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身份危机的历史解读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FMBA）

2022-03-15 13:36 浏览量: 3607

本文选自2014年5月《三联生活周刊》特辑《乌克兰：失控的前景》。作者对乌克兰国家建构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历史渊源及其内在危机做了深入分析。更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推荐阅读乌克兰历史研究权威学者、哈佛大学乌克兰史教授、哈佛乌克兰研究院院长谢尔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的代表作《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

从希罗多德时代开始，乌克兰大地见证了两千年来帝国的起起落落，经历了世界秩序的多次变更。定居和游牧、东正教与天主教……不同的文明在此接触，塑造出乌克兰独特的边境身份。它是欧洲的面包篮，也一度成为杀戮的战场。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哈布斯堡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甚至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每个帝国都索求乌克兰的土地与财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直到今日，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焦点。若不理解两千年以来塑造东欧的复杂力量，就看不清当前牵动世界的动荡。浦洛基以同情的理解，写下欧洲之门所经历、所见证的两千年，为理解东方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补足了拼图上缺失的一块。

乌克兰：身份危机的历史解读

文 | 徐菁菁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第784期

2014年5月05日出版

来源：群学书院

罗斯“遗产之争”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了关于独立和选举第一届总统的投票，以确认独立的合法性和支持度。独立在各个州都获得了支持。乌克兰西部的支持率是97%，东部和南部是88%和87%，克里米亚只有54%，但也超过了半数。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1990年初，当波罗的海三国果断宣布脱离苏联时，乌克兰国内尚在激烈辩论宣布主权的利弊。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政府发表独立宣言。这发生在“8·19事件”之后，苏联解体已呈不可逆转之势。

要解读当时乌克兰的全民心态，1991年1月22日“人链抗议”颇有值得玩味之处。这一天，45万人走上街头，手牵手构成一条482公里长的“人链”，连接着西部重镇利沃夫和首都基辅。利沃夫乌克兰天主教大学发展部主任纳塔丽娅·克里莫夫斯卡那时还是一名大学生，作为“人链”中的一环，她向我们回忆：“我们想用人链说明，我们想要的不是西乌克兰的独立，是整个乌克兰的独立。”但这条人链到基辅为止，人们并没有向东走得更远。

理解1991年乌克兰的踟蹰需明确一个基本事实：除1918到1921年一段短暂的时间外，乌克兰从未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国家。而基辅作为独立政权的历史尚需追溯到13世纪前的基辅罗斯时代。

基辅罗斯是乌克兰以及整个斯拉夫文明的起点。乌克兰位于欧亚草原的西端，国土多为平坦无树的大草原，山脉仅有其领土西部喀尔巴阡山的一部分，以及克里米亚半岛沿黑海边的部分山脉。缺少自然屏障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为欧亚民族大迁徙的重要舞台。从西密利安人、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哈扎尔人、马扎尔人、匈奴人、突厥人到蒙古人，每一次欧亚游牧民族大迁徙都经过乌克兰地区。

早期斯拉夫人的历史十分模糊。一般认为，斯拉夫人早先定居于今天波兰和西乌克兰境内的喀尔巴阡山附近，后来逐渐向南往巴尔干，向东往今天的东乌克兰与俄罗斯地区迁徙。根据《罗斯古编年史》，他们在482年建立基辅城，其名称来源于当时的一个王公。

9世纪中叶建立的基辅罗斯国的兴盛与基辅所处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基辅位于乌克兰领土的中心，第聂伯河穿城而过，纵贯乌克兰全境南北。东欧古代“瓦希商路”连接着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那时的商船几经辗转，必须顺第聂伯河而下，进入黑海。

罗斯历史上有两位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领袖：弗拉基米尔大公和其子雅罗斯拉夫大公。980年，弗拉基米尔在王室的权力争夺战中获胜，他将罗斯国的疆界向西扩至喀尔巴阡山，向北部和东部扩至今天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弗拉基米尔对后世的最大影响是在公元988年接受了基督教正教（后来的东正教）。根据《罗斯古编年史》的记载，他逐个考察了当时盛行的宗教：先放弃了禁酒的伊斯兰教，因为“饮酒是罗斯人的乐事，离开它我们没法活下去”。随后他认为犹太教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信仰，而天主教的礼仪太严格，而且必须向教皇效忠。弗拉基米尔专门派考察团赴拜占庭帝国，教堂的金碧辉煌、礼仪的隆重华美令考察团印象深刻。弗拉基米尔不久便进行了受洗仪式，接着命令所有基辅居民都跳入第聂伯河的支流中受洗。罗斯受洗另一个更为实际的解释是：987年，弗拉基米尔迎娶了拜占庭公主安娜。而他的皈依是这场结盟的筹码。

罗斯受洗对位于东西方十字路口上的乌克兰意义极大。美国奥克兰大学教授保罗·库比塞克在《乌克兰史》一书中指出：

由于选择了基督教而非伊斯兰教，罗斯和它的后继者与欧洲而非中东联结起来。由于它选择了东正教而非天主教（两者于1054年正式分裂），东斯拉夫人与其西部的天主教邻居（如波兰人）分隔开来。东正教帮助罗斯建构了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为大部分斯拉夫文化奠定了基础。

弗拉基米尔死后，继任的雅罗斯拉夫进一步巩固了父亲的版图和宗教决策。他征服了芬兰南部，暂时阻止了佩切涅格人对罗斯的侵袭。他从波兰手中夺回东加利奇，随后与波兰国王缔结盟约。在他任下，罗斯北达波罗的海，南至黑海。他在基辅修建了400多所教堂，其中包括今天最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洞窟修道院。他任命了首位非希腊人罗斯大主教，把希腊文著作翻译成斯拉夫文，后来发展成为罗斯的宗教和文学语言。

罗斯的辉煌虽灿烂，但如昙花一现。雅罗斯拉夫死后，他以分封制构成的国家陷入了新的政治权力争夺。一些地方已经取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同时，由于意大利商人打通并控制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商路，第聂伯河商道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今天乌克兰的东西分化至此现出雏形：在古罗斯的地域内兴起了两个中心，一个是罗斯西南的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它包括今天西乌克兰捷尔诺波尔州、利沃夫州、沃伦州一带；另一个则是罗斯东北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公国，位于今天的莫斯科附近。

13世纪20年代，蒙古人打进了东欧，使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公国沦为金帐汗国的属国，随后蒙古向西推进，在1240年攻陷基辅。而加利西亚－沃伦王公丹尼洛向波兰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寻求支援，保持了公国的独立，直到1349年被波兰立陶宛王国并吞。

古罗斯的地理位置覆盖了今天大部分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大半。今天，这三个国家都认为基辅罗斯是他们的第一个国家。库比塞克指出：大多数俄罗斯历史著作都认为，基辅罗斯是俄罗斯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弗拉基米尔大帝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的保护神。基辅今天属于另一个国家的事实，本身就令许多俄罗斯人难以接受。

在“究竟是谁继承了古罗斯遗产”的问题上，俄罗斯和乌克兰争执不休。在俄罗斯人看来，蒙古人攻陷基辅后，基辅居民迁徙至北方的公国并保存了罗斯文化。15世纪，莫斯科崛起，从蒙古人手中赢得了解放，壮大为最大的斯拉夫国家和东正教中心。反观乌克兰，在14世纪后，那片土地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东斯拉夫国家了。

但乌克兰的历史学家们则倾向于采取种族而非国家建构的角度来强调乌克兰的独立性。在他们看来，基辅及其附近区域的人群在种族上不同于远在北方的人，那些留存在乌克兰中部的波利安人才是今天乌克兰人的祖先。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领土上保存的基辅罗斯文化更加纯粹，而莫斯科受到蒙古人的复杂影响。这个延续至今的争论对乌克兰人身份认同观念的影响极大。库比塞克指出：如果采用俄罗斯的解释，那么乌克兰独立的特性与历史就会被否定，乌克兰就是所谓的“小俄罗斯人”。

哥萨克的抉择

圣索菲亚大教堂距离基辅独立广场不远。教堂是基辅少有的罗斯时代的遗迹之一，里面还存放着雅罗斯拉夫大公的遗骨。这块圣地门口的小广场上有一尊乌克兰哥萨克首领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青铜塑像。他跨在战马上，右手持着一支权杖，正指向莫斯科所在的东北方。这尊塑像是沙皇俄国时代建立的，这一姿势象征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联系。用苏联时代档案的话说：“乌克兰人民只有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联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拯救。”

从雅罗斯拉夫到赫梅利尼茨基，时间相隔500余年，乌克兰历史到达了另一个里程碑。1654年1月，在基辅郊外，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哥萨克签署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接受了沙皇对乌克兰的统治。今天，赫梅利尼茨基的选择依然充满争议：一些人认为他领导的哥萨克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先声；而批评者则指责他令整个东乌克兰落入沙皇之手，促成了东西乌克兰的分裂。

今天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的赫梅利尼茨基的雕像和最初的设计稿并不完全一致。根据最初的设计，赫梅利尼茨基的战马下还踏着一名波兰贵族、一个天主教牧师和一个犹太人。

从1240年被蒙古人攻克，到17世纪60年代的400多年，乌克兰是和莫斯科大公统治下的俄罗斯相分离的。这个时期，莫斯科公国还没能壮大到向西扩张，主导乌克兰命运的是西面强盛起来的波兰和立陶宛。最初，立陶宛控制第聂伯河西岸的数个定居点、基辅，向南直达到黑海，而波兰占据加利西亚地区。16世纪初，立陶宛的国力衰落，为阻止莫斯科公国向西扩张，立陶宛与波兰成立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实力强盛，曾一度打到莫斯科，任命沙皇。作为当时欧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除了南方部分地区外，它实际涵括了今日全部的乌克兰领土。

对于生活在西乌克兰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在共和国内部，他们的农民和东正教信仰身份意味着双重灾难。由于贵族的权力巨大，他们分割土地，限制农民离开村庄。农民实际上变成了农奴。以天主教为信仰的波兰统治者意识到，东正教的存在可能会成为不稳定因素，他们关闭了所有东正教高等教育机构，迫使土生土长的贵族皈依天主教，进行波兰化改造。他们还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建立一个新教会，在保持东正教仪式的同时向罗马教皇效忠。这就是新的希腊天主教会。在基辅，波兰人对圣地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教堂几乎沦为废墟。公元1595年，圣索菲亚教堂一度被划归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所有。

赫梅利尼茨基和他的哥萨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哥萨克”一词来源于突厥语，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含义。对于突厥人而言，这个词语的特征是“自由武士”；对于波兰人而言则是“叛徒”和“强盗”。在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统治没有触及的第聂伯河下游荒原，一些逃亡的农奴、宗教难民、不满的贵族和普通罪犯组成了自由民组织。今天，乌克兰将哥萨克看作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但哥萨克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乌克兰人。他们并不只定居在乌克兰，还有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顿河地区。他们也不是一个种族，除了斯拉夫人，还包括叛变的波兰人、摩尔多瓦人、希腊人，甚至还有少数犹太人和鞑靼人。

赫梅利尼茨基出生于西乌克兰贵族之家。这是个逼上梁山式的故事：1646年，一个波兰人抢劫了他的庄园，将其小儿子殿打致死，并抢走了他的未婚妻。赫梅利尼茨基因此投奔哥萨克人，成为他们的领袖。1648年，赫梅利尼茨基发动起义。他在乌克兰乡村获得了很多支持，被排挤的东正教会将这场战斗视为圣战。到1649年，哥萨克已经占据了乌克兰中部的大部分地区。

尽管如此，哥萨克在波兰－立陶宛共和国面前也只是一支非正规军。1652年，哥萨克失去了鞑靼人的军事支持，彻底失去了发动决定性战役的机会。赫梅利尼茨基将眼光转向东方的莫斯科：沙皇与哥萨克至少有一个共同目标——捍卫东正教。如赫梅利尼茨基所愿，《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宣告了波兰帝国辉煌的终结。莫斯科一度在1655年占领了华沙。赫梅利尼茨基在1657年逝世，也许他未曾想到，此后，莫斯科和波兰为争夺乌克兰土地展开了拉锯战，两国最终在1667年签订《安德鲁索沃条约》，俄罗斯得到了第聂伯河左岸，波兰人分到了右岸。从历史的维度看，赫梅利尼茨基的选择使乌克兰渐已形成宿命：作为文明交汇之地，乌克兰成为帝国之间的战场，而与任何帝国的结盟都不会给它带来独立。

尽管如此，哥萨克对今天乌克兰民族认同的形成仍然具有非凡的意义。如果从1667年《安德鲁索沃条约》算起，沙皇俄国对东乌克兰的统治超过250年，但这段漫长的历史时光并没有使东乌克兰同化于俄罗斯。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订前提是哥萨克的自治。1654年后，哥萨克仍然保持其元首“盖特曼”，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外交政策，维持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们还一直通过与土耳其等外部势力结盟的手段来遏制沙皇的鲸吞。即使与沙皇俄国同属东正教信仰，哥萨克也坚持保持宗教上的独立。基辅罗斯瓦解后，莫斯科都主教的地位逐渐上升，威胁着基辅都主教在这一地区的宗教权威。1591到1775年间正是基辅都主教与莫斯科都主教争夺司法权激烈斗争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大部分乌克兰哥萨克支持基辅都主教维护他的司法权威。盖特曼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还邀请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为基辅都主教主持圣职礼，恢复了一度中断的基辅都主教统治区的圣职授受制度。他还曾要求由乌克兰哥萨克解放的白俄罗斯地区接受基辅都主教而不是接受莫斯科宗主教的司法管辖。

乌克兰哥萨克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取向成为乌克兰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素材。19世纪的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在今天的乌克兰备受推崇。他的充满民族主义理念的乌克兰语长诗《伊万皮德科娃》和《加玛利亚》等都取材于哥萨克故事。

直到1722年，沙皇俄国才最终废除了哥萨克自治，派军队进驻东乌克兰并成立“小俄罗斯委员会”进行直接统治，所谓的“俄乌合并”方真正实现。

同化与分化：民族意识的觉醒

18世纪末，波兰彻底衰落。1793年，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的波多利、沃伦、布拉茨拉夫等四个省被划入俄国。1795年，俄国又得到了东部沃伦，控制了今天乌克兰土地的80%。但在最西部，现今乌克兰的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外喀尔巴阡、布科维纳五个州仍然在俄国的疆土之外。

1793年为纪念沙皇凯瑟琳二世而铸造的纪念币上刻着：“我拿回了曾经失去的。”在俄罗斯人看来，乌克兰的土地——从右岸到克里米亚都是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因为俄罗斯才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但实际上，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人操着和俄语不同的语言，也并非都是东正教徒。在第聂伯河西岸，由于长期受到波兰－立陶宛的统治，很多人转而信奉天主教或者希腊天主教了。

沙皇时期对乌克兰的基本政策是实行“俄罗斯化”。1839年，沙皇查封了领土上的所有希腊天主教会，并将其教区转交给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现代乌克兰的首所大学于1805年成立于哈尔科夫，另一所大学于1834年成立于基辅，学校都以俄语教学，初级教育也使用俄语。在西岸，过去采用波兰语教学的学校都被关闭。教育俄罗斯化的短板很明显：绝大多数乌克兰人是赤贫的农民，并没有能力进入教育系统学习，只有那些精英阶层能够融入俄罗斯文化中。库比塞克说：“俄罗斯并没有制定一个计划，使乌克兰农民大众俄罗斯化，它并没有明晰的政策来界定现代乌克兰人的俄罗斯身份认同。”

但是，沙俄时代的经济政策对于今天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民族构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8世纪末，俄罗斯开始在黑海沿岸的西部建立新俄罗斯。为刺激当地开发，凯瑟琳二世给予愿意定居此地的俄罗斯族人4000英亩土地。新的港口城市因此在第聂伯河下游和黑海蓬勃发展起来，包括今天的赫尔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敖德萨等城市。

19世纪末，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已经成为俄罗斯帝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支柱。乌克兰的首条铁路于1865年铺设，把主要粮食产区和敖德萨港口连接起来。同时，乌克兰东南部顿巴斯的铁矿和煤矿被广泛开发。顿巴斯就是今天的顿涅茨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部乌克兰就已经成为帝国工业中心，当时兴起的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城市今天依然是乌克兰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工业化改变了社会和人口结构。由于大量地主圈住农民，大多数乌克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工厂主不得不从外部引进劳动力，而劳动力主要就来自俄罗斯。19世纪90年代，顿涅茨克80%的工人是莫斯科来的新工人，而整个乌克兰超过40%的工业劳动力出生在乌克兰以外。到20世纪初，这些区域内讲乌克兰语的人已经变成了少数族裔，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占据了行政、文职工作和贸易等部门和行业的主导地位。

尽管同处于沙俄，工业化并没有波及到以农业为基础的第聂伯河西岸。两种经济形态促成了乌克兰东、西形成不同的族群结构、语言习惯和文化心理。

库比塞克在《乌克兰史》中指出：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生活在农村里的大多数乌克兰人知道自己并非俄罗斯人、波兰人或犹太人，但“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认为自己属于更广大的乌克兰民族”。如果被问到身份，一个典型农民的回答是，他是一个农夫，或者一个东正教徒，或者更简单地称自己是个“本地人”。

但在乌克兰知识阶层中，乌克兰民族的概念逐渐清晰起来。19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米哈伊洛·马克西莫维奇对乌克兰和俄罗斯民歌进行考察后提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民族尽管联系紧密，但却是相互独立的。1840年，出身农奴的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开始用民歌、农民土话和更为复杂的乌克兰语方言发表诗歌。在他的诗歌里，乌克兰是被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压迫的独立民族。他歌颂哥萨克的传奇，把波兰和俄罗斯描绘成为劫掠天地的乌鸦。为此，舍甫琴科被流放西伯利亚，永远不得回到乌克兰。1900年，乌克兰出现了第一个政党——革命乌克兰党。这是一群“左兜里揣着《共产党宣言》，右兜里放着舍甫琴科诗集的年轻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几年后，主张把民族问题放在首位的组建了乌克兰民族党，更强调社会主义的斯皮尔卡派则与俄罗斯社会主义政党联合。

在未被沙俄吞并的西乌克兰地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展则没有那么踟蹰。18世纪末，波兰被从地图上抹去，加利西亚地区并入奥匈帝国。利沃夫伊凡·弗兰柯国立大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雅罗斯拉夫·赫利特萨克告诉我们，由于多民族的奥匈帝国采取相对宽松的民族政策，加利西亚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乌克兰最具民族主义气质的地方。

起初，在奥匈帝国，乌克兰人基本被排除在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形成了以希腊天主教会为核心的当地社会结构。1848年，当时民族身份已经非常明确的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起来反抗奥匈帝国统治，这激起了连锁反应，生活在加利西亚的波兰人也要求推进“波兰”在加利西亚地区的自治。为了平息当地局势，当局认为，可以用人数颇多的乌克兰人来牵制波兰人。于是，当局鼓动乌克兰人，在希腊天主教高层的参与下，成立了自己的民族组织以对抗波兰。该组织在宣言里明确提出，乌克兰人是和波兰人、俄罗斯人都不同的独立民族。维也纳为了笼络乌克兰人，不但同意让他们在加利西亚划出自己的自治省，还允许他们创办了报纸，在利沃夫大学成立乌克兰语言文学系，鼓励乌克兰语教育和出版业，成立民族议会。库比塞克说，标准化语言教育是塑造民族认同和缔造新一代民族活动家的决定性因素。到1914年“一战”前，加利西亚已经有超过2500所乌克兰语小学和16所国立及私立高校。当地的乌克兰人甚至已经开始了公开合法的民族政治实践。1907年奥地利开始实行男性普选，乌克兰政党在加利西亚获得了22个议席。

民族国家联邦下的乌克兰

今天乌克兰的国家边界和形态最终是在苏联时期形成的。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形成了苏联。苏联的国家建构源自列宁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列宁的设想是在统一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各族人民享有平等和自主权，享有自由自决甚至分立并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废除任何民族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其直接目的就是维护沙皇俄国留下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

此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俄国内战，俄国已经连续7年陷于战争。这直接影响了苏联国家建构观念。1917年沙皇俄国倒台，沙俄统治下的乌克兰出现权力真空，民族主义者在基辅建立了一个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尽管虚弱不堪，但它也通过和德国、波兰的轮番结盟苦苦支撑到了1920年。在西乌克兰，在“一战”结束前的几天，趁着奥匈帝国大厦将倾，乌克兰民族委员会建立过一个短命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些都说明，帝国时代的民族政策垮了台，要想在俄国版图上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必须采取其他方式。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联盟，苏联在其构建过程中首先要建立各民族的民族国家，其办法就是以主体民族的居住地划分边界，并以主体民族的名称为国家命名。

在沙俄时期，乌克兰领土被划分成9个不同的省份，并不存在“乌克兰”这个地区。而苏联则承认“乌克兰”区域的存在，在1919年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今天的乌克兰版图最终是通过“二战”完成的。“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坚持，全部乌克兰领土都应该统一在苏联领导下。由此加利西亚、沃伦、北布科维纳和特拉斯卡帕提亚脱离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进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版图。乌克兰边界的西移使得超过80万波兰人迁往波兰，50万乌克兰人从波兰迁回乌克兰，这是乌克兰领土历史性的统一。

但乌克兰在苏联成立之前就形成的“显著的二元差别”——东部有俄罗斯特征的城镇及西部乌克兰特征明显的农村——在苏联时期进一步强化了。

1922年加入苏联时，乌克兰有自己的政府，有权控制经济生活，并且建立文化科技机构来促进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这曾经是乌克兰的重要机遇。在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语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工具。1927年，乌克兰裔首次在党员和政府官员的人数中占了半数以上。政府积极推广在教育、媒体和艺术领域使用乌克兰语，只要不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可以用乌克兰语表达任何事情。到1927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务中70%使用乌克兰语。到了1929年，83%的小学和66%的中学使用乌克兰语教学，而且大部分出版的书籍和报纸也使用乌克兰语。

1929年，斯大林上台。在他的工业化政策中，乌克兰是重要角色。国家对乌克兰工业的投资从1928到1929年就几乎翻了3倍。400个新工厂拔地而起，大部分集中在沙俄时代就有了工业基础的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地区。到1932年，乌克兰生产了全苏联超过70%的煤、铁矿石和生铁。乌克兰城市人口在30年代翻了一番，乌克兰裔终于成为工人阶级的多数，并且首次在城市人口中占多数。

但苏联迅速对这种趋势踩了刹车——乌克兰教育部长舒姆斯基于1925年主张在乌克兰共产党内部选举乌克兰裔最高领导，对乌克兰的俄语居民进行强制乌克兰化，争取乌克兰更大的经济政治自治权。莫斯科最终驳回了他的要求，并撤销了他的职务，指责他的“偏离主义”思想。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曼·施波尔卢克研究了乌克兰1959年及1970年的人口与语言使用统计数据，这个时期，苏联向乌克兰东部迁入大量俄罗斯人口，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结果显示：东部俄罗斯人数增长超过40%，南部稍低于40%，而西部则在10%以下。以顿巴斯（顿涅茨克）为例，11年间，视乌克兰语为母语的人口从44.42%下降至31.89%。在1959年，25.09%生活在该地区城市的乌克兰人以俄语为其母语，而到了1970年，这一比例为34.54%，增长将近10%。

语言同化并非是以强制的形式实现的。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莫希拉学院比较政治学教授奥莱克辛·哈兰是在苏联时代接受的教育。他告诉我们，当时，乌克兰语有合法地位，实际情况却很微妙。“我的父亲出生成长于一个乌克兰小村庄，他的母语是乌克兰语，但当他搬到城里的时候，就必须改说俄语。因为俄语是精英语言，乌克兰语是农民语言。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父母从不对我说乌克兰语。等到我上学的时候，他们把我送去说俄语的学校。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需要俄语，不需要乌克兰语。”

乌克兰作家、政治活动家丹尼洛·舒马克1970年来到黑海重镇敖德萨，在一辆有轨电车上，当他用乌克兰语向一名妇女问话时，那位妇女说：“年轻人，你看上去衣冠整洁，好像也挺有知识，可为什么像个粗人那样讲话呢？难道你真不懂俄语吗？”

这些说俄语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通过舒马克当时的经历可见一斑。他回答那位妇女，如果在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他是要讲俄语的，但在乌克兰，他只说乌克兰语。这时，一个男人插话说：“嘿，看看，我们这有一位‘班德拉分子’——他竟然认为敖德萨是乌克兰城市。”

库比塞克说，虽然在1991年，乌克兰各地人民都选择了独立这条道路，但是各地之间的心态存在着根本差异。1989年9月，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在基辅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场里到处是装饰着乌克兰民族标志和地区的徽标，一首哥萨克进行曲成了主题曲。激昂的民族主义热情让来自东部哈尔科夫的代表颇不适应，很快就因为“极端主义”的大会议程辞了职。直到1989年末，大部分乌克兰人也并不支持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真正产生转折性影响的是顿涅茨克地区发生的一连串罢工。库比塞克分析：作为乌克兰重工业的重中之重，该地区的工业工人在苏联是受眷顾的阶级，国家在该地区投入了大量预算。但新经济改革承诺将改变这一切，罢工的要求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丰富商店中的商品。经济上的而非民族主义的诉求成了东部支持独立的出发点。很多人开始争论莫斯科对乌克兰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好处。很多人认为，乌克兰经济如果得到更多的自主权，情况会更好一些。

独立后，乌克兰的国家认同建构陷于既缺乏先天优势，又缺乏后天努力的双重困境。宗教是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资源。失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俄罗斯开始广泛扶持宗教力量，使东正教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但乌克兰却难以采取同样的方式。

今天的乌克兰没有一个统一的东正教会，而是存在着三个主要的教会：乌克兰东正教会（莫斯科大牧首）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乌克兰分会的继承者，并且是苏联时期唯一被允许保留的基督教会。乌克兰东正教会（基辅大牧首）是在1992年成立的，目的在于建成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乌克兰民族教会，但它一直饱受争议，许多人并不认同“民族”教会的概念，它和莫斯科大牧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一直存在很多产权之争。另外还有1919年成立于西乌克兰的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此外，1596年建立的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在西乌克兰也很有影响力。

过去23年里，乌克兰一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推进国家建构。自独立开始，乌克兰总统和议会间就进行着超乎寻常的斗争。仅1992至1997年间，政府便发生7次更迭。对新国家有关键意义的新宪法直到1996年才最终颁布。在脆弱的选票下，乌克兰对历史的认识差异、语言差异都成为政治家建立票仓、争夺选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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