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支振锋解读：是谁给了方方“日记”春天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然把社会的撕裂放大在人们面前。极左极右互咬，国际国内“脱钩”。一个朋友说，这是“大撕裂时代”。方方“日记”（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日记）被很多人认为助长了社会的撕裂，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这个撕裂时代的副产品。

我的专业是法学，也做互联网治理研究，都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强调实证，因此我近年来对文学（特别是那种作协的文学）并不感兴趣。起先曾偶然浏览过方方“日记”的某些篇章，虽然觉得有一些描述封城状态下武汉同胞生活的文字挺好，但也只是一扫而过，基本上无感。不是不关心武汉同胞的境况，我有一位研究生一直在武汉，我也曾对湖北F4的颟顸几乎出离愤怒。在互联网时代，“日记”里所提供的信息并不稀缺。

突然之间，这个“日记”火了，有文章说互联网上相关话题讨论达数十亿人次。争议极大，很多人甚至以对方方的态度为交友标准，不少朋友因此拉黑、断交，割袍断义。但我仍然无感。在认识极化的互联网时代，互撕太常见了。但近几天，由于“日记”英文版和德文版在国外开始预售，争议更加炙热。我在朋友群里也和一些师友进行了讨论，甚至争论。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员，似乎该说点什么了。

多少人认真读过方方“日记”？

这个所谓的“日记”，毁誉之多，争论之戾，令人唏嘘。如无意外，围绕“日记”的互撕，将成为2020年上半年一个极其醒目的舆论现象。誉之者认为方方是社会良心、暗夜明灯，把“日记”视为武汉封城状态下的“信史”；毁之者则认为方方动机不良、中伤抹黑，所谓“日记”也不过是不足为凭的道听途说。但从双方的争论来看，很多人有没有认真看过方方这些文字，其实很难说。

我以前也没有认真看过这个“日记”。但为了写这个东西，出于做基本的严谨，我还真在财新网读了“合集”。但坦率说，看到第23篇，就坚持不下去了，后面的主要是挑着浏览。她的文笔和思想，都不足以打动我；她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上都很容易获取——从封城之初就很容易获取。在“日记”里，她主要是根据个人所见、朋友所言，与医生聊天以及新闻报道和网络信息等信源，叙述了封城下一部分武汉同胞的生活。她自己也说，“不相信媒体这说法，也过于偏颇。大的报道，总体疫情走向，还是得看媒体报道。” “日记”中，有对志愿者表达的感谢，对警察尽忠职守的认可，对一省包一市、举国援鄂的赞叹，她还表示“一定会和政府和所有武汉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也有不满和愤怒，指责当时专家组做出“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结论是犯了“滔天大罪”，批评主政官员“土未守民不安，他们怎么会没有责任”，质疑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领导为何不为本院严重的伤亡承担责任，表示要“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

她的文字，越到后期越刺激；她的心态，越到后来越激动。她有很多激烈的批评，既批评“应负责任者”，也批评她的批评者。很多批评，动辄“戴帽子”，几乎已经是“互骂”。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与她认为的那些“极左”批评者，在思维方式上是同一类人。言论自由，既包括言论者表达的自由，也包括其他人对该言论进行评判的自由。这个“日记”，既非不刊之论，更非绝对真理，为什么别人批不得？

二、方方“日记”的“危害”是什么？

对方方“日记”的质疑，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失实”。比如关于一地的 “无主手机”、护士是否已经牺牲等等。二是“抹黑”。认为她对武汉抗疫期间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那么多勇敢无畏的“最美逆行者”视而不见，却主要盯着疫情防控中的问题，动机显然不纯。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到她以前的作品《软埋》（我没读过），认为她就是对体制不满，很明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最严厉的指控是第四点。在英文版和德文版开始预售，标题改为《武汉日记》（英文版副标题中还曾有original epicenter（最初疫情中心）字样）之后，公众对方方纷纷“粉转黑”，甚至有人斥她为“汉奸”。不少人认为，她这是故意与国外敌对势力里应外合，是在西方政客不断“甩锅”中国、甚至意欲向中国提出“索赔”的情况下给敌人送“弹药”；还会导致全球性对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的歧视、排斥甚至仇恨。当然，还有人指责方方利用特权送侄女赴机场、小产权别墅“转正”等。

武汉封城前后那一段时间，湖北和武汉有些主政官员的表现的确糟糕，对此进行批评当然可以。但方方在文字中所或明或晦表达的政治立场，有一种源自冷战和文革的陈腐味儿，令人难以接受。对于大部分80后、90后、00后，甚至70末看来，既觉得那些早已经翻篇了、不感兴趣，也对他们营造的西方乌托邦无甚敬畏。所以余亮先生说，方方之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新旧之争。信哉斯言。

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说是“新型”，乃是由于人们对其知之实在太少，到现在很多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清楚。一座1400万人口的城市，封城是史无前例的，哪儿那么容易？特别是时值国人最重视的春节，主政者一时无法做出最明智的判断，虽然结果不可接受，但实践中很难避免。但在中央介入之后，无论是及时发布信息，统筹防控资源，免费救治、应收尽收，还是邻里相望、社区防控，可以说，整个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执行以及效果，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横向比较，美国等西方国家竟然能够白白浪费中国作出重大牺牲所争取的宝贵两个月，导致全球大流行，酿成150余万人确诊、近10万人丧生的惨剧；谁更对人民负责，谁更对社会尽责，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如果仅仅因为个人的政治立场、偏见甚至情绪而罔顾事实，那就丧失了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操守。

因此，作为文学上的非虚构写作，方方在“封城日记”中有客观全面、如实记述武汉封城生活的道义责任和伦理要求。不应失实，更不应抹黑。但说方方是汉奸，是为西方反华势力送去抹黑中国的“弹药”，甚至为某些国家将来向中国索赔提供“证据”，则有些言过其实，高看她了。从法律上讲，即便方方不加校订就出版了所谓“日记”的外文版，也不可能成为将来其他国家向中国索赔的“呈堂证供”。原因很简单，这是文学作品，不是调查报告，根本不具有证据的可采信性；而且，这60篇日记早已在中国互联网发布并广泛传阅，如果真能作为所谓“证据”，也根本无需外文版。真向中国索赔，除非靠“不平等条约”，指望方方“日记”肯定是不行的。今天的中国不是晚清，丧权辱国，可能吗？

也要看到，方方文字的主基调是晦暗的，她对封城期间武汉市民生活的描述，尤其是对疫情防控的描述，显然是不全面的。她记述的“事实”（即便不失实），也是主观裁剪的。特别是以外文版来呈现这些被裁剪的武汉抗疫历程，对10几万为包括方方本人的健康在内付出重大努力和牺牲的医护人员、志愿者是不公平的；在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对5000万海外华人、华裔甚至亚裔则是危险的。可以说，在置国家于尴尬境地、置海外华人、亚裔于更大险境的同时，实际上也置方方个人于不义之中。

三、是谁给了方方“日记”春天

方方“日记”引发如此关注和争议，从“流量”上来说，好像挺成功的。但作为非虚构写作，无论是文笔，还是思想，这个“日记”都难言成功。它也未能起到“实时”报道，全面传递信息的作用。据在武汉的同学讲，她身边的武汉人对这个自封的“武汉日记”也并不“领情”，还颇有意见。如果复盘的话，可以说，如果不是“删帖”的神助攻，它大概率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因此，很难认为方方的“日记”成功了，或者说方方因为这些文字成功了。

根据现行中国法律，方方当然有写作的权利，有表达的自由。现在，这个“日记”全网可见，任人阅读，既体现了方方言论自由的实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封城时武汉同胞生活状态和疫情防控的信息渴求。在国外出版也无妨。很难说方方能以“日记”卖国或成为汉奸。她没那个能力，“日记”也没那么厉害，不过是让一些人感觉别扭、不爽而已。除非在“日记”中找出了明确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秩序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这事儿也扯不上法律责任。但从政治立场上，从作家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操守上说，是另一回事。

然而，真正值得思索的是，一个年过六旬、并无生花妙笔和深邃思想的老太太，是怎么单枪匹马纵横两月余，数进数出，将全国舆论系统百万大军杀得人仰马翻，最后还能载“誉”而归的？过去两个多月，亿万人都在冬寒料峭中，是谁给了方方“日记”春天？

不管方方主观上如何，尽管国家肯定不会因为一本书而坍塌，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客因抗疫无力而四处“甩锅”、煽动民粹主义风潮的背景下，方方“日记”外文本的出版，已经成为他们反中努力的一部分。这不是“动机论”！2011年秋天，我在纽约亲眼见到过一个精致谎言的炮制。那是哥伦比亚大学某系的一个所谓“中国民族理论问题研讨会”，但“理论研讨会”不允许作为参会者的我谈理论，只鼓励谈“体验”。所以，一个藏族女孩儿发言，她应该是中国留学生。她说自己从小被送到汉语小学，要学汉语，感到很压抑，她不明白自己一个藏人为何要学汉语。了了几语，是不是一副文化压迫的景象？也许她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这些话放在一起却构成了极其精致的谎言。我问她，是政府还是你父母送你去汉语小学的，当地有藏语小学吗。小姑娘避而不答。很显然，当地有藏语小学，是父母为了子女前途才送她去汉语小学的，不是政府的强制。但会议主办者要的就是这“体验”。对我而言，那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体验”。“学术”的外衣下，“教授”的外表下，的确可能有一颗政治和偏见的心。而这，也同样是美国和西方媒体最擅长的。前一阵曾接受彭博社记者采访，我直言不讳地要求她，发稿前要给我审核，因为美国媒体“太会精心炮制每句都是实话的谎言了”。西方精英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傲慢太强烈了。方方“日记”即便多属于“事实”，但传递给西方公众的信息却未必是真相。

但对于方方“日记”的春天，却不能说“不是皇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永远不要去责怪别人的强大和狡猾，关键要看自己是否能战善战有智慧。如果说疫情是对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那么，舆论系统考试及格了吗？

第一，专业素养很重要。一是将舆情应对能力纳入到执政能力之中。不要怪方方卡了C位，要问自己人为何缺位。要认识到，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生产方式注定了信息市场的良莠不齐。信息内容在数量上呈爆炸式增长，在生产上也由专业生产（PGC）为主转变为以用户生产（UGC）为主。全世界传统媒体每天生产的信息不过数千万条，作者基本都是专业人士，受职业伦理和法律法规约束，信息质量较有保证；而全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每天生产的信息超过数十亿条，但其作者却主要是普通网民，信息内容的生产更难控制，质量也更难保障。这意味着，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更大程度上的信息混乱、复杂和良莠不齐，已经成为任何个人、组织甚至政府处理几乎任何问题时的先决条件和前提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打造一个完美的信息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理想。生活在一个有问题的信息环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因此，明智的做法就不应该是试图去管控甚至消除每天数十亿条良莠不齐的信息，而只能是在充分理解和把握社交媒体信息生产规律的前提下，依靠法律和技术控制网络信息内容生产的底线，然后通过政府部门和专业部门提供的权威信息，穿透复杂网络信息的噪声，传递给社会公众、特别是有需要的人，实现“良币驱逐劣币”。这是一种“灯塔效应”。正如在无垠的黑暗中，让迷途的帆船返航，依靠的不是消灭大海，而是高高耸立的明亮灯塔。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消除舆情，而只能将舆情应对能力纳入执政能力之中。比如，4.2万甘赴险境的医护人员，10几万“最美逆行者”，里面有多少故事，多少“日记”，但咋就没见到春天呢？二是法律素养。如果有一定的法律常识，怎么能够相信西方国家可以将方方“日记”作为向中国提起索赔的“证据”呢？

第二，凝聚共识是正道。理论竞争比粗暴斗争更重要，驳倒比打倒更重要。一是要认识到，舆论工作是吸引同道，而不是四面树敌的。舆论工作也要敢打敢冲，但不能蛮干，徒逞口舌之快，但却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简直就是高级黑，能有何意义？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凝心聚气、凝神聚魂，主要靠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实，主要靠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主要靠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然后靠宣传、理论部门把道理讲清楚。二是舆论工作要科学、讲究方法。极左极右都是少数，绝大部分是中间派。争取中间派不易，但把他们推开却很简单。后真相时代，情绪为王。只要受众不喜欢你，对手就赢了。所以动脑、动笔、动口为要，尽可能别在思想、舆论问题上“动手”“动脚”“动粗”，删帖、屏蔽、“跨省”，很多时候就是给对手的神助攻。

第三，贯彻“双百方针”，鼓励思想创新。一是区分批评监督和反对党的领导。习近平说，共产党要能听得进尖锐批评。尤其是对于党内客观存在的贪污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习气等问题，必须大加批判，这才是对党和国家负责。二是要清楚区分不同见解和反党言论。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内心的呼唤。要能够吸引人民群众自发的、出自内心的拥护党的领导。思想的问题要靠更深刻的思想来化解，理论问题要靠更彻底的理论来澄清。要允许人民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自由思想和发言，要鼓励健康、宽容的讨论氛围，鼓励解放思想、观念创新，防止扣帽子、打棍子。不能“站队”胜过讲道理。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什么时候别人愿意掏腰包买你的文化产品，说明你真有文化了。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是希望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分析，为国家谏言。有朋友批评我两边不讨好。我想，这也许就对了，不讨好应该是学者的本分啊。所以我不喜欢“站队”。如果非得说“站队”，那我永远站自己的国家。

来源：中国法治评论

作者简介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博士生导师。

编辑：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