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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的微观实证研究大大提高了人类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提高了扶贫效率。而当前中国进行的精准扶贫，透过'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六大精准设计，目的也是要保障和提高扶贫的效果和效率。”

褚荣伟：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与中国精准扶贫不谋而合

昨天，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褚荣伟接受了《新民晚报》记者的采访。他在解析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这个奖与中国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可谓“不谋而合”。

（以下内容转自新民晚报·新民网）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作为一位专门从事底层贫困，尤其是流动人口工作研究的学者，褚荣伟介绍，三位经济学奖得主采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思路。哈佛大学的克雷默是较早采用这种新思路的，麻省理工学院的迪弗洛和巴纳吉发展了这一新方法，“他们改变了全球扶贫工作的现状。”

那么，这种“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究竟是什么呢？

褚荣伟说，英文简称RCT，中文翻译过来称为“随机控制实验”，它是指在一次研究中采取两种实验措施并将受试者随机分配到其中一组的实验方法，另外，它强调在实际经济环境中进行田野实验。打个比方，针对面临类似贫困问题的两组被试，一组每天给他们每人每天10美元，另一组一分钱也不给，观察他们的今后几周甚至数月后的生活变化。当然，干预工具还包括提供教育、技术等等。实验范围广泛，而且耗钱耗时。10多年的时间，三位经济学奖得主深入亚洲、非洲的世界上最贫困农村，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即“随机控制实验”，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褚荣伟说，事实证明，三位学者的实验的确大大改变了全球扶贫工作的效率。巴纳吉和迪弗洛后来写下一本著名的书《贫穷的本质》，在书中，他们解释了许多贫困现象：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

三位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从实证的角度挑战了一个观点——穷人缺钱，所以援助穷人得靠钱。但相关研究却发现，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并不起决定作用。相反，要改变穷人的认知，让他们自救自助更为关键。这其实与中国传统的智慧中的“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差别是同一个道理，也与“扶贫要先扶志”如出一辙。

结合中国的实际，褚荣伟介绍，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扶贫的伟大成就。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末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末的3046万人，累计减贫7.4亿，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贫困发生率也从97.5%下降到3.1%，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七成。2018年，全国又有125个贫困县通过验收脱贫，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不过，褚荣伟同时指出，虽然成就卓著，但这场脱贫攻坚战却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候，这场大考不仅仅需要更大的决心与信念，还需要一场思维的变革，如何认识理解贫困，就决定着我们会要如何减少贫困，我们要减少什么样的贫困。

这里，除了政府的努力，还要科学的指导。这里，在局部地区或特定的致贫原因情境下，从经济学奖得主的“随机控制实验”的思路中汲取相关经验，不失为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效率的高招。当然正如一些经济学者的质疑，采用这种自下而上的干预研究方法不是解决贫困的唯一道路，中国的过去经验也充分体现了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的重要性。

但随着扶贫攻坚战的深入，扶贫方法变得越来越关键。褚荣伟举例，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名外国学者采用类似研究思路解决我国农村儿童的教育和营养等问题，获取了一系列关键数据，对于政府关注农村儿童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惜，国内的研究团队目前还很少涉及这一领域，进入贫困山村支教的人不少，但研究贫困、掌握数据的人真的很少。

褚荣伟希望，当地政府、高校或研究机构，民间组织等各方需要共同努力，能在贫困地区采取类似的思路，一方面找寻合适有效的干预手段，另一方面创造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创新模式，基于科学的数据指导调整实际的活动，从而保障扶贫的精准效果，为打赢扶贫攻坚战助力。其实经济学家的这种思路，对于金字塔底层的商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本文作者为新民晚报记者张炯强，原文标题《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与中国精准扶贫“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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