贸易的同时，也将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技术（尤其是农业技术）带到其足迹所至之处——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

史书中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大规模的闽商慈善事业是在明朝末年。

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发生旱灾，处处饥荒，生灵涂炭，地方官员束手无策。海商郑芝龙毅然捐资并献策：“招饥民数万，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茇舍、开垦荒田为生。”此举不仅使饥民免遭灾难，还促进了台湾岛的开发[7]。

我国的宝岛台湾当时还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农业并不发达。郑氏首先在台湾地区引进了大批的劳动力、新的生产方式，为“屯垦”政策提供保障。

郑成功占据台湾之后，闽粤地区的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因无法维持生计而选择赴台谋生。这些大陆人带来了农耕工具，并把当时驾牛耕耘、播种五谷、灌溉等农业水利技术传到台湾，促进了台湾生产力的进步。台湾的耕地面积逐渐达上万多公顷，“渐为膏腴”，成为了重要的产米区。甘蔗种植业、制盐业等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为增加贸易输出额提供物资保障[8]。

其次，郑氏集团的海上贸易也为台湾带来了丰富的资本原始积累与巨额的利润，商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在台湾地区兴起并成熟起来。

郑成功的贸易政策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如税收方面，“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贸易总额方面，东、西洋相加，郑成功时期的海外贸易额平均为四百二十万两。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进一步刺激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出海经商作为再生生产力的重要产业支撑着台湾的经济[9]。

1662年郑成功之子郑经继位，继续发展农业与海上贸易。台湾生产建设与贸易事业的发展，又吸引了大陆人民，特别是福建的漳州、泉州，广东的潮州、惠州人民，不少人举家举族来到台湾安家落户，台湾人口迅速增加。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的二十余年中，台湾单汉族的人口就增加到二十多万人[10]。其中也有很多学者士人来台，他们开学立教，教化乡民的同时，将儒学、朱子学等优秀传统文化带入台湾，一时间尊师重教、德礼之风盛行。

从收复台湾到经济建设再到对外贸易，闽商对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及文化建设贡献卓越。

随后闽商的足迹遍布整个南洋地区，到了18、19 世纪，闽商开始热衷于东南亚的市场开发。由于殖民政府的统治，东南亚移民的教育、医疗卫生环境十分恶劣。闽商本着自身群体利益的基本需求，开始了兴办学校和医院等慈善事业。

像闽商这样通过有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将中国文化技术整体输出去的经验在中国慈善史上是少见的。尤其是郑氏家族由商人群体向政府官员的转化使得闽商慈善的公共物品提供更具普遍性。与此同时，无论是先进技术的传承，或是先进文化的传承，都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或许也是今天建设“一带一路”所需要的本土文化基因。

促进先进技术引进中国

闽商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贩卖到海外后，也会将海外的香料、白银带回国内，随之而来的还有海外特有的物种、文化和技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番薯的引进。

一般认为，番薯传入中国是由闽商陈振龙从菲律宾带入福州的。番薯成功引进福建的第二年，闽南遭遇了大旱。据《漳州府志》记载：“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番薯的引进可谓是雪中送炭，于是巡抚金学曾果断让闽南各县种植番薯，老百姓因为有番薯吃而没有发生大的饥荒。

受陈振龙影响，推广番薯种植成为陈家的家训。清代乾隆年间，完成重要且珍贵的农业科学史专著《金薯传习录》，详细介绍了番薯在中国的引进、推广历史。由此可见，番薯的引进与推广事例并非仅靠陈振龙一人之力，而是官府、陈振龙家族，以及他的后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推而广之，是发起者，传承者和政府之间良好互动和合力的结果。

引进番薯的例子，一方面凸显了闽商“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冒险精神；另一方面更是展现出了闽商善于借助政治力量创新社会影响力的见识格局。

建立跨地区慈善网络

闽商的慈善行为与闽商的成长始终相伴随，历经数百年的海外发展，遍布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侨华人已经超过了1200万。他们具有超越其他商帮的国际视野，在慈善方面也展现出了宽广的胸怀，逐渐形成了跨地区的慈善网络。

以晚清慈善家林瑞岗为例，赈灾方面，林瑞岗跨越了地域限制，不仅参与华北义赈，而且参与其他地方赈灾。光绪二年，福州水灾，林瑞岗捐银三千两。光绪七年(1881年)，台湾澎湖先后遭受旱灾、风灾等，林瑞冈“捐薯丝六万觔”。而在华北义赈运动中，林瑞岗与江南商绅联合行动。虽然他当时已经离开上海，定居家乡，却也能积极捐款筹赈，可见其赈灾理念并未受到地方主义的束缚。

林瑞岗主持创设明善堂，筹募资金呈现出了多地域网络化的特征，以此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明善堂捐款者来源广泛，不仅有安海、晋江后洋、东石、永宁等泉郡人士，还包括厦门、漳州、台湾、宁波、上海等外地人士，甚至还有“海外人士”。明善堂的救济对象虽然主要在安海镇，却获得了众多异地商人、商号的捐助。

海外华侨华人的捐赠也是闽商慈善的一大特色，而且规模庞大。闽南商人即使在海外谋生，仍以“荣旋于乡梓”为念，希望能够为家乡族人造福。陈嘉庚、胡文虎等近代著名闽籍侨商，即是其中之典范。

出身于福建集美的陈嘉庚，1894年回乡出资2000元建立惕斋学塾，捐资兴学的人生理想由此展开。后来又捐赠了集美中学和厦门大学，并在临终前将全部遗产捐给集美学校做教育基金。

与此同时，近代交通的发展、通讯技术的革新、报刊媒介的出现，亦有助于慈善信息迅速传播，构建了闽南与海外侨商群体的慈善网络。

相比于其他商帮，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的慈善网络，不仅能够更从容地调配资源，发展更多有志于慈善事业的发起者，也能更有效地抵御单一地区未来可能的重大风险，让抱薪者不必担忧明天的风雪。而这些广阔网络的背后，正是闽商不断开放、四海一家的见识和格局。

闽商慈善的启示

闽商慈善是通过商业向善达致社会创新，并实现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突出代表。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闽商自古以来就展现出了开放、勇于冒险的精神。在闽商慈善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商人慈善的方式与他们自身的商业文化、精神气质密不可分。

闽商的贸易网络四通八达、遍布全球，所以他们的慈善往往也不限于某一块区域，甚至超越了国界。和晋商、徽商相比，闽商致力于通过自己的商业网络将中原地区的优秀文化、精神传播到海外，在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促进当地的社会进步；也会将海外的新思想、新技术带回中国，为中国打开了近代化的大门。

而闽商构建的跨地区的全球慈善网络，更是为中外文化、技术、资金、信息等全方位交流及中国近现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闽商突破地域的传承是他们敢于冒险开拓的结果，同时也与他们积极融入、建设当地社会的进取心态密不可分。

推而广之，闽商慈善的独特启示在于不对“慈善”的形式和方法做出自我限定，而是以开放，包容，共创的方式，积极参与并推动技术和社会的变革，敢为天下先，亦擅于向领先者学习，从而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进步，此地与彼地的共同进步，国内技术与海外技术的共同进步。归根结底，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才是慈善的最终目的。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