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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学者安德里安·G.马歇尔看来，亚洲近代史的开端是和一艘铁壳蒸汽战舰——复仇女神号（Nemesis）联系在一起的。

1839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出资，利物浦莱尔德造船厂建造的复仇女神号下水。它以蒸汽为动力，以铁甲为装备，配备水密封舱，装载着两门安装在旋转炮架上的32磅大炮，5门6磅炮，还有许多枪支弹药。

这些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顶级配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出尽了风头。

马歇尔在其著作中描述了1841年2月25日，复仇女神号与其他战舰一起搭载英军攻入虎门的上横档岛的情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火炮队发射数百发炮弹，朝炮台上一群缺乏训练、毫无还手之力的士兵轰击，寂静的天空响起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和爆炸声，火光冲天，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复仇女神号与大清水师炮战》约1858年绘

这一天，英军攻占了珠江两岸的所有炮台，至少500名清军将士阵亡，1300名沦为俘虏，而英军仅有8人受伤，1人战死，复仇女神号毫发未损。英军还一把火烧掉了林则徐麾下的“剑桥号”，爆炸声响彻天际，甚至在广州都能听见。

作为中国近代开眼向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督粤期间，亲眼看到英军“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中国军队则“器不良”“技不熟”“船炮之实实不相敌”。他向道光帝奏言，“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也曾给友人写信，认为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 技熟、胆壮、心齐”“第一要大炮得用”。

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大国的自我，机器的威力自此烙在一个古老民族的心里。

以人力、风力为动力的木船，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铁甲船，这就是古代制造和近代制造的分别。1841年，在中国沿岸军民眼中，长56.1米、宽11.9米、铁皮厚11.4厘米、拥有罕见铁壳和蒸汽装备的复仇女神号，如同“天外来物”。对于这一工业革命成果的集中展示，《华尔街日报》曾评论说，“蒸汽和钢铁对大英帝国的影响全体现在这艘船上，在每一个螺母和螺栓上”。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说：“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25年后，1865年，清朝第一艘自己设计制造的蒸汽轮船——“黄鹄号”，建成下水。

1861年9月，湘军攻陷了天平天国将领陈玉成镇守的安庆，曾国藩立即着手“设内军械所，制造洋轮洋炮，广储军实”。他看到国外的“轮船之速，洋炮之远”，急切希望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听说无锡有两位“格致之才”（科技人员），徐寿和华蘅芳，立即将他们找来，在安庆“设局造洋器”“自造汽轮”。

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朝第一个兵工企业，因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和洋器无关，故称为“内”。

徐寿、华蘅芳白手起家，他们在上海墨海书馆买到《博物新编》一书，其中“蒸汽”一节写有轮船动力系统的基本原理，有一张蒸汽机略图。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也搜集了很多资料。经过反复揣摩和周密计算，华蘅芳绘出了制造图样，徐寿和工匠用手工工具，按设计图样制出了“汽缸直径一寸七分，引擎速度每分钟二百四十转”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

初次试验，蒸汽机发动了一会儿便停转了，怎么调也不转。官员们上报曾国藩，要求换成“洋匠”来造，曾国藩不同意，支持徐寿、华蘅芳继续改进，因为“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1862年8月2日，中国人自造的第一台往复式蒸汽机正式试验成功。曾国藩在当日的日记中说，“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汽贯入筒，……火愈大则汽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

此后，徐寿、华蘅芳着手试制小型木质轮船，1863年底获得成功。再后他们开始制造木质的蒸汽机明轮船。因船两侧安有轮子，一部分露在水面之上，故名“明轮船”。由于他们在江边看不清远远开过的洋舰，曾国藩就让人租了一只，停在江边。他们细心查看其构造，然后自己研判、研制。

1864年7月，湘军攻占南京后，安庆内军械所迁至南京，改为金陵内军械所。到1865年，第一艘用螺旋桨推进的蒸汽机明轮船试制成功，在南京下关下水。曾国藩将其命名为“黄鹄号”。

1865年，曾国藩和学生李鸿章创建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徐寿和华蘅芳则担任制造局委员。他们参考国外兵轮的书籍，建造了中国第一艘兵舰“恬吉号”。他们还制造了中国第一代枪械、大炮，用铅室法生产出了硫酸，研制出本来完全依赖进口的黑色炸药，等等。

徐寿、华蘅芳在研制轮船的过程中认识到，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必须系统地介绍国外的科技著作。在徐寿的倡议和筹划下，1868年4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开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馆，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1876年，他们还与英国人麦华佗、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专门进行科技教育的新式书院。他们还创办了第一份科技杂志——《科技汇编》。

｜江南制造总局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富有改革色彩的经济运动，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创办了数十家用机器大工业武装的近代化工厂。但中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因洋务运动而成功。

“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这一“梁启超之问”给人留下了深长的思考空间。

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再一次打开国门进行经济改革时，就有学人在反思洋务运动时指出，由于外患频仍、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等因素，洋务运动所创办的中国近代工业，走上了一条从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但仍偏重于军事工业），由重工业到轻工业（但仍偏重于重工业）的道路。事实表明，这是一条不可取的道路，也是洋务运动发展得如此艰难的内在原因之一。

陈彪先生在《洋务运动与世界近代工业化潮流》中指出，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近代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无一不是从轻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开始。纺织业是英国工业腾飞的基地，继而是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业的机器大工业化。美、法、德、日的道路基本类似。德国由于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崛起，工业化初期马上出现了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高潮，但其有一个独特背景，即当时荷、比、英、法等大量外国资本涌入，解决了德国本身资本不足的矛盾。

洋务运动时的中国，财政困难重重，中央政府“部藏无余”，地方各省“库储告匮”，还要支付不平等条约的巨额赔款，筹资镇压太平天国，资金严重匮乏。当时创办的一系列机器大工业工厂，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占去大半。1865年到1867年，四家最大规模的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全是军事工业。

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这些企业一诞生就常常面临亏本、资金匮乏的威胁。以福州船政局为例，该局在1874年后的十年中，欠资达240余万两之巨，大大影响到正常的扩大再生产。

整个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总投资起码在5000万两以上，但经济效益不高，片面追求“自强”，忽略了“求富”，不太讲求经济效益，加上管理混乱和中饱私囊，致使许多企业“股本耗折”“成效毫无”，局限于简单再生产而已。

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规模，以收支银两计，总是徘徊在平均六、七十万两左右，1874至1894年间有9年支大于收。

以1872年轮船招商局创立为标志，洋务运动进入创办民用工业的阶段，其间共创办了20多家主要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一创办，就成为西方在华轮船公司的有力竞争对手。上海机器织布局，投资少，利润丰，“每日日用五百两，获利约五百两，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利”，利润率几近100%。

民用工业的初步成效，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崛起。自1870年代至1890年代，民族资本创办的厂矿企业从无到有，猛增到100多家。但总体上仍是采矿（基隆煤矿、漠河金矿等）、冶金业（湖北炼铁厂）、轮船航运业、电信业（天津电报局）居多，真正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迟至1890年代才广泛创办。

洋务运动重“重”轻“轻”，确实和内忧外患的特定环境有关。但并非没有另一种可能性。日本的工业化从1860年代起，最初也是为了“富国强兵”，以创办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海军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等国营军工厂为开端，不久也面临资金的匮乏。

不同的是，日本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创办了富冈巢丝长、新叮纺织厂、千佳呢绒厂和爱知纺织厂等四大纺织工厂，以及水泥厂、玻璃制造厂、火柴厂和酿造厂等一批小型轻工业工厂；而且在以重工业为重心的道路导致国家财政亏损的情况下，及时调整，1877年前后采取扶植机器纺织业的政策，在1880年代实现了发展重心由重工业向轻工业的转移。

以创办大阪棉纺公司为开端，日本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率先开启了全行业机器大工业的产业革命，远远走在重工业前头。日本还颁布了处理国营企业的条例，将大部分国营企业极其廉价地处理给私人资本，三井、三菱等就是在那时膨胀起来的。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不乏振兴民族工业之雄心，但在路径选择上，没有按照符合经济规律的办法，推进民族工业化，终于无法成功。当然，在国将不国的危难时刻，就经济论经济，或许是一种苛求。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

从李鸿章提出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到1897年梁启超提出“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1898年康有为提出“兴实业”，甚至要求清廷把“定为工国”作为“国是”，到张謇提出“振兴实业”“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希望以棉铁两种工业为出发点实现国家工业化，到孙中山1919年用英语写成《实业计划》，提出规模宏伟、内容详尽的工业化方案……，中国工业化的先声，如夜半啼血的子规，从未停止。

今天当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交汇处，中国已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成为世界第一，到2020年占世界的28%。

回顾历史，大致可以得出四个观点，以启明天。

一，工业化的本质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孙中山曾说，中国号称“生活最廉”，可是中国工人每天劳动14至16小时，才能勉强糊口，可见为得到必要生活资料所付出的劳动代价，实在是“最贵”的。要改变这种“悲惨境遇”“就必用机器以辅助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也指出，中国劳动人民为什么很穷困，他们的生活水平为什么很低呢？一个原因是中国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还很少，在国民经济中，90%左右还是手工业和个体农业，在运输业中，也绝大部分是人畜力和木船运输。和机器工业比较起来，它们的生产力很低，耗费劳动力很大，不能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资财来供人民享受。

他提出，“首先用一切办法在现有基础和现有水平上来提高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节省原料和材料，消灭浪费，降低生产品的成本，然后逐步地提高生产技术，建设新的生产事业，并使手工业和个体农业生产经过集体化的道路改造成为具有近代机器设备的大生产”。

二、工业化发展，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孙中山提出，国家“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要满足这四大需要，关键在于振兴实业。而振兴实业必须各方兼顾、同时并进，“非谋其一端之可成效也。必也万端齐发，始能收效”。他优先强调的是“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因为“此皆实业之利器”。

刘少奇1950年在谈到中国的工业化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时说，“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急需的国防工业，则是为了保障我们和平建设的环境所不可缺少的”，这之后“我们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并发展重工业”。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历史深处的忧虑，让中国有一种急迫的追赶意识。毛泽东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58年的大跃进，以“基本工业五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为指针，“以钢为纲”，但很快就开始调整和收缩。

由于不重视轻工业和民生工业，1978年改革开放之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印度，只有日本的1/20、美国的1/30。

三、工业化发展，必须调动好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两种力量，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和企业家。

孙中山主张，“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他认为铁路、海港、航运以及采矿、钢铁、移民垦荒等投资巨大、周转期长的大企业，应由国家经营。制造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的各种生产事业，基本都属于“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的范围。

历史证明，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只要给民营企业公平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它们就会创造出难以想象的活力与价值。荣德生先生尝言，“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用民力，虽一切皆有官办，因事不切己，往往徒增浪费。

1979年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他还说：“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四、工业化发展，坚守国家主权和坚持对外开放必须并举。

张睿曾说，“借外债不可丧主权”。孙中山也强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同时，孙中山认为，“要想实业发达，非门户开放主义不可。”“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

从1841年复仇女神号驶入虎门海域，以及1842年6月抵达长江口，对吴淞的清军发动进攻，已然是三个甲子之年。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观念的启发，还有鲜活的人格。

徐寿（1818～1884），中国近代科学先驱之一，终生“耐勤苦”，习西学，反迷信，喜欢动手制作器具。他在翻译英国的化学教科书时，取西文第一音节而造新字，将元素周期表中的多个元素进行了命名，如钠、钾、钙、镍等。他一生译书17部，105本，168卷，约287万余字。

徐寿1884年病逝于上海格致书院。

徐寿的次子徐建寅，从小随父做科学试验，17岁进安庆内军械所。1900年应张之洞之邀到湖北汉阳钢药厂，制成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代无烟火药。1901年3月31日，因火药发生意外爆炸而遇难，年仅57岁。徐建寅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殉难于事业的科学家。

华蘅芳（1833～1902），一生“敝衣粗食，穷极终身”“未尝求禄什进”，献身科学事业，与外国人合译出版了12种171卷科技著作，泛及数学、地质学、矿物学、航海、气象、天文学等等。他在主持江南制造局龙华火药厂技术工作时，亲自试制“镪水”（硝酸），以代替进口硝酸，所需成本只有进口的1/3。

1865年，当他们制造的蒸汽机明轮船下水时，曾国藩取名为“黄鹄”。

“黄”是炎黄子孙的黄，“鹄”是“鸿鹄之志”的鹄，是传说中的大鸟。

所有为了这个民族的富强，在曲折的工业化道路上披荆斩棘的开拓者，都将永载史册，光照未来。

• 参考文献：

《复仇女神号，驶过英国殖民史的传奇15年》，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国藩与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黄松平、朱亚宗，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温故黄鹄号》，张建伟，中国青年报，2005年7月2日《洋务运动与世界近代工业化潮流》，陈彪，史学月刊，1986年第4期。《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赵靖，《经济研究》，1982年第7期。《孙中山工业化思想及其影响》，宋正，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2期。

编辑：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