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着力解决供给侧结构性短缺。”11月21日，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2年金融街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受多种因素影响，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我国的各项社会事业虽然也取得历史性巨大进步，但与实际需要和可能相比，这些领域普遍欠账较多，发展明显滞后。

郭树清举例称，截至2021年末，按人口平均计算，我国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床位仅为发达国家的七分之一左右；养老床位约为发达国家平均的50%左右，失能老人护理供给十分紧缺，医养结合服务好的机构“一床难求”；国民教育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新市民子女就学面临诸多困难；适龄劳动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约为发达国家的一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41平方米，而发达国家是15至20平方米；图书馆和博物馆数量不足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

郭树清表示，社会领域各项事业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承载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社会事业大多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高附加值服务行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

按照到2035年要把我国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要求，郭树清认为，毫无疑问，这意味着要聚集巨量的要素资源，建设更多的建筑业工程和宏大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推动社会领域“硬件”“软件”实现跨越式提升。

“说到社会领域投资，首先容易想到的就是政府财政。谁都希望财政能增加投入，财政确实也能不断加大投入，但是与现实需要相比，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总储蓄率高、社会资金相对宽裕，只有统筹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等各方力量，才能优化配置各类资源，全面加快社会领域补短板的进程。”郭树清称。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金融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郭树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交通建设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传奇。从1984年“沈大高速”开工，1999年“秦沈客专”开建，在不到40年时间里，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金融体系将巨额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为交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郭树清表示，要借鉴“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一成功实践，改革完善社会领域投融资体制。强化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配合，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衔接，支持符合条件的医院、学校，以及文化、体育、养老、托育等机构借助多种融资工具实现高质量发展。

郭树清提醒称，毋庸讳言，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负面案例，有的医院、学校由于盲目举债或管理不善陷入经营困境。“为避免发生类似问题，必须遵循各类社会事业的内在规律，差别化地建立健全政府部门、融资主体、金融机构各自的约束机制。要重点关注现金流平衡，科学设定债务融资预警监测指标，确保机构和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二，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也是改善社会领域供给的重要举措。郭树清具体介绍称，截至2021年末，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口10.29亿人，基金结余6.4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覆盖职工超过7000万人，积累基金4.4万亿元。第三支柱方面，经过近些年的清理整治，目前真正具有养老属性的保险产品快速增加，为人民群众积累了规模超过5万亿元的养老责任准备金。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一年来，投保人数超过25万，其中包括4.7万新产业、新业态劳动者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养老理财已发行49只产品，规模合计1000亿元。昨天（12月20日），特定养老储蓄产品已在五个城市试点推出。不久前，《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正式发布，相关配套政策陆续出台，个人养老金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最要紧的是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名实相符、运作安全的商业养老金融产品。通过优化大类资产配置，设立收益平滑基金和风险准备基金，为不同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的群体，提供相匹配的养老金融产品。”郭树清表示，三个支柱所积累的养老保险资金，都应坚持“长期投资长期收益、价值投资创造价值、审慎投资合理回报”理念，将一定比例投入社会领域的事业和产业，发挥出强大的“动车组”作用。

第三，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对于增强社会领域投融资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郭树清看来，我国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既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中国一定能够把公益慈善事业做到世界一流水平。”

数据显示，到2020年底，我国慈善组织占已登记社会组织的1.1%，当年捐赠额约占GDP的0.2%。而有的发达国家当年捐赠额占GDP的比重超过2%，有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捐赠总额不是很大，但参与捐赠的人口比例高达70%。

郭树清表示，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公益慈善除了扶贫济困救灾以外，在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和人才发展方面也可以发挥政府和其他力量难以替代的作用。我们应借鉴国际良好实践，对慈善活动作出更规范、更便利的机制安排，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加快发展壮大。

郭树清同时强调，必须正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曾经发生过的不光彩事件，一定要深刻汲取其中的教训。“公益慈善是天底下最阳光最崇高的事业，决不能暗箱操作，更不能允许有任何违规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要严格落实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实现慈善管理全流程透明运行，确保所有捐赠资产规范高效地用于公益事业。”

郭树清认为，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需要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弘扬慈善文化。我国自古倡导胸怀天下、博施济众，人民群众自发具有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习惯。要坚持政策激励和精神激励并重，建立慈善褒奖制度，大力营造捐赠光荣、行善者受尊敬的社会氛围，使公益慈善成为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光荣事业。

二是强化法律保障。修订慈善法，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建立健全非营利法人制度，完善社会团体登记、基金会管理等条例，推动形成完备的慈善规制体系。

三是便利税收优惠。我国相关法律给予公益慈善许多税收减免待遇，但公众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实际操作时又附加很多条件和程序。应当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手段，采取简明方法和措施，使支持公益事业的政策目标切实落地。

四是强化监督管理。必须健全分级分类的严格审慎监管体系，加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坚持慈善的公益性和利他性，通过第三方机构专业化运营，实现捐赠人与受益人完全独立，防止打着慈善捐赠旗号搞商业化经营或者其他套利活动。

五是积极发展公益信托。这是信托业的本源业务，国际上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在促进慈善事业规范发展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信托机制具有财产独立、破产隔离、管理专业、运作高效等优点，因此应当积极推广公益信托。《慈善法》颁布以来，我国慈善信托迅速发展起来，累计备案总规模40多亿元。“从备案规模看，浙江、广东、甘肃居于领先。从备案数量看，浙江、甘肃、陕西名列前三位。这种情况既发人深省也令人鼓舞，经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都可以培育第三次分配。”郭树清称。

六是金融系统要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努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金融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在应对世纪疫情斗争中，作出了新的创造和新的业绩。“我们建议，银行保险机构应当以更加优惠的价格，为公益组织、慈善活动提供融资、结算、风险保障等金融服务。”郭树清表示。

在演讲中，郭树清还谈到了当前全球较为关注的通货膨胀问题。郭树清表示，今年以来，美欧通货膨胀率创40年之最，货币政策由极限宽松猛然转向激进加息，叠加新冠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及其他问题，极大地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中国具有独特制度优势，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最广阔的统一市场，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最为坚实。”郭树清表示，最近一段时期，海外媒体持续炒作中国“房地产危机”和“建筑业衰落”，实际上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高峰时期和乡村振兴的起步阶段，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很大的增长潜能。“我们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充满信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对于改革开放，郭树清表示，坚持对外开放始终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当前，中国金融业进入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增长近30%，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资产增长约120%，一批外资控股的理财、资管、基金和保险集团公司已陆续开业经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经营稳健、资质优良、特色突出的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市场，共享世纪性增长机遇，共创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辉煌。”

在关注宏观金融环境的同时，郭树清还谈到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郭树清表示，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最近由于市场看好经济恢复前景，债券收益率有所上升，引发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净值波动，这是市场自身调整表现，总体风险完全可控。另一方面，我们也持续关注到，现在个人投资者可选择的金融产品越来越丰富多样，同时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复杂，需要很好地把握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宣扬“保本高收益”“低风险高收益”肯定都是金融诈骗。

“我们要持之以恒、不厌其烦地开展宣传教育，让人民群众时刻警惕高息诱惑，避免上当受骗，以理性投资收获合理回报，增加更多安全稳定的财产性收入。”郭树清表示。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