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杰西·诺曼

译 者：李烨

来 源：选自《亚当·斯密传》中信出版集团 2021

01、一个脆弱的世界

1761 年，让·卡拉斯 63 岁，他是一位胡格诺派商人，生意红火，同时也是一个丈夫和 6 个孩子的父亲，他在图卢兹开了一家商店专门经营织花布和印花布。当年 10 月 13 日晚，他的长子马克·安托万被发现死在家中。卡拉斯宣称，他儿子是被入侵者谋杀的，但医学调查确定，他是「被自己或他人活活吊死的」。城里突然传出一个谣言，说卡拉斯的儿子是被家人杀死的，是为了阻止他皈依天主教，于是卡拉斯被逮捕了。但是在监狱里，卡拉斯改变了自己的说法：马克·安托万是吊死的，他们在一开始出于害怕撒了谎，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死者是自杀，他的尸体可能会被剥光衣服拉去游街示众。

接下来在当地举行的审判如同儿戏， 100 多个证人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证词，讲述了道听途说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目击者，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法庭没有找到所谓的死者皈依天主教的证据，但死者却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天主教葬礼，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在教会的公开支持下，卡拉斯很快就被认定为谋杀罪，判决被提交给图卢兹议会。该议会是当地的立法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审判法庭，在 1762 年 3 月 9 日，议会的复审再次维持原判。

随后，卡拉斯受到了公开的审讯和酷刑。在所谓的「普通拷问」下，他被放在一个架子上，四肢被慢慢拉开。由于他拒不招供，地方法官就升级到了「特殊拷问」。卡拉斯的嘴被强行撬开，用布盖住，在嘴里放上一个漏斗，行刑者捏住他的鼻子，用水壶把水灌进他的喉咙。但这仍然无济于事。然后，他被带到了大广场，固定在一个十字架上。他的腿和胳膊被打断，腹部被铁棍反复击打碾压。做完这些后，他被绑在一个轮子上，脸朝上放在太阳下，被处以轮刑，但他仍在抗议，坚称自己是清白的。最后，他们勒死了卡拉斯又焚烧了他的尸体。

卡拉斯案喻示了社会的本质。对卡拉斯的判决提醒着人们，即使是一个在表面上很精致的城市，也可能有隐藏其中的暴力。

很明显，当时卡拉斯被指控、处以酷刑和判处死亡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天主教教徒对其作为胡格诺派教徒的身份的恐惧造成的道德恐慌。图卢兹的法律机构不仅没有基于法治遏制这种恐慌，反而积极地怂恿这种恐慌。斯密曾在 1789 年对《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修订中写道：「因此，在所有道德情操的败坏者中，派系和狂热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败坏者。」卡拉斯一案就是体现这种派系和狂热行为的完美案例。这个案例进一步强化了斯密在《法理学讲义》中已经强调过的，公共机构、惯例和规范作为人类行为塑造者的重要性。

从这个角度看，商业社会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解释的惊人现象。但卡拉斯案表明，商业社会也是一个具体的、复杂的、具有潜在脆弱性的人类成就。

斯密对我们非常熟悉但又非常不寻常的商业社会进行了丰富的分析。他并非只专注于经济学角度，还从法学、社会学乃至道德哲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市场不仅是靠收益或损失的激励来维持的，还需要靠法律、制度、规范和身份来维持。离开了这些非经济因素，就无法充分理解市场。需要注意的是，斯密的学术研究中蕴含着惊人的雄心。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不同学科可能都对斯密的研究有所贡献，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但每一个学科所能提供的视角都不可避免具有片面性。必须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才能给出一个统一的图景。毕竟，归根结底，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世界。

02、嗯，那又怎样？

2009 年，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 30 人充当「人头广告牌」。他们的头被剃光，在头上贴了临时文身，上面写着「需要改变吗？去新西兰吧」。做两周人头广告的价格是一张价值 1200 美元的前往新西兰的往返机票，或者 777 美元现金。

新西兰航空光头广告曾引起全世界关注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公平、直接的市场交易吗？还是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人头广告牌可行，那么付费升级监狱牢房呢？据报道，在加州圣安娜市，从 2012 年开始，非暴力犯罪者可以花钱买一个干净安静的牢房，远离那些不交钱的犯人。价格是多少？每晚只需 82 美元。或者是，付钱请人排队参加国会听证会（约 60 美元），或者付钱请人排队买一张在中央公园免费看莎士比亚戏剧的票（最高可能需要 125 美元）呢？或者花钱请学生替考，花钱让携带艾滋病毒的母亲长期避孕呢？或者聘用代理军队去打外国战争？在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当地的私营安保承包商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美军。

这些例子都来自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他严谨地强调了在美国，生命的不同方面，乃至死亡，都受到企业和市场价值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定价、买卖的影响。正如他指出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机构，例如学校、图书馆和大学，以及公共权力的工具，例如警察和消防系统，充斥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广告、产品植入和商业赞助。

这些企业入侵的间接影响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不是。例如，有很多证据表明，企业赞助的教育材料往往严重倾向于认同赞助商的利益或观点。但正如桑德尔强调的那样，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整意义上的教育并不是要教人成为一个更好的消费者，而是要使人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和能够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人。公共空间或人类身份是否应该以这种方式被殖民，这些交易对个人和集体来说有什么好处或损失，以及谁应该进行这些行动——这正是一个好的教育应该使受教育者有能力提出和思考的问题。

桑德尔认为，这种商业化带来的更广泛的结果是，不仅颠覆了现有的文化规范和期望，还助长了一种公共风气，人们越来越难就严肃的问题进行明智的公共对话，而这种风气反过来又助长了商业化。用他的话说：「当政治争论主要以有线电视上的大喊大叫，脱口秀上党派的恶语相向，和国会会场上的意识形态食物战的形式呈现时，很难想象能有一场理性的公开辩论，来讨论诸如鼓励生育的正确方式，儿童、教育、健康、环境、公民身份等道德问题。我们的政治问题不是道德争论太多，而是太少。我们的政治之所以过热，是因为它大多是空洞的，没有道德和精神内容。它未能反映人们关心的大问题。」

在桑德尔看来，企业和市场价值有压倒其他价值，尤其是道德价值的倾向，这使公众对人们可以且应该关心的问题进行辩论的热情减退，并鼓励人们对他人和自然界持有纯工具性的看法。人们提出的问题不是，「这样做对吗？」而是，「这样做的代价有多大？」不是，「这些人是谁，他们关心什么，我们如何尊重他们？」而是，「他们能为我做什么？」不是，「这里有什么值得欣喜的，有什么景观、什么自然资源、什么社区，可以供养、吸引和维系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而是，「有什么获得商业利益的空间？」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现在流行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嗯，那又怎样？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这是现代世界。人们可以自由行动，只要遵守法律，如果他们选择文广告在头上或者花钱请人代为排队，那是他们的事。同样，如果一所学校的董事会选择由企业赞助教科书，那也是他们合法地而且往往是民主地行使自己职责。在这两种情况下，获得的钱可以用于其他用途，所以这些活动也可能在经济上是有效的。何乐而不为呢？

这里存在着不同价值世界之间的冲突，即对重要事物的不同认识之间的冲突，以及文化心理学家理查德·施韦德所称的关于自主性、共同体、神性的伦理与神圣感之间的冲突。无论双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调和，这种冲突都在微妙地提醒人们，所有的人类互动都经过了某种规范的调和，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乏味、专业化和价值中立。问题是这些商业活动和价值观是否是一种腐败？从反动派到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和持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批判不能仅仅通过区分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来缓解，因为两者往往是同步运作的。

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也很少有争议：在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然有许多不久之前还远离公司和市场的人类生活领域，但现在也已经充满了公司和市场的价值观、假设、概念和语言，甚至可以说这些领域原有的规范已经被取代了。此外，有大量证据表明，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商业化和物质主义可能也是导致「富贵病」、社会焦虑、不安全感和疾病的原因。关键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正在发生，而是它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做或者说应该做点什么。

03、自由是特权还是权利

市场和企业规范在社会中的迅速增长是一种相对现代的现象。但是，对商业社会腐败的担忧与商业社会本身一样古老。卢梭、弗格森和杰斐逊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制造业和商业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私人利益颠覆公共利益的可能性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常常回溯到古典时代去寻找共和美德的典范或恶行被消解的案例。在 18 世纪，人们担心不平等，担心「奢侈」可能会助长贪婪和嫉妒，担心在一个财产不再是固有的而是可以通过交易获得的世界里，有可能出现渎职和专制。孟德斯鸠也指出了商业价值和交易对传统价值地位的篡夺，他说：「我们看到，在那些人们只依凭商业精神行动的国家里，他们把所有的人道、美德都变成了陷阱：即便是对普通人来说的举手之劳，也都变成了为钱而做的，或者是为了钱而提供的行为」。

在这些分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自由的本质。它是一种特权还是一种权利？它是作为公民共和主义传统那样已经实现了吗？它是赋予人们作为一个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地位和责任，并需要通过持续关注制度和公共美德来维持的东西吗？或者说，它是一个空间吗？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纯粹作为个人，只受法律和他们自己创造的道德原则的约束—这个空间给人的个性和情感提供了广阔的范畴，人们只需要践行审慎和自爱，就可以在商业性和社会性上维持这个空间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当·斯密是他那个时代新兴的商业社会的伟大捍卫者之一。对他来说，当时的社会与他推崇的「自然自由体系」有一定的差距，但他仍然赞美这样的社会：因为它是封建主义的奴性和个体依赖性的解毒剂，往往能改善道德和礼仪，最重要的是它能创造「普遍的富裕」，即普遍的财富和繁荣。就公民共和主义而言，斯密对商业社会的颂扬，恰恰是对奴隶制的否定，也是对那种认为可以在奴隶制基础上建立良性公民体制的传统思想的否定。相对来说，市场并未滋生腐败，而是常常减少腐败；并未增加权力，反而常常分散或遏制了权力。「每个商人或工匠的生计的维持都得益于 100 个或 1 000 个不同的顾客，而不是一个主人。因此，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每个顾客都负有义务，但他并不绝对依赖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这种修辞策略是明确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以共和主义对腐败问题的关注为例，进行反驳且不与反对观点直接交锋，而是去论证被视为不好的东西实际上是有益的。上述对「那又怎样？」问题的反驳方式，就是这种共和主义的论证方式的现代变体。

然而，斯密很清楚商业社会可能会在哪些方面产生腐败，在古典共和主义的意义上，将私人利益与公共美德对立起来。当然，首先，他抨击了商人的「卑鄙无耻」和「垄断精神」。但他在未出版的《法理学讲义》中用了一节的篇幅，对腐败做了更广泛的解释。他认为腐败是对人的思想或精神的腐化或破坏。他最后说道：「这就是商业精神的弊端，人的思想被收敛起来，使人无法提升，教育被轻视或至少被忽视了，英雄主义精神几乎彻底泯灭。」而且他特别强调了商业对教育的腐蚀作用：在伯明翰这样的商业中心，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每天能挣 6 便士，这就意味着他的父母想要让他去工作，「这样一来，（他的）教育就被忽视了。低阶层的孩子所受的教育确实无论如何都不会太好，但至少教育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缺乏这种教育无疑是他们最大的不幸之一」。

街头卖报的小报童

在《国富论》中，斯密的讨论再次回到他看到的商业社会对人们思想的威胁。首先，他担心那些由于劳动分工而从事无休止的重复性生产任务的人会出现精神损伤，因为这些任务不允许劳动者「发挥他的理解力，或发挥他的创造力为新的困难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其次，他担心道德的丧失。最后，他谴责「对富人和权贵的仰慕到了几乎是崇拜的地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对穷困潦倒之人的鄙视或忽视」的本能。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看到了。值得注意的是，斯密虽然不喜欢宗教狂热主义，但他偶尔也赞扬适度的宗教信仰，因为它能刺激人的心灵。他说，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应该得到「宗教的好处，这种好处很大，这不仅是从使人虔诚的意义上考虑，也是因为宗教为他们提供了思考和怀疑的对象」。

所以，斯密认为，商业社会倾向于压制一般人的教育、精神力量和理解力，使一些人陷入对富人、权贵的生活方式和财产的妄想和追求中。为什么这对他很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商业主义直接导致的恶果，更因为它一方面摧毁了道德想象力，另一方面扭曲了道德想象力。没有道德想象力，就不可能真正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说服或同情他人。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可能有交流，不可能有尊重，不可能有公开的辩论或审议，不可能有共同的身份认知，没有共识，也就没有政府的真正基础。那里不存在能够唤起人类能量和情感的故事或话语栖息的空间，也不存在寻求集体社会变革的能力。最重要的是，那里没有公正的旁观者发挥作用的空间，而如果没有公正的旁观者，作为人类自身基础的道德共同体就会受到威胁。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亚当·斯密很可能是自古至今商业社会最有力、最有效的捍卫者，但他还是会同情现代人，表露出对商业社会可能导致的腐败的担忧。尽管斯密的思想是复杂而不完整的，但我们仍有可能了解斯密大概的理论框架。归根结底，规范理论恰恰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无意识地、集体地创造了一个共同价值空间的理论，这个空间处于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和强制力之间，在这个空间里有一些事情即便不违法也不应该做，那是一个文明和信任的空间。

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密的思想体系的基础，是认识到社会「和谐」或人与人相互依存的绝对根本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在早期的《修辞学讲义》中强调语言应清晰易懂，他在《法理学讲义》中讲述怨恨的作用，在他的道德理论中强调「同情」和公正的旁观者的作用，并在《国富论》中强调互通有无、以物易物、互相交易的本能。正是这一点支撑着他的平等主义和政治领导理念：一个聪明而有德行的人是一个「谦虚、谦逊、公平正义」的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为了他相信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政治权力是必要的，但必须是自我限制的。

在个人道德方面，斯密的观点是，人们认同他人的实际能力受到时间、地点和环境的限制。人们认识到个人伤害的能力以及对受伤的反应几乎是普适性的，但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并不是一个世界主义的信徒，他并不相信普遍的道德共同体是好的，或者必然存在。他认为，共同体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换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自由交换赋予了共同体商业、社会和道德价值。然而归根结底，斯密始终没有将他的道德世界观与天意的作用完全割裂开来。他努力为他的规范或正义的理论提供一个完全自然主义的基础，人们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休谟那种冷眼看世界的冷静。

但是，如果说斯密这种进化理论最终仍然无法摆脱广义的基督教道德伦理，至少他还提供了其他潜在的道德灵感来源。在这一背景下，他的平等主义观要求所有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而随着交流的扩大，斯密式的同情能力也在扩大。规范在有限的社会环境中可能也会蓬勃发展并具有价值，但在更广泛、更平等、更自由的环境中，它们总是有可能通过公正的旁观者接受审查。人类社会和构成人类社会的机构应该得到尊重，但如果某种社会出现了在更广的范围内值得被谴责的做法，那么它们不能免于批评。一定程度内的相互认可不等于完全的道德免责。

对斯密来说，自发的、不断发展的秩序，无论是语言的、法律的、道德的、经济的，它们是否有益取决于社会内部赋予个人多少自由。所以他支持那些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和相互承认的措施。今天我们对此也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包括：更好的教育、自由独立的机构、法治，以及斯密做出了很好榜样的个人的礼貌、宽容和相互尊重的中庸美德。简而言之，理想世界不仅有私人的自由，也是一个可以享受自由和教育的公共领域，那里充满了文明、诚实、独立思想之间的对话。让·卡拉斯理应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但他却没有。

编辑：凌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