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大国发院读EMBA之前，六零年代末出生、来自台湾的黄柏文已经有了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工业工程硕士，一个是台湾大学的EMBA（财务金融专业）。

一个是工学，一个是商学，为何还要来大陆再修一个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

外人以为不可思议的人生选择，在黄柏文则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决定：

2017年，随着集成电路产业在大陆的兴起，他从台湾来到福建，担任一家集成电路公司高管；在与当地政府对话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有些“隔靴搔痒”，对政策理解不透彻，只略知皮毛，而偏偏他所在的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影响极大，他必须把握政策走向。为此，他开始寻找读书求知的机会；

2019年，在一位熟识的台湾籍导师推荐下，他把读EMBA的橄榄枝伸向了离福建千里万里远的北京，伸向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这里以“站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商业环境变化的高度看待管理问题”为特色；

2020年，他顺利走进北大燕园，开始未名湖畔的“聆教”。

“传统的MBA教育偏重西方体制，关注企业间的竞争合作，但是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不同的体制下，如何成功立足中国市场是每一个企业管理者必须思考的战略问题。”

“世界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未来的企业管理者，除了了解全球市场发展，更需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台籍管理者，我希望能够通过就读北大国发院EMBA了解中国体制、经济发展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联。”

登高望远。两年来，他看到了怎样的风景？

宝剑锋从磨砺出

1996年获工学硕士，

2009年获商学硕士，

2022年获工商管理硕士。

每过十年，黄柏文就要全面更新一次自己的知识体系，因为“会感觉自己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手上的剑会钝，要到学校来磨一磨。早年的时候，对工厂了解，对财务不了解，就去读个财务方向的EMBA；来到大陆之后，发现自己的剑又不利了，还得继续磨”。

作为台湾大学EMBA和北京大学EMBA的双重经历者，黄柏文看到了两种教学方式存在的差异：台湾大学注重案例教学，从个案中磨练出观点；而北大国发院的教学，更侧重知识的系统化，“这个特点在国发院的必修课程中表现明显，无论是院内老师还是外聘老师教授的课，都可以让我们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在北大，很多教授也在帮黄柏文把智慧之剑磨光、磨亮、磨锋利。

“汪丁丁老师的课、马浩老师的课，都会从思想史的角度来介绍。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模型、学问在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迭代出来的，对过去五十年、一百年的思想演变看得很清楚；这也让我们了解到，每个新的理论都是为解决当时最重要的问题而出现的，这样我们对那个学说的体会也就更深。”

“上了汪丁丁老师的课，发现自己过去这几十年白学了！

以往我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很难成为体系。汪老师写书有极强的旁征博引的能力，他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医学、生物学等多个角度引领我们思考。他的书我尽力看，读不懂的部分翻来覆去地看，这对我理解台湾、大陆的社会问题非常有帮助。”

胡大源老师则用另一种方式让黄柏文看到了“不一样的统计学”。“其实，大学研究所时我也学过统计；但是胡老师能用特别生动有趣的例子，将复杂的贝叶斯定理讲透，把我过去似是而非的一些认知厘清。”

磨剑不仅在燕园的课堂，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困境中的决策与领导》一课让黄柏文的脚步来到了毛泽东“四渡赤水”的遵义、茅台等地。

“以前了解四渡赤水，只是看看公众号的文字；而宫玉振老师会把当时的時空环境讲得比较清楚。我们亲临红军当年的渡口，也能亲身感受到当时军事指挥者判断的场景，如果是在课堂上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现在比较容易读懂两会报告了”

对比读书前后，黄柏文发现自己最明显的变化，是现在“比较容易读懂两会报告了”，在对内、对外沟通的时候，也更能够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了。

与美国和台湾不同，在中国大陆，政策对一个产业的发展有着更关键和深远的影响，这是黄柏文在选择商学院时优先考虑“政策解读和影响力”的原因。

“带兵打仗，必须要了解周围的环境，决不可贸然行事。在大陆，如果不了解政策，企业就会走很多弯路。BiMBA是智库中的商学院，这里有很多智库的经济学家就国家重要的政策问题展开解读，也会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我们企业界人士来到国发院学习，并不会一下子就成为政策专家；但是，也不会停留在普通人对政策只有赞同或反对的认知水平上。国发院的姚洋、黄益平、卢锋等教授都在课上课下，为我们解读经济形势的走向、政府政策变化的趋势；国发院还有很多人口、金融、大健康方面的专家，可以引导我们对经济做深入的分析。”

“渐渐地，我学会了聆听专家讲话的逻辑，关注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提出观点的论据是否可靠，而不是盲信盲从。”

“而且在国发院，政策和理论的学习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老师们相当注重和学生的互动，知行合一。比如，在沈艳和黄卓老师的《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课上，同学们也会介绍自己的实践经验，帮助老师把更切合实际的建议提给政策制定者。”

毕业之时，告别北大课堂的黄柏文，难忘自己考试时试图写简化字加快写卷速度的“磨蹭”；难忘自己绞尽脑汁，只为了完成一篇2000字的课程短文，因为他在台湾接受的训练更多是“言简意赅”地陈述观点，而不是铺陈、展开。小小的困难早已成为他美好记忆的一部分，因为北大众多真才实学的老师、认真研讨的同学，让他“享受读书的过程”。

“过一段时间，我可能还会去读书，”黄柏文深知读书让他看待事物视野更宽、视角更独特、思考更透彻，让他每次“更上一层楼”。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