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回望中美苏“战略三角”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FMBA）

2022-03-17 21:08 浏览量: 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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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步总是曲折的，因为进步是真知驱动的，而真知在很多情况下会被狂热、偏执、肤浅、自以为是和似是而非淹没。

投资家查理·芒格经常讲一个关于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的笑话。1918年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后应邀到德国各地演讲，由于每次讲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关于新的量子物理理论的，时间一久，他的司机也记住了讲座的内容。

司机说：“普朗克教授，我们老这样也挺无聊的，不如到慕尼黑时让我来讲，你戴着我的司机帽子坐在前排。”

普朗克说：“好啊。”于是司机走上讲台，就量子物理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后来一位物理学教授站起来提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演讲者说：“哇，我真没想到，我会在慕尼黑这么先进的城市遇到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想请我的司机来回答。”

2007年芒格在南加州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说，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说明演讲者的机敏，“我认为这个世界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普朗克知识，它属于那种真正懂的人。他们付出了努力，他们拥有那种能力。另外一种是司机知识。他们掌握了鹦鹉学舌的技巧，……但其实他们拥有的是伪装成真实知识的司机知识”。

普朗克的司机是明智的，因为知道要把问题交给真正懂的人去解决。而假如世界上的大量“司机”真以为自己拥有“普朗克知识”，那么，真正的普朗克就可能“黄钟毁弃”，而司机们则声如雷鸣。

互联网舆论场不乏此种情形。我在之前一篇文章中说，俄乌之战在中国舆论场引起巨大纷扰，相互指责中的“敌意”是如此之强，好像是我们自己在“打仗”。但付出了如此多时间精力，能获得多少真知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众声喧哗多元杂陈也是舆论场常态。但多元仍需共识，这就是基本规则，比如用事实说话，事实要准确、全面，要听得到当事各方的声音；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怎么辩论争鸣都可以，但不能侮辱谩骂造谣贴标签。如果坚持这样的基本规则，真知将赢得越来越多的人，否则舆论场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情绪。

舆论场上还有一种特别不好的现象，就是臆想政府会站哪边，然后把和自己不同的观点“安置”在政府对立面，上纲上线，比如这一次，挺俄者给反战者所带的帽子就是“圣母婊”“文青幼稚症”“带路党”等等。

反战求和平，作为一种基本立场，有错吗？

中国领导人3月8日在和法国总统、德国总理举行的视频峰会上说，中欧在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中方主张，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联合国宪章《序言》开篇，就是“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为达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

中方坚持根据乌克兰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对乌克兰问题演化到现在的原因有自己的判断。但从战争一开始中方就强调，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也都应当得到共同维护，这是中方一贯秉持的原则，也是各国都应该坚持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这不是反战又是什么？如果这一点都不讲，还谈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领导人在3月8日的视频峰会上还说，中方乐见欧俄美及北约开展平等对话。

中国的舆论场，也亟需平等对话。

在俄乌之战的争论中，一个若隐若现又挥之不去的主题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贯穿于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也关系着中国的未来。

回首历史，中国和苏联（以及继承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力的俄罗斯）、美国的关系充满了复杂多变性，但大的逻辑是不可能截然分开、长期对立，终需在建设性互动中找到相处之道。

先谈一下中苏关系。不谈更为久远的沙俄和清朝关系史，从1919年开始，中苏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以俄为师、为鉴、为敌、为戒、为伴的五个阶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觉醒者高呼“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是那个时代的必然。尽管一味照搬照抄苏联的道路和经验，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唯共产国际命令是从，使中国革命也付出过代价，但“以俄为师”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同时，在外交方面，《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告，中国要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以苏为师”以及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对中国的工业化功不可没。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当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开始“以苏为鉴”。毛泽东指出要联系本国实际，“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反思了苏联片面重视重工业、忽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导致物价和货币不稳定的问题，“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太多，给的又太少”的问题，“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等问题。

《论十大关系》在谈到国际关系时提出，要向外国学习，要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将来，我们国家富强起来了，我们还要保持革命的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是要向外国学习，不能把尾巴翘起来。”

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中国坚决拒绝。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从此，中苏关系逐渐恶化。1968年苏联《真理报》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勃列日涅夫推出“有限主权论”，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实质是赋予苏联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权力。中国坚定进行反制，苏联则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1969年中苏边境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新疆铁列克提之战，双方水火不容，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勃列日涅夫甚至一度想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了长足进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也开始“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中苏关系1989年实现了正常化。而苏联则在1991年解体。中国“以苏为戒”，上半场主要是以苏式计划经济体制为戒，强调“我们不能再像苏联那样，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就只能用计划经济”；在下半场主要是以苏共亡党的教训为戒，拥有1900万党员和74年执政经验的苏联共产党极其平静地自行解散，这引起了中国对人心向背、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等方面的深思。

最近若干年，尤其是2017年后美国诸多安全、国防和军事战略报告都将中俄作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和全球战略对手，中俄之间在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方面越来越紧密，进入了以俄为伴的新阶段。

再谈一下中美关系，其实也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师、为伴、为鉴、为戒、为敌等多重情结的复合体。

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例，他13岁就去了美国檀香山，早期追求的就是美国政治模式，他特别关注自由、平等、自治。民国初建，南京政府仿照美国推行总统制，孙中山说“中国各大行省有如美利坚合众国诸州，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治理众人之事的总统”。1924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讲话中说：“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他对美国以陪审团制保障人权的做法也很肯定，说“大小诉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不以残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

但孙中山也不是一味模仿。他在1906年同俄国人的谈话中指出：美国的国务是胜利的执政党一手包揽，某个党派胜利赢得选举后，从上面的主要官员到下面的低层官员都要更换，不但非常麻烦，而且具有很大的弊端。“只从选举来任命国家公务人员，……那样往往会让有才能的、不善于言辞的人进不了政府的门槛，而那些夸夸其谈，只会演讲的人反倒进了政府。……美国政府议会就有不少庸才，只能大放厥词，这是其最大的弊病。”

从1894年到1923年，孙中山一直效法美国，创建共和国，但始终没有得到美国的实质性援助，最后转向苏俄。1923年他在与中共和苏俄代表的商讨中，逐渐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布。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尽管建党后就以俄为师，但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美国的政策。抗战时期，毛泽东呼吁“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标志着双方半官方关系的建立和军事合作的开始。

毛泽东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强调“处处表示诚恳欢迎”。但由于美军观察组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有限，以及国民党的阻扰，这种战时友谊并无牢固基础。中共七大前后，对美态度已从“放手合作”变为“中立美国”，希望在抗战胜利后借助美国调停避免内战。而到1946年6月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7月内战全面爆发，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调停失败，美国在对华援助、运兵等方面站到国民党一边，中共与美国在抗战时的半官方外交关系画上了休止符。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先是对抗，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回应以“挤走”的对策，即征收美国在华兵营、物资，挤走在华外交人员。抗美援朝，更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接着是中美之间长期的隔绝，但隔绝中也有一定沟通渠道。从1955年8月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谈而不速，谈而不破。1966年3月第129次会谈中，美方大使格罗诺斯基在发言中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美方第一次使用这一特定词语。但“文革”开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逐步降温，美方也随之后退。

1960年代后期到1976年，是中美的接近期。“小球推动大球转”，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所谓中美苏“战略三角”的提法，源自1969年2月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所做的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的研究。在他们最终向中央提交的《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树》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中，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历史上的伟大转折。邓小平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而要确保“千秋大业”顺利进行，在安全方面要解决中苏对立、苏军压境的问题，否则无法安心。在经济方面则要解决资金、技术和市场等问题，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潜在重要市场，也是所需资金、技术的主要来源地。

基于此，党内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就必须坚定地构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一条线”；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改善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邓小平总结说：“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

沿着这样的大逻辑，则中国与美建交，始终坚持开放，加入WTO，等等，也就不难理解了。

还要看到的是，中国为了自己的千秋大业致力于推进中美关系发展，但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方面始终没有放弃。

中美建交前，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主权问题，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针对美国舆论中“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无足轻重”“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等观点，邓小平指出：“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中美关系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考验时期，考验的题目是台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个论点，就是只要美国对苏联强硬，美国不论怎么做，中国人都会吞下去。这是不可能的。”

1982年的十二大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

把经济建设作为核心，事实上也就告别了以“阶级斗争”“反帝反修”等作为主线的国家观。外交服务于新国策，十二大报告强调中国“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中国果断放弃了“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的倾向，“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不以苏划线，不以美划线，也标志着中国纠正了单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论亲疏远近的偏向，确立了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的“不结盟”的对外政策。

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苏大三角的提法在今天已经很不确切，中方也多年没有过这样的提法。

但回顾历史，还是可以清晰地体会到中国从无数极具挑战的实践中获得的真知，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它为中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选择。新时代外交工作大局的主线依然是“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中国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中国领导人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中国希望和世界一道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但也有自己的底线，无论谁侵犯到底线都坚决反对，“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实践出真知，而实践需要时间。

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的钟摆让我们看到，大国关系中充满了基于国家立场的博弈，而随着力量消长，博弈的形态会不断更新。中美俄之间的关系不是等边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时两点之间的距离可能会近一点，但长期来看，多边均衡才是趋势。这包括中美之间的关系均衡，中俄之间的关系均衡，也包括俄美之间的关系均衡。而且从历史看，再大的矛盾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只要有更大的大局观和未来观，以苍生福祉为念。

乌克兰危机从根本上与俄美的缠斗相关，且未来可能还会有各种缠斗，中方之所以促和为先，冷静表态，是为了防止缠斗升级，把世界带入更难预料的局面，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局。

中国的文化和美国不同，和俄罗斯也不同，本质上是一种讲求和谐、均衡、中道的文化，是不武不霸的，那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不是也不应该是中国的选择。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芒格在南加大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引用了哲学家怀特海的话——只有当人类“发明了发明的方法”，社会才能快速地发展。

顺延之，也可以说，只有当人们“思考了思考的方法”后，才能明智地思考和言说。

在我看来，要成为普朗克那样“真正懂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能“真正懂的”知识是很少的，可能只是在少数地方比别人更懂一些而已。即使是为了这一点“更懂”，都要付出极大努力。

芒格曾说，“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没有一个不是每天都坚持阅读的”。他谈到自己的伙伴沃伦·巴菲特，如果你们拿着计时器观察他，会发现他醒着的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在看书。他把剩下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跟一些非常有才干的人进行一对一的交谈。“仔细观察的话，沃伦很像个学究，虽然他在世俗生活中非常成功”。

除了不停努力，要成为“真正懂的人”，还要时刻保持独立和清醒。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说：“知识分子的担当，不仅体现在反抗权力的蛮横上，也同时体现在抵制群氓的愚蠢上。”

芒格就是一位这样既不媚权也不媚俗的智者。他在演讲中说，那个司机的形象“实际上描绘了美国所有的政客”。去年11月，他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设想世界上每个国家，无论他们各自面对什么问题，都该有我们这样的政府。我认为这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谈到中国，他说“他们的制度更适合自己”。中国在经济繁荣时就着眼于调控，而不是等到泡沫破裂再采取措施，“我很钦佩这一点，在这方面他们比我们明智”。

在不媚俗方面，芒格指出，要避免的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会让人们丧失理智。“如果你们想要成为明智的人，严重的意识形态很有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他提醒，“年轻人特别容易陷入强烈而愚蠢的意识形态中，而且永远走不出来”。

“每当我感到自己有陷入某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危险时，我就会拿下面这个例子来提醒自己，有些玩独木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征服了斯堪的纳维亚所有的激流，他们认为他们也能驾驶独木舟顺利地征服北美洲的大漩涡，结果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大漩涡是你们应避开的东西，强烈的意识形态也是。”

意识形态并不是贬义词，它指的是观念的集合，对事物的理解与认知等等。但那种非此即彼，一定要分出尊卑高下，甚至毫无依据也一定要用口水置对方于不仁不义或加以简单化、道德化、政治化批判的极端意识形态，必须反对。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一个迈向伟大复兴的民族，如果听任舆论场里充斥着种种这些不文明，却无动于衷，任其蔓延，未来会通向哪里？

根据七普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的高中（含中专）受教育人口占整个人口的15.1%，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15.5%，59.3%的人口为小学和初中受教育程度，这里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这些数据说明，尽管国民受教育程度已有明显提高，但高中以上的也只占30%多一点。

十九大报告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其实，我们不仅要提高国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要培养国民的健康思考习惯和表达习惯。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温故而知新”，是因为我读书时老师教育说，不温故而知新曰妄，温故而不知新曰愚。妄加愚，也就是芒格所说的“强烈而愚蠢的意识形态”吧。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本文勉力梳理中美苏“战略三角”的一些历史，也是希望从历史中学习，让历史启示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的“苏联观”，崔冰，张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6年年会论文集

孙中山的美国观，郭白晋，北京日报2016年11月07日

抗战时期毛泽东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策略，李振，湘潮，2015(08)

十二大前后中美苏“大三角”中的邓小平，董振瑞，《党的文献》，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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