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3句话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FMBA）

2022-02-19 21:12 浏览量: 3994

智能总结

来源：新民晚报（ID：xmwb1929）邓小平，被人们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伟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1997年2月19日，他在北京与世长辞。不幸的消息也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华人华侨...

来源：新民晚报（ID：xmwb1929）

邓小平，被人们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伟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1997年2月19日，他在北京与世长辞。不幸的消息也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华人华侨及各国政要、国际友人等纷纷表达缅怀之情。

今天，是邓小平逝世25周年，我们特别整理出邓小平“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3句话”，带您一睹伟人治国之胸襟、改革之气魄。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欲出版一套世界领袖丛书，邓小平的文集被列入了计划之内。这不仅得到了中方同意，邓小平还允诺要亲自写序。

邓小平与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总经理罗伯特·马克斯韦尔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欣然命笔，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题，为《邓小平文集》写了序言。

他满含深情地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一向淡于著书立说，之所以爽快地答应是因当时的改革开放才刚起步，世界对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还不了解，这将有助于外国人重新审视中国。

这句朴实而又饱含深情的话语，表达了邓小平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是邓小平一生人格情怀的真实写照。

“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

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热衷于发号施令、说空话而不为群众干实事的领导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

他强调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从根本上指出了干部领导应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从今天来看，这句话依然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次讲话后来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倡议成功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1984年1月24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他游览城市也访问渔村，感受颇深。

邓小平在深圳国商大厦楼顶眺望城市

同年6月9日，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掷地有声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注入了全新的意义。

“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1月29日，南行途中的邓小平来到珠江冰箱厂，当听说这个乡镇企业小厂在7年间产量增加了16倍，排名全国第一，并出口到东南亚国家，他高兴地说：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1992年，南行

今天，“发展才是硬道理”早已深入人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一思想始终不渝的坚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这年的9月26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时，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他在1988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进一步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此后，中共十四大肯定并发挥了这一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振兴科技。

全国科学大会后，邓小平接见会议代表

事实胜于雄辩。邓小平不但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还早早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不管黑猫白猫，

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猫论”要回溯至上世纪60年代。1962年，一些农村地区为了应对饥荒和自然灾害，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这些变化，在党内引起较大争论。

是年7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

他引用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本是四川农村的一句俗语。后来渐渐被化用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双猫图》

据说，邓小平家中也挂有一幅《双猫图》，画上有遒劲有力的题词：“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画者是被誉为“江南猫王”的著名画家陈莲涛。

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这句话又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猫论”的影响至此扩大到世界。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1989年6月9日，他又指出：“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

1992年初邓小平又在南行的谈话中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1992年初邓小平南行

总的来看，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主要包括：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

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最早是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

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再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当时的提法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包括“企业、地区、社员”，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

1978年，邓小平在天津视察

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完整表述了共同富裕的构想：

“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论述，打破了分配领域里的“左”的思想枷锁，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

“主权问题

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那年刚通过洋枪利炮战胜阿根廷的撒切尔夫人携马岛大捷余威雄心勃勃地称，中国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影响，要维持香港的繁荣，必须由英国来管理它。

邓小平则针锋相对，明确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当时的谈判气氛十分紧张，邓小平出奇的强硬让撒切尔夫人在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仍脸色凝重、心神不宁，还不小心摔了一跤！那么只好按邓小平的话来做了！

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的论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力量和决心。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正式确认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从综合国力来看，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远不如现在的中国。

所以，邓小平当年在主权问题上的强硬表态，让我们现在更加有底气地说：主权问题，绝不可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性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这次谈话，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2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

1982年9月24日，面对“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邓小平据理力争，谈判中他表示：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继续保持香港繁荣。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

关于此次会谈，坊间有很多说法很有意思，比如，邓小平曾说，如果英国不同意归还香港，中国军队今天下午就可以将香港收回……

总之，邓小平的底气和决心加上“一国两制”的创想，促成了香港的顺利回归。

虽然邓小平最终没能实现去“回归后的香港看看”的心愿，但25年后的今天，香港一如他所愿繁荣安定，且有活力、有底气。

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做得到的。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

一百年不统一，

一千年也是要统一的。”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同胞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

他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澳门相继回到祖国怀抱，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的繁荣。

小平同志同样也说过，要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两岸关系这些年来，起起伏伏，但大家始终都没有忘记邓小平说过的话：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中国领导人热爱足球是出了名的，邓小平也不例外。

1985年8月11日，首届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的闭幕式在北京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时，向在座的国家体委领导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关于足球的指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1973年，在先农坛观看足球比赛后接见双方运动员

这是这句话第一次被广泛报道。

其实在此前的1979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体委领导时就说过：“增加‘娃娃’的事，要专门写个报告，要包括军队在内……足球不从娃娃抓起，是搞不上去的。”

另据曾在国家体委担任领导的荣高棠回忆，邓小平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作过类似的指示。

其实，不单是足球，学任何一门技能都是有窗口期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越早越好。

邓小平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想到，理应最得益的足球运动，反而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大于喜悦。

好在，现在有了另一位更喜欢足球的领导。中国足球有了新的希望。

邓小平逝世25周年纪念——他的伟大在于：对内不折腾，对外有谋略

作者：严锋编辑：哲学之路（ID：zhexuezhilu）小平的可贵，就是对内不折腾，对外韬光养晦，死死抓住这几十年难得的国际环境，果断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台阶。研究历史的人总喜欢说历史的必然，个人只是被历史推动。这种观点非常平庸，而且特别不符合中国国情。有一种说法，认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只是历史的偶然，假如当时没有邓小平，其他领导人也会搞改革开放。这样的看法似乎立不住脚。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虽然是顺应大势，但改革是否必然，是否会有那样的力度魄力，是否会用这种形式，这个速度、规模，那就不好说了。看看东边的邻居，他们未必没有改革呼声和历史必要性，几十年了，改了个啥？今天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文革刚结束时整个社会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当时如果没有小平出来，最多就是回到50、60年代文革前的路线，当然会比文革10年务实，小修小补，但今天这种全面开放、市场经济那是想都不用想。再合理的历史趋势，假如没有人以坚定意志强力推动，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大潮，稍纵即逝，奔流不回。看中国近代以来一些关键节点，都是阴差阳错，与机遇失之交臂。小平的可贵，就是对内不折腾，对外韬光养晦，死死抓住这几十年难得的国际环境，果断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台阶。如果当时磨磨叽叽，优柔寡断，拖到今天虎视眈眈的川普时代，再想开放也不成了。小平的意义恰恰是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他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知道中国最关键的不是说，而是做，为老百姓要的是里子，而不是面子。所以他说不争论，他的策略是，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留给未来。有些事情是争论不出个所以然的，是争论不出生产力的，是争论不到综合实力的。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打嘴仗胜利的。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小平做了一个讲话，题目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别小看这个看上去普通的标题，其实包含了这之后中国惊天巨变的基本原力。历史是合力，但历史也需要杠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三句话有着丰富的潜台词、高度的政治智慧、无穷的后续可能性。就这三句话，除了小平，别人想也想不到，想到了也不敢说，说出来也没用。

今天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也是小平拍板推动的。穿越到1977年，大家想一想自己和周围人当时的认识水平，就明白小平推动的思想解放实在了不起。仅此一点他就秒杀同侪。1977年8月3日，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会上当时教育改革的勇将温元凯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小平听后当场说：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不需要领导批准。这简直是破天荒，让很多人大跌眼镜，领导不批准，这事怎么办？会不会犯错误？领导不批准，领导的权威在哪里？党委的权威在哪里？对不起，有些事情就是个人的权利，真的还不需要领导批准。领导操心操的太多了，有时候是需要休息的。小平就是这样豁达而明朗。

停止上山下乡，让知青回城，当时城市没有工作岗位，很难一下接受那么多人，无法安置怎么办，搞出大乱子怎么办，谁敢拍这个板？邓小平。包产到户，阻力重重，大多数干部都不同意。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谈话，在关键时刻专门表态支持阻力重重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录了这篇讲话，定名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个能真正推动历史的人，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眼界、意志、威望。三者具其一，在1977年的中国并不少，三者具其二的，也有。三者俱备的，只有小平一人。但小平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具有宏大构思，思想深刻，满怀理想远景的人，今天批评他的人，常拿“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说事。其实，他们完全说反了。不搞宏大构思，摸着石头过河，恰恰是最了不起的地方。历史上，各种各样空头支票、漂亮口号把人害惨了，小平不愿意那样做。最令人敬佩的，是邓小平对下面的信任和放手。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让下面的人解放思想，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先干起来再说，错了再改，别太出格就行。这里面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治国理念，最上层是无为而治。上层无为，调动的是下面积极作为。邓小平曾说：“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可能少管。”有人少管，就会有人多干；上面的多干是添乱，下面的多干才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他还对金庸说：“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没有那么尽事皆知的圣人，领导更不可能主意多多，诸事皆管，讲话必重要，指示必英明。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所谓“不折腾”，就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不为，恰恰相反，无为而无不为，给老百姓空间，给社会大众选择，这是思想解放的精髓所在。

邓小平的眼界、意志、与威望，是他一生经历积累形成的。没有多少人像他这样一次次大起大落，他经历了党政军中央地方文化科技外交等一切关键岗位锻炼，见识的多了，思考的也就多了，思维就不那么狭窄。16岁去法国，从1920到1926年，他在法国度过了一个人最黄金的青春年华，也是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1975年访问法国时，他参观了工厂和农村，目睹了法国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赴联大演讲，别人问他最想看什么，他说：华尔街。邓小平是睁眼看世界的人，心里装着国家，眼里看着世界，不封闭，也不乱来。他在世时，老有人嚷嚷要跟美国全面对抗。邓小平说：我是会打桥牌的，不要以为你有四个K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呢。不对抗并不意味着就是软弱。在外交方面，邓小平坚持的是务实主义路线，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准则。他访问完美国，就对越南对手，狠狠地教训了这个恶邻，也让苏联有所顾忌，老实收敛起来，从而为中国开创一个良好的开放环境。他不是个不会弯腰的人，但他有他的底线。今天和小平在世的时候都有不少人骂他，这其实正是小平了不起的地方。你只要在他之前的时代骂骂领导人试试就明白了。那么，是他没有能力让骂他的人闭嘴吗？不是的，他是个超级政治强人，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在他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搞个人崇拜，假如他那么搞的话，在中国很容易成神，今天骂他的人只会顶礼膜拜了。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一位领导人全世界公认的，那就是邓小平。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小平同志也必须接受历史的评价，而无论评价如何，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开创者，正是他主导的改革，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的“短缺经济”的现实，也由此，主观、客观地推动了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领域的变革。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的历史会被改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平同志的人望是无可比拟的，因而有了邓小平理论，这是全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共识。这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然而，似乎在最近几年，对于小平同志的评价，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分歧，而分歧的焦点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些“副产品”——腐败、贫富差距、意识形态混乱、新自由主义泛滥、道德滑坡，等等问题，很多被归结到了小平同志身上，仿佛他的方针政策导致了以后的消极现象。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评价一位领导人。对于一个领导人的评价，有三个维度：使命、担当和“局限”，从这三个维度来评价小平同志。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问题，而问题的集中表现，就是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进行破题、突破、解决，就是当代领导人的使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才是符合历史决定论的。那个时代，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务之急是，苏共已垮台，如果中国人民再穷下去，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能不能认识到这一主要矛盾、能不能看到这一历史使命，是对领导人的第一个“大考”，毫无疑问，邓小平始终清醒。使命在肩，但未必每个人都敢于担当。戈尔巴乔夫临阵逃脱一败涂地，时刻提醒我们领导人担当的重要性。而在担当的问题上，小平同志是没有丝毫犹豫的。

对于改革开放，党内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大，面对阻力，小平同志不是“小步慢走”，而是“大步快走”，以至于连西方世界都对中国产生了误判（以为中国已经“和平演变”）。这样大步子的改革，对于邓小平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同志们的不解，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的担当，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最后我们要谈到“局限”，之所以要打上双引号，是因为这个局限，并非领导人个人的局限，而是历史的局限。一代人克服、解决那一代最迫切、最危急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不能指望一个人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样的话还要后人干什么？随着一个个问题的解决，主要矛盾也必然由量变到质变，产生新的一个个问题，从而形成新的主要矛盾。在这旧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新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有待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下，予以解决。邓小平的方针政策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这些方针政策必须有新的调整。所有的这些，又构成了继承者的新的使命，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把新的问题推给历史人物，是不负责任的。同样，用现在的眼光和标准去苛求过去的意识与行为，同样是不科学、不理性的。腐败、贫富差距、意识形态混乱、新自由主义泛滥、道德滑坡……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有些也确实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政策失误所致，但所有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研究和解决的。小平同志生前，看到了这些问题的苗头，并且予以警示，可以说，他的历史使命已经超额完成，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他。我们需要的是有邓小平的智慧与胆略，来解决好当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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