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长江商学院学术副院长陈宏正在发表题为“Aworldclassbusinessschoolmusthaveworldclassfacultyandworldclassresearch”的主题演讲。陈宏：前面几位教授的发言，张维迎教授的发言也强调了很多研究，刚才张国华教授也强调了研究。早上张维迎教授讲了他们在进行改革，一个是从教授的录用上，一个是从教授的提升上，还有学术气氛上，以及博士生培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我很欣赏他的勇气，在这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我们长江的长项，因为我们没有过去的包袱，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现在听了很多学校在这么做。我认为中国确实有可能出现世界一流的商学院。首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所世界级的商学院。或者更广泛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世界级的大学？我认为实际上有很多原因，我想主要是有两点。中国需要世界级的商学院，来培养世界级的商业人才。随着中国进入WTO，中国进入了世界的商业圈。世界级的经理人不是天生的，他需要学习一套理论知识，才能面对世界的挑战。所以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他就必须创造新知识，必须有一大批世界级的商业领袖。而这些经理人他就需要世界级的大学和商学院的培养。第二，中国也需要世界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现在正步入世界强国，世界经济的很多东西都融为一体。简单的说，中国进入WTO，谈判就需要制定经济规则，就是在这些谈判桌上保证自己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只要有世界级的大学，在商学院里面才可能产生和聚集这些优秀的人才。今天上午听了张维迎教授讲话，我是非常赞同的。世界一级的教授，为什么选择北大、长江商学院、或者选择中欧，这不仅仅是只看待遇的问题，还是看有没有这个学业的带头人在里面。创造世界级的大学，世界级的商学院有哪些必要的条件？第一，国家经济规模。第二，人力资源。第三，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第四，学院的运营体制。第五，世界级的教授。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要创造世界一流的商学院首先是经济实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变化非常之大，改革开放之初我离开了中国，经过二十年以后回来，感觉变化非常大。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按照消费能力计算，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是世界第二位。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小地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中国是具备的，所以中国有可能产生一流的商学院。第二，人力资源，在世界一流的大学中，有一大批华裔学者，这些人对中美文化差异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是潜在的人力资源。当然，也应当像美国、加拿大一样，不拘一格吸引各种学科的人才和一流学者。第三，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我通过报纸看到，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很多，清华、北大等国内一流大学的进步非常快，另外还有不同体制的学校出现，像中欧、长江商学院作为李嘉诚基金会赞助的非盈利教育机构开创了非盈利私立大学的先河。教育部对长江有大力的支持，今天我能被邀请到这里来，也表示各界，尤其是传媒对长江商学院的认可。创造世界级的商学院还需要运行的体制也非常重要。前面张国华教授讲了很多体制问题，张维迎教授在北大也进行体制改革，这一系列都说明这个问题。另外，我强调一点，除了国立管理学院以外，也需要一些私立的非盈利的商学院。在北美包括欧洲，绝大部分一流商学院都是私立的。创造世界级的商学院我们需要世界级的教授，这些教授的特点是能做研究。教授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把学校或者学院看作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教授是最关键的资源，决定了投入产出增值的大小。今天沃特大学的MBA毕业生找工作非常困难，明年是否还有学生报考呢？肯定会有的。为什么还会继续报呢？如果是一个很差的学校，他们会认为学校办得不好。沃特为什么还继续有吸引力？因为聚集了世界优秀的学者和教授，大家会认为是因为经济不好。世界级的教授是稀缺资源，即使是一流大学的教授，前20所，30所也并不是个个都是一流的教授。像一流的篮球队，国内更关注的是足球队。这就造成了一流教授物以稀为贵的局面。这样世界级别的教授应当从哪里产生？我认为主要是从北美和欧洲学校。为什么会这样？主要与管理教育历史有关。北美管理教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管理方面强调研究，也有将近五十年的历史。北美教授人才济济，而且大部分是专家、学者，都分布在欧美和欧洲商学院中。中国的管理教育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开始的，与美国相比晚了几十年，这也是由中国的经济所决定的，中国真正对管理教育有需求是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市场经济才有这样的需求。一旦有这个需求以后，需求的膨胀非常之快，教授从内部培养跟不上了，这就确定了必须要吸引外来的教授。北大、清华、中欧、长江商学院都在积极地吸引世界级教授。刚才有记者问我，清华去年请了28位国外教授，问我有什么感想？说是不是稀有资源。我说，确实是稀有资源，我说我也是28位之一。所有的这些大学都认识到需要积极吸引世界级教授。为什么要强调研究呢？我认为，在管理研究上，是商学院能不能做好的竞争优势，战略优势。美国的管理教育并不是一开始就强调研究的，1959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学者对当时的管理现象进行了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管理教育的提升是需要科学、系统的管理研究的。这个报告奠定了现代管理教育的基础，从此以后，管理学院真正开始。以前完全认为就是一种简单的培训，不需要什么研究。从那以后，各个大学都认识到了重要性。另外，中国管理教育的初级阶段是洋为中用。基本上停留在翻译西方教材，进行简单加工，甚至有可能是多个教材，东抄抄，西抄抄，简单编撰。从无到有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市场经济更加成熟了，对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个时候，只靠翻译教材就远远不够了。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写出切合中国经济实际的研究教材，这是中西贯通，中西贯通在洋为中用之上。谁能为中西贯通作出贡献呢？举例来说，微软的软件是英文编写的，现在谁能够把它中国本地化？是熟悉汉字的中国公司做最合适呢，还是下决心要推出中文版的微软公司来做最合适呢？这个答案是很显然的。所以说，真正要做到中西贯通，研究中国经济，主要还是靠那些在世界一流学校受过教育，做过一流研究的学者，因为他们掌握并参与了创立世界级管理理念的方法和工具。这些工具有很大一部分是通用的，经过努力并可以改造适用于中国经济管理与研究。这套理论可以研究中国的经济，甚至做中国企业的研究。世界上一流教授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中西贯通的。如果说教授只是来中国讲几天课，没有对中国进行深入研究，是不可能做到中西贯通的。回国之前，我也讲过课，到北大、清华讲过课，但是就讲课来四天，跟学生随便谈谈，是很难做到中西贯通的。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对中国企业了解很少，要做到中西贯通是要努力的一个方向。要做到中西贯通必须要在中国，不一定一年365天都要在中国，但是起码要花一定的时间，深入企业做研究。这就是说，现在中欧、清华、北大、长江商学院都在吸引国外教授长期回国工作的原因。中西贯通也是一个短期的目标，中国人发明的造纸、火药，现在美国造纸的时候，生产火药的时候，从来不会提到西中贯通。这就是因为他们也能够生产出一流的纸张，造出一流的火药，希望有一天，中国能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学者，希望有一天中国的管理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那个时候我们再不用世界一流这几个字了。我们也不用提中西贯通。谢谢各位。主持人：陈院长曾经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左治亚理工学院，对西方商学院体制教育情况非常熟悉，欢迎大家举手提问。以下是陈院长与听众的交流听众提问：凭您的理解，国内现在最好的商学院，中欧、北大、清华、长江商学院跟国外一流的商学院相比，比如哈佛商学院，差距在哪里？如何缩短这个差距？长江商学院在今后五年，为了缩短这个差距，主要想在哪几方面进行提高？工作的重点在哪里？陈宏：北美的几所优秀大学也不是完全用同一个模式做出来的。就像刚才张国华院长讲的一样。他们都有他们不同的特色，比如哈佛研究的就是不同方式，跟沃特、斯坦福都是不同的。总的来说，最主要的差别还是教授，能做研究的教授是非常缺乏的。当然了，要吸引住这些教授，留住这些教授，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体制问题，体制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