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各地民政局门口离婚排长队的视频在网络发酵。与此同时，近两年关于离婚和离婚后“再出发”的真人秀也搬上银幕，赚足眼球。个体故事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离婚率飙升的现状。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每天有多少人在离婚？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是不是经济条件越好，离婚率越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关浩光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带你重新认知离婚的真相。

结婚越来越难，离婚越来越容易。根据官方数据，全国登记离婚数量从2010年的267.8万对增加到2020年的433.9万对，近10年时间增长了约62%。如果考虑适婚人群的婚姻状况，即通过离结比（即一定时期某地区离婚数与结婚数的对比）的指标来看，我国离婚形势可能更加严峻。

2020年，全国离结比高达53.3%，表明当年全国离婚数已经超过了结婚数的一半。其中离结比最高的地区是天津，高达80.85%；其次是黑龙江和吉林，离结比分别为80.1%和74.44%；上海和北京也超过了70%。

中国高离婚率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杀死了我们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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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越高，离婚率就越高？

《再见爱人2》《春日迟迟再出发》《怦然再心动》……你是否也在2022年的各种短视频平台刷到过几档和离婚相关的真人秀综艺？事实上，离婚不仅成了人们日常生活里的显性话题，从数据上看，更是深层的社会关系格局的变化。

虽然与老牌发达国家如英美法等国的高峰时期相比，中国离婚水平并不算高，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西方国家的离婚率目前处在逐步回落的阶段，而我国离婚率的上升趋势还未看到停歇的迹象。

离婚率的上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价值观水平。最受广泛讨论的主题是经济发展状况与离婚率的关系。社会上似乎存在一种共识，即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离婚率就越高。这种直观的观察确有其理论解释，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婚姻的功能性发生改变。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结婚组建家庭相当于组建一个经济联盟，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规避风险。离婚会对双方的生活质量带来极大的影响，甚至可能影响生命安全。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离婚带来的生存威胁逐渐降低，导致这种联盟的维持成本上升，收益下降。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济发展提高离婚率的共识在相当程度上仅是基于直观感受。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和离婚率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二者并非总是单调地同步降低或提升。在采用不同的数据库进行分析时，研究结果表现出一定的非一致性。例如有学者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得出，个人收入和个人消费支出与离婚率呈现出正相关性，且这种正相关性在女性群体中尤为显著。但也有学者却通过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离婚率存在负向关系，即收入越高，离婚率越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门分省年度数据来看，我国离婚率呈现较大的地区差异。我国东北三省离婚率和离结比均处于高位，甚至超过经济高度发达的北京和上海。

再以我的老家中国香港为例，根据香港特区政府人口统计处数据，自1991年至2020年间香港人的离婚登记数量增长了2倍以上。数据显示香港离婚率与地区收入中位数和教育程度有一定的负向关系，也就是说收入和教育程度越低，离婚率越高。在香港离婚率较高的区域，如深水埗，其收入中位数和教育水平都处于相对低位。因此，经济发达可能推升离婚率，经济衰退同样可能刺激离婚行为，其作用机制受到不同因素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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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再是妥协

而是离婚

此外，社会经济状况与离婚率的关系还存在内部异质性，如城乡差异、性别差异，甚至科技发展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城市人口离婚率要高于城镇和农村。城市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离婚率的攀升。

从性别差异来看，男女离婚权利愈发平等。这与我国持续改善的高等教育性别比导致的女性相对教育水平提高有很大关系。学者的研究表明，这种离婚率上升的机制可能是女性教育水平越高，其离婚经历对再婚配偶质量的影响越小，即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婚姻中女性解决夫妻双方冲突的手段不再是妥协，而是离婚后再婚。

而科技发展对于推升离婚率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研究发现，家庭宽带接入数和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对离婚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尽管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角度考虑离婚率固然重要，我们也需要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审视婚姻家庭观念的时代性变化，审视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性的变迁。研究发现，社会对于人文主义（即关注个人整体生活质量的因素，如休闲、关系和家庭）还是商品经济（即关注促进市场化的因素，如生产力、物质财富和交换）的尊崇，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对待婚姻和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偏向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偏好经济上的成功，而不是偏向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对个体认知和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

相对于对人文主义的关注，当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时，个人在处理问题上更倾向于采取一种交换心态，关注婚姻的实用性。具体来说，生产力概念与交换概念的长期盛行表明这些概念在社会中是最重要的。将这些概念应用到婚姻上，个人很可能会更加在意婚姻的实用性，从功利的角度考虑结婚和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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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对社会的冲击到底是什么？

这样看来，高离婚率似乎是发展的必经之路，并且现有的发达社会都在面对总是相伴出现的两种现象，即晚婚晚育和离婚现象。晚婚晚育和离婚率的增加直接导致离结率的上升，并间接影响了出生率和加剧了相关产业的衰败，例如对母婴相关行业的冲击。在日本，母婴保健教师的数量呈现一种断崖式下跌。

此外，这两种现象的传播还会伴随其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导致未来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劳动生产力的衰退。并且高离婚率会带来潜在的养老问题，一些在夫妻陪伴下能轻松解决的问题，对于离婚独居的老人就会构成巨大的生活挑战。这种情况需要通过一些政策手段来解决。例如在香港，政府会鼓励银行与拥有住房的独居老人签订契约，由老人拿出住房作为抵押换取养老服务，待到老人过世后，银行通过收回房屋来偿付养老服务成本。

有意思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离婚应当是个人自由，反问为什么执政者或社会舆论要偏向对婚姻的保护。从宏观上来看，对于执政者来说，维持离婚率的稳定是维持社会整体稳定的一部分，因为家庭单位依然是当前社会最稳定的组织结构。

从微观上来看，研究表明家庭状况稳定的男性在工作收入上要比单身男性更高，并且在职业发展上有更多晋升机会。原因之一是拥有家庭的男性担负家庭责任，对通过工作来养家的需求较高，因此工作状态会比较稳定，更容易在岗位上待得住。还有一个原因是家庭美满的男性会让领导和同事倾向认为他的心智更加成熟，在做事和处理关系问题上更靠谱，因此愿意将重要工作相托。

而对于女性来说，相关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对于女性的福祉来说非常重要。并且相比于男性群体，女性更可能将家庭的好处带到工作中去，促进工作上的进步。例如因为初生婴儿还不会使用语言表达，所以妈妈们需要学习如何通过宝宝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来推断他们的需求。经过这一过程的练习，妈妈们可以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帮助她们在日常工作中更容易判断同事和客户的需求。

在政策法规上，我国也采取了一些举措来应对离婚率升高的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在民法典中为防止轻率离婚而设置的30天离婚冷静期的法规。从数据结果上来看，这些举措对于离婚率下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根据大数据显示，2021上半年全国登记离婚96.6万对，登记结婚416.6万对，登记离婚率同比2020年上半年减少50%左右。这说明政策努力初见成效，也从侧面反映了有相当一部分的离婚是属于冲动型离婚。

但是有不少人批评这些法规治标不治本，会因此产生更多的问题。例如，这些离婚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了离婚的门槛，导致个体离婚成本的上升。当适婚个体将更高的离婚成本纳入考虑时，他们潜在的结婚收益就会降低，这对未来的结婚率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这些法规的长期影响依然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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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离婚被搬上荧屏

离婚概念的商品化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离婚的商品化过程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婚姻价值观塑造，以及这种价值观变化对离婚率的影响。从商业社会的发展来看，当前离婚率的上升对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可能会通过商品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比较典型的就是这次婚姻纪实观察类真人秀《再见爱人》的出现。这档节目选取三对正在经历婚姻问题的夫妻，通过为他们安排十几天的共同旅行，来为观众近距离地呈现婚姻遭遇危机的双方是什么样的状态。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三对夫妻的性格差异和情感发展，而是这档真人秀本身的出现，以及背后传递的内涵。这档节目的出现本身代表了离婚概念商品化阶段的开始，其关键在于这不是一档公益节目，而是需要创造营收和利润的商业项目，并且它需要服务于为其投资的赞助方。这里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再见爱人》的其中一个广告赞助商是一家主营婚纱摄影的公司。这种对离婚概念的商品化可能会影响大众对于离婚的看法，例如商家通过对离婚进行仪式化的包装，塑造出一种结婚充满仪式感，那么离婚也应当充满仪式感的观念。

这种社会价值观引导的幕后推手是离婚相关产业的发展需求。在价值观引导上，《再见爱人》节目组明显是比较谨慎的，只讨论内生的婚姻问题（如感情和性格不合），而没有表现外部因素对于离婚的冲击（如第三者）。而在大众对于这种离婚节目的接受程度逐渐放开之后，未来与离婚相关的产品和节目在表现形式上可能会变得更加大胆。我认为，相比于新设置的30天离婚冷静期，这种商品化离婚现象的趋势更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

教授简介

关浩光教授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在加入中欧之前，他任职于同济大学管理高等研究院，曾担任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

关浩光教授获得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组织与战略学博士学位，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环球商业和管理学硕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培训、领导力和偏差行为。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