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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论坛三由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赵秀丽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郭冠清研究员分别担任主持人和总评论人，共有8位专家学者在腾讯会议室分享论文，近100余人参加了分论坛三活动。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赵秀丽教授担任主持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

郭冠清研究员担任总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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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

邰丽华教授发言

第一位发言嘉宾是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邰丽华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广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邰教授从四方面进行了内容分享：首先，反思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对基于时间、地理、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领域等维度的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梳理和概括，指明其局限性在于概念不明、内涵不清等。因此，提出广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并尝试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构建广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框架。其次，对广义马克思主义进行界定并明确其特点，即研究方法的多元与研究结论的多样、去经济学化与泛经济学化共存、研究者信仰缺失与职业化趋势的问题、广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坚守、背离和庸俗化，不否认有发展和创新的成分。第三，对广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观点的争鸣进行了分析。广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与经济学的西方都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广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相等同。第四，强调推进广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均衡、注意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复兴、注意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推进之间的关系、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的均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基础性地位。

02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吉伟教授发言

第二位发言嘉宾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吉伟教授，他的演讲题目是《西方加速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郑教授在介绍了左翼加速主义的基本情况之后，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内容分享。第一是左翼加速主义者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条件下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西方左翼加速主义认为当今社会科技的发展表现为智力劳动和自动化。他们认为劳动这个范畴同马克思那个年代可能会有不同。他们提到马克思1857-1858手稿中关于机器的片段，认为马克思1857-1858手稿是最早的加速主义著作。但是，郑教授认为，西方左翼加速主义可能从技术出发而忽视了价值的创造。第二是和劳动价值论相联系的剩余价值理论。西方的加速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利用技术，左派运动也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制造。西方左翼学者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有时并没有提到马克思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但从其论述中可发现，实际上阐述的就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出现平台主义、无人工厂、自动化情况的剩余价值理论来源，郑教授基于马克思的理论对他们的阐述进行一种批判或回应。第三是建构未来社会问题。西方加速主义认为改造社会的主体是阶级，但否定无产阶级作为主体，他们认为马克思传统的无产阶级定义构建不适合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西方左翼加速主义在未来社会建构主体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化，但由此否定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判断还缺乏有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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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常务理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教授发言

第三位发言嘉宾是学会常务理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列宁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几次重大转变及其启示》。鞠教授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内容分享：首先梳理了列宁后期最后十年（1914年到1924年的1月）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大变化，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14年到1917年的4月，划分的依据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重大的变化。第二阶段是以1917年4月17日的《四月提纲》为标志，列宁主要研究怎么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三阶段是从1918年5月开始，苏俄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采取一系列非常严厉的政策措施，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第四阶段是以1921年2月28日的水兵叛乱事件为标志，列宁的思想、大阵方针、战略决策以及签署的法令，都有重大转变，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其次，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六方面启示：一是列宁在理论研究和发展方面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二是列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把握和分析世界的大格局。三是列宁生命的最后十年的思想非常丰富和复杂，可以进一步深挖。四是列宁以广阔胸襟反思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想法、反省自己所主持的一系列大阵方针、政策法令。五是列宁从本国实践出发，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客观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六是列宁主义包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的重要的思想、重要理论的线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等，都值得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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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常务理事、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吴垠教授发言

第四位发言嘉宾是学会常务理事、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吴垠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自媒体时代的泛政治经济学传播影响力比较分析》。吴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内容分享：第一部分是自媒体时代的新闻资本化。自媒体经过了媒体1.0时代、2.0时代和3.0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也逐渐从依靠传统媒体到多样化手段传播，再到自媒体为传播手段的泛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完全可以利用信息化和自媒体模式，开启对内对外的传播。第二部分是自媒体时代“泛政治经济学”传播影响力的实证比较。对泛政治经济学进行分类，并统计了在研究时间段内国内外的自媒体平台上使用的频率。进行数据处理和指数设定后，分别对不同指数进行了分析。在传承指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传承力度还不够。从发展指数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落后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频率。从竞争指数来看，国内中特政治经济学传播力度、竞争指数落于古典经济学。但现阶段传播的强度强于新古典经济学但又弱于西方经济学。从国际化指数来看，中特政治经济学对外宣传的力度和渠道、影响力范围，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第三部分，利用自媒体平台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效传播。分别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和需要注意的方面。

05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李帮喜副教授发言

第五位发言嘉宾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李帮喜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固定资本、产能利用率与中国的增长机制：马克思-卡莱茨基的视角》。李教授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内容分享：首先构建分析框架，将产能过剩、功能性收入分配、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和新卡莱茨基的“增长机制”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构建起来，以说明功能性收入分配与产能利用率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其次，分析和比较不同的产能利用率计算方法。产能利用率的衡量方法大多忽略了宏观产能利用率计算时需要面对的加总问题，并且无法建立起沟通增长机制与产能使用情况的逻辑链条。新卡莱茨基学派用两种定义来测度经济中的宏观产能利用率，并没有对如何计算宏观产能利用率提出合理的经验方法，为此，李教授通过藤森的分析方法、再通过斯拉法-置盐-中谷体系下的生产价格体系，构建包含了中间品的产能利用率。再次，具体分析中国两大部类的结构与产能利用率。使用 1987 年到 2017 年共计 13 张官方投入产出表，计算了相应 13个年份的两大部类表和固定资本存量。发现两大部类都经历快速的增长，并且两大部类的增长轨迹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判断。生产资料部类的总产值不仅在总量上占绝对优势，增长速度也快于消费品部类。在资本存量方面，虽然生产资料部类资本存量相比于消费品部类资本存量在数量上有着巨大优势，但在增速上生产资料部类资本存量增长速度明显小于消费品部类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复次，阐述了中国的增长机制变迁。传统的马克思-卡莱茨基理论是单部类的，当模型拓展到多部类时，不同部类可能会存在增长机制的差别，从而构成“混合型增长机制”。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属于哪一类增长机制需要通过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并给出了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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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2019级经济学基地班刘媛同学发言

第六位发言嘉宾是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2019级经济学基地班刘媛同学，她发言的题目是《非生产劳动和利润率下降趋势》，这篇论文是鲁保林教授和刘媛同学的合作论文。这篇论文围绕莫利斯提出非生产性劳动上升对利润下降影响的观点后，引发莱伯曼、库恩伯格等对此质疑，双方展开多场论战。第一个争论点，非生产性劳动概念的理论基础是否充分。莫斯利定义非生产性劳动采用的是列举方法，受到莱伯曼的质疑。莱伯曼认为莫斯利没有提出准确的分类依据，认为非生产劳动概念的理论基础并不充分。莫斯利认为非生产性劳动概念的理论基础完全充分，他认为分类依据和方法来源于马克思的思想，剩余价值来源于生产，所以无论是流通劳动还是监管劳动都不产生剩余价值，是非生产劳动，相关投入被视为剩余价值的扣除。莫斯利进一步强调，流通劳动和监管劳动等非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内部是完全必要的。第二个争论点是关于非生产性劳动与利润率计算的争议。莫斯利有一个经典的公式推导并在很多文章中被反复提及，他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后依照马克思的利润率概念定义了常规利用率，公式的分母扣除非生产性资本流量，而分子包含非生产性资本投入。莱伯曼依照莫斯利的方法将其常规利用率方程改写成所谓的马克思利润率方程。双方在在剩余价值总额和利润方面也存在理论争议。第三个争论点是非生产性劳动上升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的相关问题。莱伯曼十分强调理性人行为，他对非生产性劳动不断增加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他认为这种理论与理性人相违背。莫斯利认为对于企业来说非理性决策是可能的，他对两种非生产性劳动增加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四个争论点是有关非生产性劳动上升是否对利润率只有负效应的相关问题。库恩伯格与莫斯利的争论主要在他们研究视角的差异。库恩伯格从动态视角出发，主要研究了监管劳动，他承认非生产性劳动上升对资本利润率具有直接的负效应，但他认为非生产性劳动还有间接正效应的一面。莫斯利承认监管劳动对利润率具有间接正效应，但他认为监管劳动的增加并不一定是为了提高劳动强度，可能存在其他的目的。总的来说，莫斯利在理论与实证方面用非生产性劳动显示利润率下降是一种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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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理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赵准副教授发言

第七位发言嘉宾是学会理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赵准副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利润的来源——马克思、曼昆与谢克的对比》”。赵老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内容分享：首先明确利润是企业所有者支付了所有的成本以外的所有要素报酬之后剩下的货币余额，通常被改成会计利润。接下来分析了曼昆对利润的一种解释。曼昆把利润转化为成本，在排除了利息、地租等可以说明的部分之后，把答案推给“机会成本”。曼昆的“机会成本”是一种假设，用“假设”而不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处理利润的来源，说明曼昆的逻辑是混乱的。再来看马克思的解释。利润是扣除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劳动、是人类万亿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剩余劳动有很多表现形式：地租、利润、利息等。利润是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最后看谢克《资本主义》怎么说的。谢克首先区分让渡利润和新创造的利润两个概念，谢克认为这是对马克思进行积极的改造，谢克还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利润不可忽视。其次，谢克在《资本主义》中系统研究了新创造的绝对利润的来源。利润不是任何形式的成本，没有任何资本家能被保证一定盈利。第三，谢克从实物模型投入产出起步，界定劳动力的成本耗费，显示剩余劳动的来源。在没有剩余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就没有剩余产品。当劳动时间超过必要劳动时间时，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随之产生。谢克还讨论相对价格的变化产生的价值转移（利润来源）问题，在谢克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转型问题，转型问题的实质是由原来讨论价值问题变成价格问题，变成随时波动的时候怎么认识利润的来源问题。谢克发现如果用剩余产品和总产品恰好有相同的比例，发现相对价格的变化对总利润就没有影响。谢克寻找一种方法让总利润不受价格变化的影响，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探讨利润真正的来源。他用的是马克思的平衡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模式，资本积累模式为分析基础，分析MER合成行业的总利润。这样的产业构造出来后发现，剩余价值和货币利润之间的关系可以剔除掉相对价格变化，推动收入流和资本流价值转移引发的总利润量的变化，显现出价值来源的真相是劳动创造绝对利润。但是并不排除相对利润的作用，也不排除利润率平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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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春辉博士发言

第八位发言嘉是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春辉博士，她的发言题目是《马克思产权思想下的大数据平台企业产权演进——基于分类与混改的思路》。她主要从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局限几个方面进行了内容分享：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并从产权的经济关系和法权关系、产权思想中的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产权制度的演进三个方面阐述了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对私有产权主导平台企业引发的诸多问题或内在缺陷的梳理，包括过度剥削、垄断、贫富分化等问题，进一步阐述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二是资本所有权的再生产和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三是大数据的公共属性和平台企业的公共属性跟私有产权主导之间的矛盾。私有产权主导的平台企业的内在缺陷如何解决？综合考虑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大数据、平台企业的平台属性，混合所有的产权结构是最为合适，提出了由私有产权向混合产权的结构转变。根据马克思产权思想，平台企业产权的制度演进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二是坚持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原则。最后，论证了混合所有的产权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论证，提出以平台企业分类为切入点，构建社会主义条件下混合所有的平台企业的产权制度。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郭冠清研究员对分论坛三的8位嘉宾的发言做了总点评。分别从广义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拓展、对马克思著作不同版本的研究及观点的差异、列宁坚持现实导向从开创到建设的巨大的贡献、政治经济学划分以及不同术语传播比较的合理性问题、用马克思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翻译推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贡献等等方面做了精彩的点评。

出品：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官方微信工作室

编辑&封面：罗欣婕 院官微编辑部

指导：陈晓晶（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