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为什么不善于创新？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2021-08-13 10:00 浏览量: 2701

创新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创新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一边高喊创新一边却又抵制创新？为什么现代社会在很多领域出现了创新荒？到底我们该怎样引领未来的创新？创新与生命一样，是宇宙中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它是“逆熵”的，它能从混乱中衍生出秩序，从简单中演化出复杂，是整个宇宙避免热寂的希望。

阿西莫夫有言：“创新是科学房屋的生命力。”回顾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创新的身影无处不在。如果没有创新，我们的智人祖先可能会一直处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那么现代人类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英国科普作家、科学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创新的起源：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中，从科技史的角度探讨总结了创新产生的规律。（参加文末互动活动，就有机会得书一本哦~）

报酬递增之谜

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存在着一个非常奇怪的漏洞，那就是未谈及“创新”。戴维·沃尔什在其描述经济学史的著作《知识与国家财富》中指出，亚当·斯密本人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且从未将之解决，这一观点至今仍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关注市场中逐渐形成的均衡现象。市场均衡的情况下，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无法对他们已达成的交易进行改进。这意味着报酬递减：如果人们定好了一件产品的合理价格，就很难再有利润空间。

相比之下，斯密的另一观点——劳动分工学说，则包含相反的意义：报酬递增。就拿斯密自己举的例子来讲，在一家别针厂，如果工人们一同承担任务，分工更专门化，做工时更具创新性，那么他们共同提高了生产效率，成本就会一降再降。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以更低的花费获得更多。第一个例子是负面的反馈，而第二个是正面的反馈，二者不可能都是对的。

追随斯密脚步的经济学家们大多忘记了报酬递增以及别针工厂的例子，他们只关注那双看不见的手。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创新层出不穷、经济蒸蒸日上，但他们还是相信后一观点终有一天会湮灭。

1928年，一位名叫阿林·杨格（Allyn Young）的经济学家讨论了斯密自相矛盾的说法。他指出，新工具、新机器、新材料和新设计的发明也涉及劳动分工。换句话说，创新本身就是专业化程度提高的产物，不能单独拎出来讲。不过，他并未深入探究这一说法。

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辩称，创新是主要事物，报酬递增可能是无限的：“最可靠的预言之一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将生活在食物与原材料的令人困惑的过剩之中，让总产量尽量扩大吧，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它。”熊彼特的这一席话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放在今天也是如此，即便这么多年来已经证实他说的是正确的。例如，凯恩斯认为经济大萧条意味着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需要更公平地分担更少的工作。但问题是熊彼特并不愿意用数学来推演，而经济学越来越沉溺于对方程式的狂热崇拜中，因此熊彼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1857年，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再次提出，创新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大缺失。索洛认为，到目前为止，仅有15%的经济增长可以解释为由于更多耕地被开垦、更多工人从事工作、更多资本用以投资而导致的。剩下85%的增长无法用这些生产要素来解释，很明显是创新导致的。

然而，即使在索洛的模型中，创新也只是刚刚提出的，如同从天而降的甘露，仍处在模型的“外部”。索洛并没有相关理论来解释创新为何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这种天赐之物的来源后来通过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被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发现。他们称，这是任其发展的事物，私营产业不会创造它，因为创造科学对人们来说无利可图。他们的观点是，商人不难抄袭别人的想法和创意，且保护知识产权的手段——专利、版权和保密能力并不完善。所以国家必须提供知识促成创新。特伦斯·基莱教授评价道，这是一种忽略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的象牙塔式观点：

1990年，一位名叫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年轻经济学家对报酬递增和知识增加问题颇感兴趣。罗默由此得出的答案使他摘得诺奖桂冠。他试图将创新这一经济增长源泉作为模型中的“内在”因素。换句话说，他将创新作为一种产品，既是经济活动的输出，又是经济活动的输入。他的核心论点是新知识具有非竞争性的特点，即人们在不耗尽它的情况下可以分享它；不过新知识也是部分排他的，这意味着谁最先拥有它，谁就可以先利用它赚钱，至少能赚一段时间。人们既可以对新知识进行保密（就像哈伯和博施发现氨的铁基催化剂时的做法一样），也可以为它申请专利（就像摩尔斯发明电报时的做法），或者凭借他们“秘而不宣”的知识先发制人（同大多数软件先驱所做的一样），这样做可以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取大量垄断利润。这是之前从未提及的（创新的）关键特质。知识既是一种公共产品，又是一种暂时的个人私有物。知识的生产成本很高，但有时可以收回成本。

大公司不善于创新

创新往往来自外部。个人和组织皆是如此。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只是一名约克郡的钟表匠，在他通过在轮船上安装坚固的精密计时器解决了轮船定位经度的问题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当权者都没有正眼看待他，因为他并不是科学界的显要人物，他的解决方法也未涉及先进的天文学知识。从托马斯·纽科门到史蒂夫·乔布斯，这些伟大的创新者原本往往寂寂无名，他们来自不受关注的地区，没有广博的人脉、显赫的教育背景。

在天平的另一端，大企业也常常被更具创新力的行业新秀淘汰。IBM让微软杀了个措手不及，而微软又遭到谷歌和苹果公司的回马枪。尽管柯达是胶片时代的霸主，但它并未发展数码摄影业务。反而，它眼睁睁地看着整个行业受到电子产业的入侵，自己的商业模式被打乱，走上消亡。2012年，柯达申请破产保护。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柯达的确研发了数码摄影技术，但为了自己巨大的既得利益，它希望数码摄影消失，而非深入探索这一技术。

1975年，一位叫史蒂芬·赛尚（Steven Sasson）的年轻柯达研究员制造出一台体积庞大的相机，这台相机可以将模糊的电子图像记录在盒式磁带上，这样在电视屏幕上就可以显示出这些图像。赛尚尝试让公司高管们对他的发明提起兴趣，但高管们表示这项发明造价昂贵、不切实际、质量低劣，所以反对这一发明。塞尚透露给《纽约时报》说：“相片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有100多年了，没有人抱怨相片的存在，它们非常便宜，所以怎么会有人想在电视机上看自己的照片呢？”

大公司不善于创新，因为它们的官僚作风太严重，有太大的既得利益促使它们维持现状，而不再关注自己客户的实际利益和潜在利益。因此，若要推动创新，则必须有经济体鼓励创新，或者说至少允许外来者、挑战者或者颠覆者能站稳脚跟。这意味着开放竞争。从历史上看，这对大多数社会来说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特征。纵观历史，无论是贸易公司、手工业协会，还是国有企业，当权者都热衷于让它们处于垄断地位。

让大公司创新的唯一活动就是竞争。近几十年来，以沃尔玛、乐购和奥乐齐等公司为首的超市为客户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产品：条形码、扫描仪、卡车对接卡车的装卸系统、免洗的蔬菜、即食食品、自家品牌产品、会员卡，等等。毋庸置疑，如果这些公司是国家垄断企业，它们的创新就会非常缓慢，或者根本不会发生。零售业的大部分创新来自行业之外：公司对它们可以利用的新技术很敏感。

一些大公司几年前就认识到，它们不能依靠内部研发来为自己带来竞争所需的创新。宝洁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2006年，两位高管给出解释：

首席执行官A.G.雷富礼（A.G.Lafley）开始调整宝洁的文化，他从公司外部获得一半的创新。这一“开放式创新”战略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宝洁恢复了自己推出成功新产品的速度。

开放式创新的终极形态是开源软件。它曾经是这个行业一个古怪的、波希米亚式的分支，成员大多是那些希望世界没有疆界、没有私人财产的空想家。20世纪80年代，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的自由软件基金会开始反对大公司的专利软件，并押注于用户可以为创新做出贡献的想法上。他开发了GNU系统（Gnu's Not Unix的缩写）来挑战Unix操作系统的地位。

1991年，林纳斯·托瓦兹发明了开源的Linux操作系统，这一系统融合GNU的功能，并逐渐占据了计算世界的大部分领域，获得超级计算机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最近它还在进军谷歌的安卓设备，扩展移动市场版图。2018年，IBM宣布将斥资300亿美元收购红帽（Redhat）这家开源软件公司。亚马逊通过亚马逊网络服务获得云计算领域的主导地位，完全是基于开源软件。因此，软件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开放、自由分享创新的地方，它是一片不设围栏的大草原。这里非但不阻止创新，反而似乎起到了鼓励创新的效果。Linux基金会现在拥有数千个开源项目，可以“利用开源研发的力量，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和规模推动创新”。

赋予创新以自由

最好的开源式创新是由消费者自己创造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冯·希佩尔（Eric Von Hippel）认为，消费者们的自由创新是经济中被忽视的一部分，并且创新是由生产者创造的这一假设具有误导性。他计算了一下，为了让产品能为自己所用，数千万的消费者每年要花数百万美元来开发或修改产品。大多数消费者会在他们的空闲时间做这项工作，并将之无偿分享给他人。

他列举了夜鹰（Nightscout）的例子，夜鹰是一款可以通过网络监控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的技术，是几位糖尿病患儿的父母的心血之作。一家名为德康医疗（DexCom）的公司研发出可以通过皮肤贴片记录血液中血糖水平的传感器，贴片的检测数据通过接收器展示给顾客。2013年，纽约州利沃尼亚地区的一名超市软件工程师约翰·克斯蒂克（John Costik），因为担心无法获知自己年幼的儿子在校期间的血糖水平，于是侵入这款设备，这样他可以从网络上看到儿子的数据，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将源代码分享给他人。

这些分享的人中有一位来自加州北部的工程师林恩·德斯伯勒（Lane Desborough），他也有一位患有糖尿病的儿子，他设计了一款家庭展示系统，并将之命名为夜鹰。这一系统又引起南加州的一位叫作杰森·亚当斯（Jason Adams）的分子生物学家的注意，他也有个患有糖尿病的儿子，他在脸书上创建群聊，让家长们借此使用夜鹰系统。只是因为考虑到法规和知识产权，这些家长没有更早发布开源代码，这些人不是为了追求利益。这一种趋势最近的进展是糖尿病患者开始自行设计并研发出配备有开源软件的人造胰腺。

随着设计工具计算机化、通信成本价格低廉，人们能够在家里完成曾经需要在公司实验室才能实现的工作，自由创新的机会大大增加。自由创新者不必顾忌创新是否有利可图，他们可以探索在公司不会涉足的想法。不过由于他们不追求盈利，他们不一定会努力向人们宣传他们的发明，所以创新的传播速度很慢。冯·希佩尔说道，公司不是不会注意到自由创新的发展趋势，相反，公司现在正“挖掘”自己消费者的创意。例如，冲浪板的制造商就将冲浪者做出的修改作为它们应该如何改进设计的思路。

自由创新者很少申请专利或版权，这意味着他们愿意将创新自由分享出来。冯·希佩尔的同事安德鲁·托伦斯（Andrew Torrance）认为，根据普通法和美国宪法的规定，在言论自由的权利下，个人享有自由从事创新、使用个人创新、公开并讨论个人创新的基本法律权利。而这并未阻止政客们在他们创新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托伦斯和冯·希佩尔认为，1998年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DCMA）旨在打击免费复制或“盗版”行为，这些行为是由于黑客破解合法购买的软件造成的，它对自由创新者的创新能力造成了严重的附带性损害。《数字千年版权法》有力打击了除侵权之外的“正当使用”的生存空间。托伦斯认为，起草该法案的人显然不知道自由创新的存在，更不用说会知道立法可能对其造成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