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当MBA教育刚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时，我院的MBA教育发展也历经曲折……“从理论转向实践、从本土到国际，MBA发展的20年，也是我进步的20年。”钱世超老师“以身试法”，亲历坎坷，铭记荣光。

第一次转身：从“学术高地”转向“实战互动”

1985年7月，钱世超老师进入华理管理工程系工作，那时的商院前身仅有老师十余人、办公室七八间。“那个年代，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普遍的现象，在企业里，很多处于管理岗位上的人实际上不具备管理科学的知识，他们拥有的是其他学科如机械制造等方面的专业技能，他们亟待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提升。基于社会的需求，培养企业在职管理人员就成为当时管理工程系的重要工作。92年左右，引入国际成熟培养方法成为各大院校管理专业的呼声，MBA培养模式开始在部分院校管理专业试点。虽然MBA是个舶来品，但是它强调将专业背景出身的人培养成真正的管理者，这真正呼应了时代的需求。”华理MBA在时代的洪流里，氤氲着。

1997年，华理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为全国第三批MBA培养试点院校，1998年正式招收第一批学生，“那一年有160余位学生报考了华理商学院，最终录取了约30多位学生，对第一届的学生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在课堂里，每一位学生的名字我都能脱口而出。”回忆起首届学生，钱老师的眼神总是迸发着回忆的喜悦和光芒，“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成功，做老师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

然而伴随着MBA教学工作的开展，钱世超老师很快便发现办MBA比办普研教育难，一缺办学经验、二缺师资、三缺资金，这三缺使得MBA在华理的发展步履维艰。

“那时我们很多老师都不适应给MBA学生上课，老师们长期在学术领域做研究，重理论而轻实践，这恰恰和MBA学生的需求不相吻合，MBA的学生有想法、重企业实践、实操效果，于是，学生们就质疑，质疑老师的上课能力，要老师下课。”2000年开始，钱世超老师开始担任商学院的常务院长，这件事，常常使他心乱如麻，头大犯难，“没办法，我只好亲自去旁听课程，看看到底出了啥问题，回来再去找任课老师谈，请他们根据学生需求改进，改进不了的，学生又闹得厉害的，只好叫他们下课。”

就是这么难，在MBA教学上先天不足，只好后天来补，钱世超老师发现，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更对MBA学生的口味，“他们不像本科生、也不是普研，他们不是一张白纸，相反的，他们有很多想法，有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可以在课堂上和我来来回回互动探讨整节课，这种开放式的、注重实践的教学方法是MBA的学生迫使我转变、进而掌握的。”

很快地，钱世超老师课程小组的几位老师闻风而来，效法他开放互动式的教学法，“这期间，我们还经历了粉笔和PPT的几度转变，教学初期条件有限，我们的老师都是一根粉笔走天下，洋洋洒洒就是一节课，再后来，有了多媒体设备，我还亲自去学习，培训了我们的老师制作PPT使用多媒体，发展到今天，又有了回归粉笔时代的苗头，为啥？因为我们发现PPT局限思维，照本宣科的教学师生都疲软，粉笔更能激发思维，课堂的互动、交流也更加活泛。”

从学术高地到实战互动，钱世超老师和华理MBA，经历了第一次历史的转身，自此，再无“唏嘘下课党”，自此，奠基“学生本位观”。

第二次转身：从“土生土长”转向“国际接轨”

MBA教育发展伊始，一直是“土生土长”的思路，“我们用自己的老师、在自己的地方、培养自己的学生。但是MBA终究是个舶来品，舶来了名头，却没舶来内核，这也是我们发展处处掣肘的原因之一。”

2000年左右，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华理MBA的发展也在这一年进入了新纪元。钱世超老师开始洽谈国际联合办学，“谈了不下三十家海外高校，这里面困难重重，教育是带有一定主权特性的产物，它不仅需要资金的支持，而且各国的学校都需要符合本国的法律法规。所以在洽淡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国别上的隔阂和矛盾多如牛毛。”

“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是这其中唯一一所洽谈成功的，我记得我和对方代表在酒店一人一杯咖啡，就这样聊，聊了很久，才找到这么唯一一所在关键问题上有协商可能的海外高校。”同年，我校与堪培拉大学正式合作开办MBA教育项目并正式招生，第一年就招了四十余人。

“当时中澳MBA项目的12门课程，采用6门澳方授课，6门中方授课的方式，打开了我们联合办学培养的第一步，也为我们汲取国际先进教学方法奠定了基础平台，这是我们探索MBA国际化内核的第一步。”

从土生土长到国际接轨，钱世超老师和华理MBA经历了第二次历史的转身，自此，华理MBA“皮相内涵君皆有”。

后记：

一个人的一生，没有几个二十年，

华理MBA的一生，还会有无数个二十年；

谨以此文，致敬每一位为华理MBA默默奉献的老师！

文/丁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