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家谱，联结了时代长河中渺小的个体，也串起了历史上的一件件大事。我们通过那些鲜活的故事，学好“四史”，以史为鉴，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坚定未来路。

从家族的细微历史中见大时代，从前辈经历中悟家国情怀。“家史记忆”系列栏目选刊北师大师生家史回忆文章，与大家一起回溯族谱家书、感悟个体与家国和时代的深度融合。

老房·卫河·家

一座百年老房是我们这一家从高祖父起记忆开始的原点；一条千年的河流从房子后面缓缓流过，见证我们家变迁的同时，也记录着古城的发展。我逆着时间的轨迹追忆往昔，尘封已久的往事又开始鲜活······

一、生根

——从一座接客的上房说起

房子建于明代中后期，2013年5月，县政府在全县范围内考察文物建筑并将其登记在册，我家前面的老房子也被列入其中。在此之前，我们家关于这个上房的模糊记忆仅限于知道其主人是一位张姓举人，后家道中落，其后人将房地或抵押或售卖。

带着这些信息，我翻阅了《浚县志》，在《人物记·集记》记载的明代人物记中发现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张志体坤神宗十六年举人少负隽才试辄冠其曹登贤书后家愈贫其志趣可见。”时间来到中华民国，此时的张氏家族已沦落到靠卖地为生。我家的房地也是高祖父李茂林从张家几个兄弟手中购买的。

购买土地的字据

早在高祖父购买张家房地之前，张家就因为无力偿还高祖父的债而用房子抵押，后来张家日益衰败，便开始大量地卖房地。除了卖给我们家，现在前后胡同街坊邻居的房地也是从张家手中购买的。房子土地不是一次购买完成的，明确立有地契的是两次：一次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卖主为张丹凤、张丹迁，高祖父以大洋三十元三毛的价格买进，这次购买的房子面积共三分二厘四毫五丝。一次是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二日。卖主为张丹亭，高祖父这次以大洋一百五十五元价格买进。一九五三年二月廿六日，新中国政府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最终确定了高祖父最终拥有的房地数量，共计八间房，面积为六分二厘八毫。

左图：第一次购房草契 右图：房子正契

左图：第二次购房房契 右图：土地房产所有证

至此，我们家完全在此落户，成为顺河村纸坊街的村民。

二、合与分

——几代人的变迁

我曾试图找出家里的族谱，但爷爷告诉我族谱应该在南辛庄街老家，但经过几代人的流动，族谱应是找不到了。下图是我根据爷爷的口述加上我自己的了解绘制的。

（一）人

高祖父李茂林，小名为李修竹，是一名鞋匠。高祖父有三个儿子，长子李长贵就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是个糕点师傅，年轻时在安阳一家叫金泰的糕点铺子里做学徒。

曾祖父踏实能干，学手艺很快，学成后便留在铺子里当伙计。曾祖父除了做得一手好点心，字写得也漂亮，还会算账，最重要的一点是曾祖父诚实、讲信用，所以没过多久店铺主人便让曾祖父做掌柜主管店内大小事务。起初，店铺主人对曾祖父并非完全信任，总是不时试探，有时会故意将银元、钞票放在茶几上，或丢在角落里。曾祖父会装作没看到，任由它在那儿。实在是躲不过了，就将钱清点好交给主家并提醒他们注意钱物，别乱放。几次试探后，店主才彻底放心将店铺交给曾祖父打理，曾祖父也尽心尽力经营。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常到街上的店铺抢砸东西。一天，日本人又开始了“活动”，曾祖父见形势不妙，当机立断将所有银元没入大水缸中。日本人没搜到什么值钱东西，便离开了。因为曾祖父的当机立断和冷静沉着，糕点铺子的银元一分未少。

曾祖父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抗战年代，拿起枪保家卫国的战士在战场上厮杀不易，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在炮火下求生存亦是艰难。经过此事，曾祖父久久不能从阴影中走出来，离开糕点铺子回家去了。五十三岁时曾祖父因病去世。

曾祖母虽没有多少文化，但也十分能干，曾祖父去世后，她撑起了整个家。我爷爷那辈人的大名小名都是曾祖母起的，不管男女，名字都大方得体。

爷爷李学义，1939年阴历腊月十三出生，是家中长子。因曾祖父早逝，家中也未有多少积蓄，所以他小学六年级没读完就开始做劳工补贴家用。26岁，即曾祖父去世三年后，爷爷经人介绍与比他小六岁的奶奶结婚。1965年，爷爷的二弟到部队当兵，1966年，爷爷作为军属获得了优先被安阳的国营纱厂录用的资格。

上班时，爷爷总是省吃俭用，每月将工资的一大半和粮票带回家里。因身体原因，爷爷没到退休年龄便内退了。当时纱厂允许自家孩子接替岗位，爷爷三个儿子，大伯和我爸都做了厨师，这份工作落到我三叔头上。1998年6月1号，三叔正式接替爷爷到纱厂工作，2014年4月，这一国营纱厂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下退出历史。失业的三叔回到老家谋生，最初两年最为迷茫，只是打打零工，后来县里规划了工业区，多个工厂落户，三叔和婶婶便到一家食品厂工作。

奶奶王金芬，1946年腊月二十六出生，小学文化程度。结婚后，由于爷爷常年在安阳上班，家里的老人小孩都是奶奶在照顾。曾祖父去世早，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嫂，爷爷两个弟弟的婚事都是奶奶张罗的，左右亲戚的红白喜事也是奶奶代表爷爷去。对于李家的事，奶奶比爷爷更清楚。

李长荣曾祖父原有五子三女，但小儿子在刚生下来时就送给了河北的一户人家。叔叔没有说送人的原因，但也能猜出个大概：想必是八个孩子负担太重，送人一个可以减轻曾祖父的负担。领养的那户人家给这个我从未谋面的爷爷起名张启立，叔叔还告诉我说张启立爷爷已从河北省回来三十余年，并且早已和家里人相认，本家有什么红白喜事，他也有来往。

现在，除了我曾祖父这一支的孩子还在使用“树”字辈，其余两支都不再沿用。原因是嫌弃名字太土。这个原因从我个人的经历中便有所了解。因为我是一大家中的长女，长孙，所以对给我起名字这件事大家都格外积极。妈妈说还没生下我时，她已经将新华字典翻了好几遍，挑选出了“琰”字。“琰”有“美玉，美好”之意，这是妈妈对我的祝福。可爷爷不这么想，他认为我爸爸这一辈名字都是两个字的，到了我这一辈应该是三个字，而且是“树”字辈，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应如此。爷爷固执地坚持着老规矩，他非常骄傲，感觉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二）地

上文讲高祖父李茂林从张氏那里置办了房地，到了曾祖父三兄弟分家时，我的曾祖父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便没有参与分家。后来，外出谋生计的长富曾祖父举家迁到焦作，长荣曾祖父也随儿子搬家，房屋空出来了。曾祖父去世后，爷爷同样没有参与分家，他用800元将长富曾祖父的房地买下，长荣曾祖父一开始不愿意卖房而是把它拆迁了，但后来他家里连续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长荣曾祖父认为是拆迁房子的原因（老一辈的人总是喜欢相信风水），便同意我爷爷在他的土地上建房子，长荣曾祖父去世后，爷爷用1000元将那几间房子的买下。为了照顾两个弟弟，爷爷将自己买的一部分地分给了两位弟弟，直到现在我们三家的房子还是连在一起的。我爸爸兄弟三人分家时，为了照顾三叔，大伯和爸爸无偿将房子让给了叔叔，各自在同一条街的南段买地建房。我们家从来没有因为分家产发生争执。

最初，高祖父买了23亩的田地，但因高祖父常年做皮鞋无暇种田，高祖母裹着脚无法下地干农活，土地便让其他人家种瓜用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土地收归国有重新按人口分配，我们家便有了自己的新地。

按照当时的规定是每五年重新分地，但因为土地数量有限且人口不断增加，五年一分地基本没有实现。集体劳动，吃大锅饭，不仅是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而是一个大队的人在一起劳动，吃饭。1958年六月初一，村里人正式过上了集体生活。1978年11月，安徽凤阳下岗村的村民首先进行了包产到户，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基本普及。土地承包制的实施结束了大锅饭时代，一个大队一起下田干活的情景彻底消失。

前些年对外承包土地流行起来，村里各个老队长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后统一对外承包，每亩地每年给700-1000元。一开始把地租出去时，奶奶还不太适应没有农活的日子，后来慢慢习惯了，她便开始收拾河边的一小块菜地。夏天菜长得快吃不完，奶奶便大早上骑车去街口卖掉，赚钱多少是小事，至少她自己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处。

田地从私有到国有，从集体劳作到个人承包到集体对外承包，政策的不断变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无一不在深刻影响着一个个小家庭的生活模式。

三、院子外

——一条河的记忆

我家所在的那条街沿河而建，很长时间里，那条河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条普通的河，它也有一个普通的名字——卫河。在它没有被当作文化遗产改造前，河两岸的人家把垃圾倾倒河边，河里也几近干涸，有些人干脆在河床上种起高粱、玉米等农作物。可爷爷、爸爸记忆中的卫河却是“母亲河”，河里常年有水，且河水清澈，鱼虾不断。上游的水可以直接使用，下游的水用来洗衣、洗澡。爸爸最津津乐道的是：因为这条河，他上下学几乎不走路，总是将鞋丢进书包，跳进河里游着去学校。卫河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也发挥着巨大的运输功能。这条河向北可达天津，向南可达江浙一带，河面上商船过往不断，爷爷年轻时还在船上当过搬卸工。同时，作为护城河的卫河自浚县建城起便承担着防御功能。浚县古城始建于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面积2.5平方公里，城内街区结构布局保存完好，建筑风格独特。

“破四旧”时，古城门被强行拆毁，仅留下西城门的一段古城墙。

残存的古城墙一段

河流汇合处

这条河的命运随着大运河的申遗准备工作发生重大转折，整个古城也因申遗得以重建。卫河（永济渠）与现今卫河河道基本一致，全长71.1千米，河床宽60-80米，右隄长74.88千米，左隄长58千米。卫河（永济渠）浚县段汉代称白沟，隋唐称永济渠，宋元称御河，明代改称卫河。隋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以白沟为古道开挖永济渠以通漕运。

2013年，浚县古城保护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累计完成投资8.5亿元，古城墙、西城门、西城门外广场等8个项目修复如旧、改造成景，成为娱乐休闲的新场所。重新疏浚河道的卫河最初引黄河水，河水中鱼虾也逐渐着增多，水域的生态环境逐渐好转。如今的古城墙内外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西城门夜景

顺河街街口

古城内街道夜景

一条河的变迁深刻影响着居住在它附近的村民。从前靠着它，沿河而居的人们经营着与航运有关的产业谋求生计；现在靠着它，人们得以享受优美的风景，这条古老的河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价值。

四、陪伴几代人的盛会

——高跷社火

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民间习俗等传统也得到了相当的宣传。每到过年，传统的北方庙会便活跃起来。

似乎没有人记得社火表演起源于何时，但这件事是过年的头等大事。在爷爷叔叔那个年代，一进入腊月，村里有经验的表演者便开始组织村民训练，到了晚上挑着灯也要进行。有的人年过半百还在参与社火表演，动作不亚于年轻小伙。

每支社火表演队以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为单位，2-4个队为一个表演队，表演队的总负责人为“大会首”，指挥全局；分管各种事务的负责人为“小会首”，分管做饭、管理表演人员、准备整理服装、收会费等具体事务。随着政府对民间社火活动越来越规范化的管理，负责人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大会首称为“总指挥”，小会首称为“指挥”，正月初九，正月十六两场大型的上山表演也按照抽签顺序进行。会首由村民轮流担任，每年正月十六所有的社火表演结束，到了晚上，现任会首会与下一任会首在村里的灶爷庙前举行交接仪式。

正月社火表演是整个县城的狂欢，全县城统一的表演时间共有四次：初八、正月十五这两天下午的游街表演，参与的队伍主要是县城四关四街的社火表演队；初九、正月十六分别到大伾山和浮丘山进行表演。

最盛大是正月十六的表演比赛，这一天不仅是全浚县，滑县甚至是淇县的一些社火队也参与。参演者从凌晨2点开始化妆，会首们会带着一些人推着鼓，打着旗在北街排队上山。

正月十五下午的游街表演一结束，人们便推着鼓前去占位置，夜里也不睡觉，靠在路边喝点随身携带的酒，几个人说笑到第二天早上。其实每年表演的内容都一样，进行的时间也特别长，但大家还是如约而至。取得了好名次自然值得祝贺，表演不尽人意了也不气馁。

正月初九大伾山社火表演

虽然庙会规模越来越大，但在村里老人看来，社火表演是一年不如一年。之前的社火队参演人数规模比现在大很多，以前的一些技法现在很多都已经失传。再则，以前的社火队列队十分整齐，表演的路线也更长。在结束回来的路上，遇到相识的社火队，两队会首还会互下聘书，邀请到各自的村庄前再次表演。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村子里住着另外一个社火队表演者的长辈，出于礼节也会在路过时进行表演，即便很累，但大家兴致高昂，到家时已是漫天星辰。

而现在，虽然大家在庙会上表现热烈，但一旦完成表演便各自解散回家。社火表演越来越成为一种大家集会热闹娱乐的形式。社会发展不可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心态，庙会也会有它的时代特色。

重忆家史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对家族的无限温情，更多的是一种对时代变迁的慨叹。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再回首，已是沧海桑田。

老房屋的主人早已离开，墙上的泥土慢慢脱落，像是走进暮年的老人寂寥无依；卫河水由清澈变得浑浊，由涨水到干涸，幸好遇到了申遗，否则它的命运不知何时才能改写；百余年前繁荣的古城如今再次迎来新的春天；盛大的庙会社火，是农业时代百姓们的祈福日，也是现代社会里各家各户的狂欢节。

就这样，我们小小的家无声地变迁着。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记录家史，也在记录着时代历史······

（该文章系北师大历史学院举办的“首都高校大学生家史征文大赛”参赛作品，已在《中国青年作家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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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历史学院2020级硕士生 李树婷

排版：张壹鸣

责任编辑：姜思宇 汪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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