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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个春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了大都市。在一系列光辉数据的背后，深圳却俨然是一个越位者——

来源| 科创远川汇（ID：kechuangych）

作者 | 董指导

深圳奇迹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深圳的历史并不长，从1979年迄今，不过40个春夏秋冬。但这个当年仰望对岸东方之珠的小渔村，已经发展为1997.5平方公里的都市。这里拥有10个区、74个街道，其中不足20平方公里的粤海街道被誉为最强街道办，先后孵化出了中兴、华为、大疆等令美国人忌惮的公司，以及腾讯在内的112家、总市值超过4万亿的上市公司。

历经数次“移民潮”，深圳常住人口40年增长了40倍，达到1253万人。其中，私营个体就业人员爆炸式增长了1165倍，一批批中国梦在深圳追逐。市内8条全长265km的地铁，播放着普通话、粤语、英语，全年将163702万次人运送到各角各落，包括600m高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441.8m的京基中心、383.95m的信兴广场等等。

这些高楼大厦、科学园区、工业基地内，活跃着1769876家企业，分布在科技、金融、服务等领域，其中国家级高新企业近1万家，贡献了2万亿的GDP。

这些绚丽的数字，组成了深圳速度、深圳奇迹。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却是深圳一次次在政策、法规边缘的“越位”和“违规”。

01违宪边缘也要搞

1979年12月31日，时任深圳房管局长的骆锦星心怀忐忑地接见了一位客人：香港妙丽地产集团的董事长刘天就。两个人准备谈论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由深圳出地，香港出资，双方合作建一个商品房小区以出售获利。

这件事的“忤逆”之处在于，当时的法律，是明文禁止土地出租和出售的，而社会舆论对于盖商品房卖给香港人也非常不耻，认为是“给资本家盖安乐窝”。更为棘手的是，骆锦星对于商品房生意一无所知，即使对方暗藏套路，自己也只能吃哑巴亏。

法律的红线、舆论的质疑、经验的欠缺，都让骆锦星倍感压力。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骆锦星担任房管局长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一个烫手山芋：要给科级以上干部准备240套，总计超过2万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宿舍。他算了算账，建好这些宿舍至少需要200万，但上面的拨款，最多只有50万。面对遍地污水蚊虫的荒地，骆锦星决定，还是要冒险一把。

他很快就想好了合作方案，模仿当时三来一补中流行的“补偿贸易”，把土地出租冠上贸易合作的名头，绕开法律里的规定。虽然形式有了，但地租这个颇有资本主义味道的词，却成为了障碍，尤其和当时的经济、制度理论相违背。为此，骆金星日夜翻看马列著作，终于在恩格斯的话里找到了答案：

“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简单而言，只要能为社会、为国家服务，那么地租也是可以存在。

看到这段话的骆锦星如获至宝，不仅立刻上报市委书记作为“补偿贸易”的理论依据，更是通知房管局的干部们牢牢背诵这段话，以应对未来的舆论战。随后骆锦星用四辆旧自行车冲抵注册资本，成立了房地产公司，并约定利润的85%都归深圳方。项目运作后，房子销售良好，收益颇丰，宿舍资金问题迎刃而解。

这次成功给了深圳政府信心，于是，从1982年初开始，特区政府也开始用银行*进行市政基础建设和开发，并以土地使用费的名义征收地租。通过预售的方式，5年时间里，用初期的3000万本金，撬动了76.3亿的基础设施投资。

由于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希望能够自行建设开发土地，因此，深圳再次进行了一次越位冒险：在违宪的情况下，对土地进行拍卖。

尽管地租的形式将土地变成了黄金，但租和卖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有人指责，拍卖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违宪”“卖国”。特区政府不得不把“拍卖”更名为“公开竞投”，顶着压力在报纸上刊登了《土地竞投公告》，在深圳会堂公开拍卖编号H409—4地块的50年使用权。

1987年12月1日，包含9家外资在内的44家企业参加了竞拍，经过17分钟角逐后，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竞拍成功。世纪之响，令现场气氛盎然。拍卖官甚至不得不对着记者连续三次重复落槌，以抓取到最佳的那一刻。

1987年深圳三块土地拍收了2336.88万元，等于前两年全部的土地费用收入。这些资金随后成为工厂马路、学校医院、高楼大厦。虽然钱有了，但舆论争执并没有结束。1988年3月，几个省市负责人向国务院特区办“质询”，直指深圳卖地“违宪”。

但，此时深圳市相关部门的理论认知水平也已经有了大幅提高，时任市长李灏回应道， “没有违宪，土地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双重属性，我们转让的是使用权。老的宪法本身不够具体，还在完善的过程中。”

1个月后，《宪法》修改，规定土地所有权依然由国家控制，但允许使用权有偿转让。5年后，土地招拍挂制度在全国正式确认。深圳在土地制度方面的两次冒险、一次违宪，犹如机油加进了城市建设这列车里，也成为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源。

02、没有批文先开张

八十年代初期，深圳出口贸易起步勇猛，没几年总量就达到了全市产值的一半。然而，看着日益攀升的出口额，企业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外汇管制就像绳索，套在了想要跨步前冲的企业主的脚上。

成立四年的特发集团，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决定做出点尝试，于是，两名经理在集团内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外汇调拨。不料，很快便被中纪委发现，并定性为“倒卖外汇”。

就当相关处罚即将实施时，刚从国务院调任深圳市市长的李灏立即出手制止，认为特发的行为并不是谋私利，虽然合理不合法，但不是理不对，而是法要改。

李灏的观点十分大胆出格，而更加出格的是，他打算立刻改变这种状况。李灏找到时任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的罗显荣，希望他在没有任何批文的情况下，先解决当下的外汇窘境。罗显荣觉得不合流程，而同事也提醒他，“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但李灏决心已定，他一方面声明只在深圳搞不会扩大范围，另一方面极为决绝地保证道，“能不能搞成是老罗你的责任，要是搞出来有问题是我的责任。”

1985年11月，在尚未获得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许可的前提下，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而且“违规”经营了三年之久才获得正式批复。但这三年期间，成千上万的企业，开始利用外汇扩大业务、加大投入、抢占先机。

看到深圳的成功经验后，监管机构先后在40多个城市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促进了出口企业的高速发展。而深圳也在看到资金保障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后，打算再做一次尝试，搞活股票融资。

在1983年，深圳就发行了全国第一只股票“深宝安”，随后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90年时高达2000多家。但股票交易市场却非常薄弱，只有3家营业厅，5只股票。而营业厅外等待购买的长队可以排到几十米开外，反而滋生出股票黑市买卖。

深圳市打算建立证券交易所来规范市场，但材料上报至北京后却迟迟没有音讯。当年11月22日，李灏来到了国投大厦15楼的交易所筹备办公室，当了解到，各项筹备已经完善，只差批文时，他当即指示：“还等什么？明天就开业！这件事今天在这里就最后拍板定了，今后不再开会研究！”

于是，12月1日，就像外汇交易中心一样，没有拿到批文的深交所，“黑户”开业。工作人员从香港买来一口铜钟，洪亮的响声，振奋了企业的心。交易开始规范，企业融资也更为便捷。5个月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文才缓缓到来。

03、一块牌子摘又挂

1979年，袁庚从领导那边获得了2.14平方公里的半岛，尝试工业区建设。他立下心愿，不仅是工业区，更要让蛇口美丽赛过夏威夷。但在建设过程中，很快就遇到了难题。吃大锅饭的工人们，虽然一身肌肉却行动迟缓，短短几十米的路，一天也不过拉二三十车建筑材料，工程进度十分缓慢。

袁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番思索后，他打算用绩效激励：每天超过40车以上的，每车多奖励4分钱。

工人们听完按捺不住肱二头肌的颤动，但也心生疑惑。毕竟在当时，计件工资、奖金奖励都是社会主义禁忌，是违规的做法。但袁庚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

随后的效果十分显著，每天的工作量翻了三四倍，一期工程提前一个月完工。而合计计算后，发给工人的奖金还不到多创造产值的2%， 可谓是项目方和工人的双赢。正当双方举杯共庆时，一盆冷水却浇了下来。

社会舆论批评蛇口“滥发奖金”，“奖金挂帅”；劳动部得知此事后，立刻发文禁止蛇口实行奖金制度；交通部四航局则下发通知规定，“职工全年奖金最多不能超过两个月的标准工资总额”。

刚刚越位的奖金制度，被吹哨叫停。同时被叫停的还有蛇口工程建设。没有了激励制度的工地，又恢复了平静与懈怠。眼看着二期工程就要延误，袁庚下定决心，哪怕对抗了两大部委和社会舆论，哪怕违规，“奖金制度也一定要搞”。1980年5月，他把申请奖金的报告直接递交到了中央，为了保证一定被看到，他还通过新华社内参也递交了一份。

焦急等待了2个多月后，批示下来了：“（对于奖金制度）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啊？”

奖金反对者们被痛批，袁庚这次“越位进球”有效。奖金制度恢复，工地也重新喧嚣了起来，看着工程的快速推进，心情激动不已的袁庚将一块三合板立在了蛇口工业区，在上面写下了大大的12个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块牌子立出来后，便有人骂道“既要钱，又要命”，甚至指责特区“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袁庚迫于压力，三天后就把标语牌收了起来。随后的几年里，这块牌子又立起来过两次，但又都被快速撤下。

一块牌子，摘了挂，挂了摘，舆论压力下的“越位”，困难可见一斑。而袁庚最大的冒险也即将到来。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蛇口，袁庚提前赶到邓小平必经之路，找来了一大块铁片，写上了十二字标语，立在了路旁。袁庚身边的同志一看，都吓傻了，纷纷劝他 “万一……”，袁庚却坚持：“没有万一，有万一也要干。”

幸运的是，在随后的汇报中，邓小平对这块牌子的评价是，“很好”。听到这句话的袁庚，按捺住激动对秘书说“记录下来，首长说：很好”。

自此以后，这块牌子再也没被撤下，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越位”经验，也深深地贯穿了深圳发展的始终。

04、人才保障滚滚来

尽管奖金制度提高了特区工人们的积极性，但有视野、有知识、有技术、有魄力的人才、干部，依然非常紧缺。当时流传着几个笑话，可见一斑。

比如，剑桥大学访问团来蛇口工业区参观，工业区一名干部很真诚地问道：“你们‘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啊？”再比如，蛇口工业区的领导接待美国商务代表团时询问，“英国人讲英语，请问你们美国人讲什么语？”

羞红了耳根的袁庚，在80年代初决定开启招聘制，打破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包分配、终身制”的铁饭碗。这个决议一推出，就遭到了在位干部们的非议，而且当时全国也从来没有哪里实行过招聘制。但袁庚依然在《广州日报》上刊登了人才招聘广告。人才们很快被深圳吸引，但却被老单位牢牢拽住。

武汉应聘者王潮梁以综合第一的成绩成为蛇口区第一位“招聘干部”，但却迟迟没有前往蛇口报道。蛇口招聘人员后来打听到，是其之前单位不肯放人，多方协调下也没有进展。袁庚得知此事后感叹道：“不知道他敢不敢辞职？敢不敢开个头？现在人才浪费严重，蛇口欢迎出头鸟。”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王潮梁扔下铁饭碗，辞职南下到蛇口报道。在参加了半年培训后，他就任 “海上世界”总经理。然而，任职不过三个月，王潮梁就被解聘了，而接替他的是年仅24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王潮梁理解公司是为了让项目发展更好，因此他欣然接受，并先后在多个岗位上奋战直到1996年退休。

一批批人才涌入，为深圳与时俱进的身体提供着新鲜血液。这些人才抱着创业梦来到深圳后，却发现创业也并不简单，口袋空空如也，公司不能注册、业务也无法开展。于是，深圳再次越位。在私营企业还没定性、还未出台任何私营企业管理条例时，便大张旗鼓地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

1987年深圳出台文件，明确规定除了资金，商标、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也可以入股办企业。一年之内，深圳共批准兴办104家民营企业，其中便有2万元起家的华为。任正非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华为）是我捧着一个红头文件办起来的。”

05、尾声

深圳奇迹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总会有人不屑地说，还不是靠政策好。诚然，深圳的成立，全靠当年领导的一个圈，但除此之外，深圳还有什么？有满是蚊虫坑洼不平的土地、有每个夜晚冲防到对岸的人群、有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鬼天气。

而我们翻看各地公告后会发现，其实，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政策，有地域政策、有产业政策、有人群政策。然而，如今许多在深圳甚至全国都显而易见、习以为常的政策，多数是靠深圳一次次越位所争取来的。而且，没有哪次越位，不是参与者在用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人生后半场来作为赌注。

毫无疑问，不可能全国上下各地都去越位、冒险，而也正是如此，深圳的一举一动都站在了万人瞩目之下。特区，既是荣誉机遇，也是压力风险。如果深圳手握金牌玉令，那就不需要翻书找理论、改名藏真意；就不需要把一块牌子摘了又挂、挂了又摘。

与其感叹深圳有政策，不如去致敬那些敢于打破旧制度牢笼、老政策枷锁的那些人。

有人曾总结了关于深圳的几个有趣现象：一则是北上的航班中，深圳乘客大部分下车后就赶往科技、金融企业，而其他地方乘客则纷纷赶往发改委等各大部委；另一则是深圳很多企业主，甚至销售额高达百亿的公司老板，却不认识一个市领导。

这个现象可能会夸张，但却以小见大反映了深圳发展的奥秘：企业不需要靠政策取巧，只需发挥自我竞争能力；而管理者不仅没有拿政策当令箭来要挟，反而在背后默默为企业争取更多合适甚至超前的政策。

这就是深圳敢于越位的原因。而，如果以政策来论，对岸曾令深圳仰慕的狮子山，拥有的政策自主尺度是无超其右了。但几十年后，二者地位逆转可见一斑。差异在哪里？

深圳功勋袁庚总结说，深圳的改革会超前，但大方向不会出错。因为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试验，说到底要看是不是对“人”有益。因而，深圳虽然屡次越位，但却很少吃到红牌；虽然数次冒险，但也并不鲁莽。

土地制度的“越位”，带来了城市发展，但如今土地收入仅占深圳地方财政的25%左右。

金融方面的“越位”，早早就限定了范围、领域，不仅提升了外贸的兴盛，也促进了3870家上市企业的发展。

人才方面的“越位”，并没有堆积起尸位素餐的体系，反而使得深圳人口平均年龄仅为33岁，专业技术人才平均不足30岁。

但，毋庸置疑，深圳也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吓走华为的房价、仍需完善的基础教育、日益疲惫的年轻人、逐渐衰老的旧功臣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已在历史的风中飘荡：

在时代潮流的竞赛中，如果不敢于“越位”，那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这是深圳的使命，也是中国的未来。

参考资料

[1]. 血路：深圳改革开放之初，杜珂，财新网，2016

[2]. 蛇口故事，严凌君，人民周刊，2018

[3]. 我所亲历的深圳股份制改革与证券市场建立, 徐景安, 证券时报, 2018

[4]. 忆中国资本市场初创阶段深圳的改革探索，王喜义，金融时报，2008

[5]. 李灏：深圳证券市场开拓者，南方网，2010

[6]. 袁庚回忆蛇口改革开放：时间就是金钱，凤凰网，2008

[7].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日报，2018

• 沪深商业人物对话，解码深圳经济活力之源

• 管清友：2019下半年，中国经济的5个重大变化

• 赵立行：商业道德和传统道德有什么区别？| 盛典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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