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当人们来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前路云山雾罩的时候，或许也是时候重新思考商业精神的本质，寻求解答了。

中国经济近40年以来的增长，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也是欧洲300年发展才能达到的成就。然而，物质繁荣、商业兴盛的背后，精神的发育是否完善？这关乎到我们是否能够应对今后将要面临的挑战，也关乎企业家们的人生状态和幸福感。

复旦大学EMBA人文商道讲堂本月特邀复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为大家讲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探讨。郁喆隽开设的复旦大学哲学精品课年年爆满，被称为“哲学小王子”。

以下内容选自现场速记

01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韦伯

人赚钱是为了什么？

除了为了自己和家人过上富裕平安的生活，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驱动力？

如果赚钱只是为了花钱爽快，那么如今的富二代们又有何动力去努力拼搏，把父辈留下的企业发扬光大？

而对于没那么富裕的普通人来说，我们工作就只是为了生计吗？又或者说，职业只是饭碗吗？

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斯·韦伯其实早已在他的那本薄薄的，影响力十分巨大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给出了答案。只是答案在这本书中并不那么明显，而且牵涉到很多宗教知识与历史背景。

在讨论“资本主义精神”之前，先给大家一个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直观印象。上世纪末，国际社会学协会选出的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著作中，排第一的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第四名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前五位中一人独占两席。韦伯在法学、政治学和宗教学领域都是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不是一本可以轻易扔到故纸堆里不去读的书。

那么，韦伯是如何回答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的？简要来说，他认为人赚钱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信仰，是一种信仰要求的苦行，而不仅仅是为养家糊口、为孩子更好的教育。在韦伯眼中，这种苦行精神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它区别于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人相互压迫、剥削的关系。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代表着一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强制节约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传统美德非常接近。他有一个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精神会转化为一种“志业”（或者“天职”）的观念，英语叫“Calling”，有的宗教文本中翻译为“天职”。这牵涉到很强的宗教背景，这种苦行精神来自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

也正因为赚钱是一种苦行，所以人们反对奢侈品，反对炫耀性消费。这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无法理解的，我们赚钱当然是为了花钱。韦伯所描述的宗教改革后的欧洲社会，恰好与当下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映照现实的一面镜子。

韦伯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特质是合理主义。我们通常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韦伯鲜明地告诉我们，上层建筑不仅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且也会影响、制约和推动经济基础，两者是循环关系。人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基础。

02

何为“资本主义精神”

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没有给出很明确的定义。但是他用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这个人不是典型的政治人物，但他是美国人心中美国梦的实践者，被称为“第一个美国人”，也被认为是清教徒美德的无瑕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100元钞票上印的就是他的头像。他符合美国人心中的理想典范：白手起家，赚钱之后再投资，不断打拼，兢兢业业。除了会赚钱，他还非常喜欢从事科学研究，对各种事物保持开放性，充满好奇心。富裕起来的富兰克林依旧十分节约、简朴，他认为不能花钱吃肉，就自己去钓鱼。“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钱能生钱”等，这些都是他的名言。

也许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市侩，就知道钱、钱、钱。然而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背后驱动他这样做的原因。

韦伯分析本杰明·富兰克林“单就个人自己的幸福或利益而言，这不啻是完完全全的超越，而且简直是极为不合理性的”，在富兰克林那里，赚钱不是实现人生目标的手段，赚钱本来就是目的。他回避一切人生享乐，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这种精神就来自宗教改革之后的苦行教派，最典型的是一位叫加尔文的人。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有两个典型的神学，一个是“神恩蒙选”，一个是“预定论”。

他认为，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隐秘计划，在基督徒中选了一批人，获得永远的荣耀，这些人能够获得救赎。

韦伯说：“对宗教改革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人生最重大的事莫过于永恒的救赎，如今就此他只能独行其道，去面对自亘古以来既已确定的命运，没有人能够帮助。”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被上帝选中了，他只有努力工作，尽到自己在人世间的本分，才能增添上帝的荣耀，证明自己是被选中的人。所以，每个人都带着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如果你不富裕、不成功，怎么才能证明你是被上帝选中的呢？所以，人们只有孜孜不倦地劳动，自我确认，才能消除宗教上的疑虑，获得人蒙受恩宠的确证。

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表面上看他是个很市侩的人，赚钱不花，钓鱼，生产，不休息。实际上他这种很市侩的表现后面有内在的、超越性的精神。

03

如果没有内在的持续性的精神，物质繁荣将是昙花一现

韦伯也曾对中国的宗教情况做过考察。他没有到过中国，是通过大量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他曾写过一本《儒教与道教》，将中国的宗教与欧洲的新教作了比较。有很多人批评他的研究是非历史的，好像唐宋元明清各代中国没有变化。但是你越想反驳他，就会发现他越难以反驳。

韦伯认为，中国人的儒教最基本的态度是适应世界，讲顺、和谐，以秩序为理想。而在新教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当中，人们需要通过无休止的努力来寻求上帝眼中的美德，以此驾驭世界，控制世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以不断改变为理想。

儒教肯定此世的价值，而基督教（这里指的是新教），对此世的价值是否定的，他们追求的还是救赎。为得救赎，主张入世苦行，他对这个世界采取的是一种驾驭、控制、主宰的态度。佛教、印度教就很不一样，否定此世，但又消极遁世。希腊哲学或者科学又是不一样的，他们从理论上把握实践。

中国人是家庭伦理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而在西方一切人际关系都是服从于上帝。孙中山写的“天下为公”，为公的对立面是私，有些社会问题我们至今依然没有建立有效的公共关系，还是私利的。过去在中国，亲属关系是商业交易、民间社团、法律和公共管理的基础，中国人对大家族之外的人不信任。现在，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们只信自己，并不是因为自信，而是因为不相信别人。

新教主张个人直接面对上帝，信仰上帝的人成为一个共同体，信任一切同信仰的兄弟。因为有上帝作为中间的担保，会使得人跟人的关系不一样。教会身份变成了一种社会担保。

今天的我们在繁盛的物质背后，是否也有相应的精神可以去做支撑？我们在讲财富、职业规划、生涯规划的时候，很多问题都是“术”的层面。背后的道德问题不停地有学者在回应。也有真正的实践者，如日本的管理学大师稻盛和夫从佛家精神发展出自己的“道”。他认为，成功是一种磨难修行，君子散财，行之有道等等。

现在的中国，我们的企业家是否可能发展出一种职业伦理？长时间来看，我认为很需要有这样一种东西。我接触了一些富二代。他们给我很明显的感受是，父母这一代辛苦创业30年，赚来的财富几辈子花不完。到了“二代”马上出现了倦怠，躺在父母打下的江山上面，懒得去创造。从新教的角度来说，因为有这样的信仰在敲警钟，你不能停。对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你要保持类似的奋发向上，似乎很难。中国人以前是穷怕了，只能奋斗。现在，如果没有持续的内在动力，繁荣就可能昙花一现。

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可能会反复折磨我们：追求财富、经营企业的内在驱动力究竟是什么？1919年，韦伯发表了《以学术为业》，到今天刚好100年。他在里面有一句话：“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所以人这一辈子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天职”，根本上说你有没有这样一种热情？这种热情不会被外面不好的天气、变化的经济环境、或者某些挫折、磨难所消磨掉。

作为一个教哲学的老师，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无法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应付你们。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的使命和任务，应该交给你们。在未来的实践当中，未来的商业经营当中，有可能会生发出当代中国新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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