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关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源于1927年国立京师大学校成立的农业经济系，迄今已近百年历史。百余年间，学院名家辈出，为推动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贡献着力量。出于丰富学院历史，完善学院文化，传承大师精神的考虑，我们曾编撰出版过《风雨九十年》。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将对这部书中的所载所记予以补充修订，以进一步领悟传承名家身上所展现的使命与担当精神，以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迈进新征程。

历史先声之董时进篇

董时进曾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及农业经济系(我院前身)首位系主任，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也是中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

董时进(1900—1984)，四川省垫江县人。192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学科。1922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25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先后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农业经济系主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院长等职务。1938年，成立农业学术团体“中国农业协进会”，并创办“现代农民社”，主编《现代农民》杂志。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7年5月，成立“中国农民党”。著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食料与人口》、《中国农业政策》、《董时进论文及演说词》、《河北省二万五千家乡村住户之调查》等。1950年赴美定居，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一、董时进生平简介农历1900年10月18日，董时进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武安乡天星桥。1910年，进入桂溪高等小学堂读书，辛亥革命后返回佛爷庙私塾。1912年，到重庆读新学。1917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交通大学之前身)，出于对农学的浓厚兴趣，董时进决定弃工学农，同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在学习期间，品学兼优，而且爱好体育。1919年，董时进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后被释放。1920年夏，董时进毕业，回乡与邻村胡姓女子完婚(病逝于董时进留美期间)。1920年8月，董时进参加清华大学专科公费留美生考试，顺利通过并被录取，结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1924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被选为美国施革玛赛学会荣誉会员，同年，董时进申请延长官费一年，又在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在欧洲各国考察一年。1925年，董时进经马赛回国，同年夏天，随晏阳初、傅傑深等3人到包头，为冯玉祥开办的平民教育训练班讲课。1926年，董时进到北京后，与熊希龄的外侄女结婚，同年9月8日，任华洋义赈会农利股主任，次年4月辞职，1928年8月复职。1928年11月，董时进临危受命，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次年3月，董时进被正式聘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1929年4月，董时进和竺可桢、翁文灏等五人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9月，辞去院长职务，专心教学与科研。1930年5月，担任农业经济系主任，指导师生在罗道庄进行调查。1931年10月，再次代理院长，12月辞职。1933年，任职南京国防设计委员会，担任农业经济专门委员会委员。1934年，董时进创办江西省农业院并担任院长，1938年4月辞职，担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1938年12月，参与川大“拒程运动”，失败后于1939年1月辞职，期间，他成立了“中国农业协进会”，并自筹经费出版《现代农民》月刊，在全国公开发行。1940年，董时进成为“国际农业协会”成员，并在重庆沙坪坝井口镇创办大新农场。1944年9月，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举家赴上海。1947年，在上海建立“中国农民党”，被选为党主席，由于反对土地改革，“中国农民党”于1949年6月解散。1949年底，董时进给毛泽东写信，阐述自己对于中共开展的“土地改革”的看法，未得到采纳，不久全家前往香港。1950年，董时进在美国定居，入美国国籍，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改革开放后，垫江地方政府邀请董时进回乡考察，董时进前后三次受邀回国参观考察，积极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奔走。1984年4月16日，因直肠癌医治无效辞世，享年84岁。董时进回国后，曾任重庆西南体育专门学校名誉校长、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并执教多年。一生著述丰富，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其代表作有《食料与人口》、《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国防与农业》、《两户人家》等。董时进志趣在农，综观其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说。多是言必称“农”。董时进为中国“三农问题”呕心沥血，亲自参加农村调查，一生为中国农业发展奔走，其关于土地改革、人口等的思想对当前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对于农学实践的重视，值得当代学者尊敬和学习。

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贯穿了董时进的一生。少年和青年时期的董时进经历了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剧变，对董时进的农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同情农民，立志学农

少年时，董时进生活在不断衰败的农村，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对农民产生深深的同情。当时的乡村社会陈规陋习严重，如父母包办婚姻，公婆压迫媳妇，董时进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董时进认为“未读书的女子不能与女学生竞争，旧式女子竟成了新式女子的牺牲品”。当时乡间匪患横行，农民财产经常遭到洗劫，民国农村社会的日渐衰败，深深地影响着董时进的人生道路。从此，董时进的求学道路发生根本变化，董父曾对董时进说过，“我们这地方的风气越来越坏，许多年轻人，奶气未脱，已经学会赌钱吸鸦片。送你出去，也免得沾染恶习”。在父亲的支持下，董时进先是在重庆读新学，而后赴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接触了与乡村社会不同的世界，乡间的衰败与都市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促使董时进立志学农，董时进在《农业经济学》中写道，“一勤俭诚实友爱正直之农民，依其积蓄作基础，其曾孙乃得遍游国内外研究农业经济学”，他希望用学到的近代农业知识，改良农业，改善农民生活。

（二)主张对日作战，捍卫国家主权

1933年，国内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日本侵略，在对日问题上，当时知识界分为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董时进是主战派代表，他在1933年4月3日和4月4日的天津版《大公报》上连载了《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的文章。文中写道:“对于后方接济和社会秩序，全可不必挂虑。我们未具现代国家的资格，也就免了现代国家的问题。我们所差的，只是武器。但是我们有的是不怕死的军队，也就够日本应付了。”董时进极其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坚信中国能彻底击败日本，以捍卫国家尊严，维护国家主权。且不论上述两派对错，董时进的爱国主义情怀有目共睹，其主战的呼声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

(三)反对国共内战，主张和平建国

动荡的社会环境和人民的悲惨生活使董时进意识到稳定的社会环境对农业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他反对国共内战，主张和平建国。1945年11月5日，由董时进领导的“中国农业协进会”，与重庆中国农业协进社、中国经济事业协进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世界科学社、农村科学出版社等6团体，发出停止内战的呼吁。由他成立的“中国农民党”一直反对内战，认为内战是“三十余年以来人民最感痛苦及遭受牺牲最大的祸患”，董时进作为该党的创立者，一直以身作则，致力于促成和平的运动，为实现和平奔走呼吁。即使在美三十余载，亦不忘祖国的发展与农业的振兴，晚年的三次大陆之行，董时进奔走于海峡两岸，访问政要，为中国的统一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三 、救国救民的 “三农”研究

董时进一生致力于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希望中国农业得到极大发展，从而使国家繁荣，民族振兴。董时进认为，“中国的农业乃是环境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是历代经验演变出来的成绩。要使农业方法和农业用具发生重大的改变，必须市场、运输、工商业，以及土地与人口的比率等都有改变，才能办到。”为寻求农业救国之道，董时进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学，学习专业知识，接收先进思想，回国后致力于“三农”研究与实践，并以兴农为毕生志愿。

(一)深刻远见的“三农”思想

董时进的“三农”思想主要内容包括:重农思想、粮食与人口、信用合作、土地租佃和灾害防治等方面，内容涉及农业的诸多方面，其学术思想深刻而务实，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重农思想

董时进受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陷入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的深深思考当中，20世纪20年代中期，学界“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战开始，董时进的农学思想发轫于此。1927年，董时进发表《理想的东亚大农国》，批评了“以农立国”论者“只有农业，没有工业”的错误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全面发展农业、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重视农民教育、发展农民合作等措施，用改良的方式实现理想的东亚大农国。

董时进的“三农”思想随着参加华洋义赈会的合作运动及对社会调查的深入不断完善和成熟，接受了工业化的主张，形成“工农并重”的正确认识。董时进对战后中国农业发展深入探讨，发表了《中国农业政策的讨论》、《西洋科学与中国农业》、《战后的农业》、《农业与建国》、《战后中国农业改进问题》、《工业要跟得上人，农业要赶得过人》等文章。

2.粮食和人口

董时进从农学的角度审视人口问题，主张促进粮食生产并节制生育，认为粮食是世界性问题。“迨时代愈进步，人口愈密，食物缺少之压力愈普遍”。“食料缺乏，为中国今日最大困难之一”，“中国之经济，社会，政治，军事诸问题，实以粮食问题为其中心”。他认为中国的粮食增产余地不大，而人口增长过快，亟须政府采取限制措施。“我们不要忘记，人口增加是无止息的，食料的增加是越来越困难的，即使我们能开垦荒地、改良农业、增加生产，总是赶不上人口增加的快”。

他强调必须节制生育，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其眼光之长远令人佩服。董时进论述了实行节制生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了人口压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为保持粮食安全与人口平衡，他还提出了增加粮食生产的措施，包括:开垦荒地，改良农业，重视农业教育、提高农民知识，节制靡费与改良饮食习惯并行，发展水产养殖，振兴工商业、提高粮食购买力等。此外董时进还主张发展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高价农产品以增加农民收入，走农业产业化、国际化道路，通过进口解决粮食问题，这些措施在当前看来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3.信用合作

董时进认为合作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合作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联合做事、相互扶助，狭义的合作是“以平等的方法，联络利害关系相同之生产或消费者，共谋经济的节省与改善的合作……包括三个要素:①合作的范围限于经济事情;②合作者须有同一的利害关系，并须对所经营之事务为生产者与消费者;③合作方法，须本于平等主义。”关于合作社的分类，董时进提出依经营事业的种类分类，将合作社划分为六种:信用、购买、销售、生产、保险、利用。

董时进认为合作社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同时也承担了教育塑造现代公民的责任，他认为“信用合作社可以激励社员，使他们勤俭，发愤，遵守信用，培养人格，注重教育”。相比把合作制度作为中国农村救命稻草的学者，董时进保持了理性和谨慎的态度，对合作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信用合作，且合作制度需要本土化，制度推进需要渐进和稳健。他批评中国合作运动是“合”而不“作”，“现在的许多的合作社，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可以说是有名无实，这样的合作社，前途绝少希望”。他提出改变合作运动方向，从能够给人民带来实在利益的具体业务办起，例如农产制造、手工业、园艺、畜牧等。

4.土地租佃

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日益严重，当时除国共两党的土地方案外，一些学者也提出自己的主张，出现了“土地改良主义思潮”。对于中国的土地租佃制度，董时进的观点主要有:各地情形不同，解决租佃问题要因地制宜;地主与租户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不能仅从自耕农与佃农在当地的农户中所占的比重分析中国租佃问题;租佃制度的中心问题之一在于公平制定租额;租佃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董时进主张用温和的改良方式解决土地，如移民垦荒、限田等。

5.灾害防治

民国时期，我国水灾与旱灾较为严重，董时进提出了一系列的灾害防治思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董时进主张植树造林、兴修水利、行旱农法、行大农制，他指出:“盖森林不唯可以防水患，御旱亦有殊效。凡有森林之地方，其势纡徐，河水之涸竭较为迟缓，灌溉事业，实利赖之，特称之为水源涵养林者是也。”他依据河流湖泊之远近，将兴修水利工程分为开渠、掘井两类，并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水利灌溉情况，呼吁当局“迅拨一宗款项，特组委员会，专司此种工程之设计及办理，则收其效者当亘于百年以后也。”董时进提出我国应仿效美国实行旱农法，不用灌溉而栽培作物，在少雨区域，务使人多地广，行大农制。董时进还提出人工降雨的方法以对抗旱灾，但因当时技术所限，未能付诸实践。董时进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农村的土壤破坏十分严重，他指出“岂但造成灾荒，真可以亡国灭种。”因此他呼吁厉行水土保持，通过限制山地开垦、造林植草、退耕还林还草、水田冬作法等，董时进是中国最早系统提出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学者，其远见卓识在其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今人看来，依然感到其见解深刻。

董时进认为根本治灾之道，应是尽量解决人多地少之矛盾，减轻土地负担。并指出具体做法:①节制生育、限制人口;②移民垦殖;③开辟各种富源，例如制造、采矿，以便于间接取得他处所生产之粮食;④兴办交通，以利于异地间之货物交换，以及粮食的运输。董时进指出:“凡此诸端，均所以提高人民之生活程度，俾遇凶年，人民只需稍事节约，而不至流为饿殍，则旱涝虽不能免除，惨祸定可以减少，灾患问题之根本解决，其在斯乎。”

(二)求真务实的“三农”实践

董时进在进行“三农”研究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三农”的实践，指出“学工程、医药、美术、教育、社会、军事、政治、经济等的人，乡下都需要他们，都应到田间去”。“到田间去，必须有实用的智识，并且要有作领袖的才具，和服务的精神”。董时进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创立江西农业院，组织中国农业协进会，开办大新农场，成立中国农民党，不遗余力地践行着自己的“三农”思想。在工作中，董时进求真务实、严以律己、平易近人，进行实地考察时，谢绝任何招待，与大家同吃同住，深受广大农民的称赞。

1.重视实地考察，亲自参加调研

董时进在华洋义赈会期间，参与章元善领导的合作事业，脚踏实地的推进农村信用社，并亲自指导乡村调查活动，深入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北平水利研究会期间，董时进参与了“华北旱涝灾患调查”，负责河北省的调查工作，他指出“河流不梭，堤防不修，沟渠不开，森林不植”是造成华北旱涝频繁的主要原因。1930年，董时进带领农学院师生在罗道庄开展乡村调查，他亲自制定调查表格，此次调查涉及包括43个县，242村，24568户，调查人口超过13万，内容涉及人口、耕地面积、租地概况、家庭养殖情形、职业分配情形等方面，董时进通过调查，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1931年回乡探亲期间，董时进考察了四川农业及乡村经济情形，令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四川因人口过多造成了土地开垦过度。这些由其亲自组织或参与的社会调查，促使董时进的“三农”思想不断发展和成熟。

2.组建江西农业院，创办《江西农讯》

1934年2月，董时进赴任江西农业院院长，3月6日，理事会第一次常务会议召开，通过《江西省农业院组织大纲》，自此，江西农业院正式成立。农业院宗旨在于“主办全省之农业试验，农业推广，及农业教育，以谋农业技术之改进与农村生活之改善”。院内组织为4部1处，分别为农艺部、畜牧兽医部、森林部、推广部和总务处，规划基建后有水田旱地1000余亩。在董时进的带领下，江西农业院各项工作开展顺利，成为全国的典范。董时进还创办了《江西农讯》，普及农业科学，改进农业技艺，如其所说，农业院的工作应“首先注意植物动物生产、农业经济、农事教育、技术人才之培养、推广人员之训练”。农业院各部组遵循这一思路，改良与推广农作物、发展园艺事业、病虫害防治、畜牧及家畜防疫、农业教育与农事训练、定期举行农产竞赛会、深入进行农业推广工作。

3.组织中国农业协进会，开办大新农场

1938年4月，董时进辞去江西省农业院院长，担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不久，与朱光潜、魏时珍联合发动“拒程”运动，捍卫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运动失败后辞职。辞职后组织中国农业协进会，编印《现代农民》杂志，该组织“以联络热心农业人士共谋农民智识与利益之增进并促进中国农业之发展为宗旨”。致力于农业之调查及设计、农业新法及优良品种器物之介绍、农业问题研讨及建议、出版刊物等活动。1939年2月，董时进在重庆井口购地，将稻田熟土改造成果园，试办了“大新农场”，也就是现在重庆市沙坪琐区的井口农场。董时进还组织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以发展农产贸易，促进农业改良，大新农场是公司的支柱产业。大新农场以果园为主，按照科学方法种植，董时进亲自示范剪枝、除虫、饶水、施肥，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大量优良苗木品种，同时为重庆市民提供了大量新鲜水果，后期还引进了奶牛，开展农副业多种经营。在董时进身体力行的带动下，农场经营取得了成功，吸引了大批政界人物参观。董时进以大新农场为阵地，进行农业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为传播现代农业科普知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成立“中国农民党”，保护农民利益

在实践中，董时进切身体会到农民的艰辛，为把农民组织起来，保护农民的权利，他成立了“中国农民党”。中国农民党是在中国农业协进会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该党在政治方面主张民主政治、反对极权政治，主张实行普选制，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在经济方面注重乡村建设、力求城乡平衡发展，健全基层金融机构，主张限制土地兼并、实行合理的地租政策;在社会生活方面重视乡村教育，推行农村医药卫生、设立乡村托儿所、提倡优生优育，尊重民族历史及风俗习惯、主张设立农民节。该党的主张体现了董时进的“三农”思想，董时进成立“中国农民党”的目的在于维护农民利益，为了农民奔走呼号。

四、呕心沥血的教育工作

董时进于1925年回国后，曾任重庆西南体育专门学校名誉校长、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并执教多年，他对教育的重视在其学术思想中均有体现。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董时进锐意改革、不断探索，对学院和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他的农业教育思想在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的同时，注意结合中国实际。

(一)高度重视农业教育

董时进认为:“凡是可以叫着教育的，都不能单独传授技能，而应该谈谈有启发思想，发展人格的作用”。农业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教育人”、“改良农业和乡村生活”、“技艺和方法的传授”。他积极向学生宣传农业经济学的重要性，提出应把教学、科研、行政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三位一体。董时进认为只有开展农业教育事业才能根治中国农业的诸多问题，体现了其对农业教育的高度重视。

(二)积极开展农业教育

董时进认为中国绝大部分是农民，知识程度较低，无法应用先进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导致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积极开展农业教育。他认为乡下“最需要的教育，是要能够增加他们用脑的本领和做人的资格的教育”，即让他们“了解人生的意义，明白国家，社会，政治，是如何构成;使他们能够重视现代文明的价值，不以为一切是中国的旧东西好”。利用新头脑新思想武装农民，以达到培养现代国民的目的。董时进认为合作教育促进了合作运动的发展，“合作社与民众教育，应相辅而行，民众教育进步，则合作之进步易，合作社发达，则民众教育亦易普及”。董时进认为农业推广教育也是医治中国的良方，“农业推广，不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要策，而且是培养民权，建立民主政治的根本方法，也是最要紧的训政工作”。董时进通过办的组织和刊物，不遗余力地开展着农业教育工作。

(三)把脉中国农业教育

董时进认为，中国农业教育的根本问题在六个方面:第一，宗旨问题。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此一般高等农业学校所标之宗旨……固定事实的宗旨，不可一味模仿外洋，须细审本国国情，察其需要，又宜枚举条陈，不可概况笼统;第二，教材问题。农业情形各地不同，故教授农学，应就地取材，不可如数理化工，随意照搬外国教本;第三，试验场问题。中国农业学校只有田产，而无试验场。农校与试验场，合则两得，分则两失;第四，农校增设科目问题。现时国内之单科大学极多。单科大学之弊，即在其不能使学子见闻宏博，养成宽大的态度;第五，农校分工问题。农业随气候土壤变迁，故农业教育亦必因地制宜，适合需要……第六，实习问题。中国农校表面上似乎很注重实习，实为衙门式而且无目的之农场实习。

五 、 结 语

纵观董时进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多言必称农”，农是其一生的挚爱，兴农立国是其始终的信仰。作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先驱，一直走在学术的前沿，少年时代立志学农，以求救国图存之道，并为之奋斗一生，体现了一个优秀学者该有的严谨和审慎，履行了一个爱国学者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孜孜不倦的“三农”研究和身体力行的“三农”实践，使其学术观点独到而深刻。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品格，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精神，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操，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后来学者要以董时进为旗帜和标杆，为中国农业之兴盛、国家之富强、百姓之安乐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