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曾说，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也率先抵达了现代文明的自然限度和社会文明限度，这不仅是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带来的挑战，还有信仰和精神方面的重大挑战。吴晓明认为，中国发展必须“改弦更张”，开创一种新文明类型。

来源| 澎湃新闻

文 | 记者 张茹

吴晓明：这个时代，中国人该如何“重塑信仰”

今天中国确实面临着关于信仰以及信仰重塑的重大的问题，关于中国人有没有信仰，关于中国人的信仰是哪样一种性质，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很普遍地意识到，在我们的发展进程当中，我们的精神状况、我们的信仰，恐怕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这个问题大概是大家都有共识的。我们现在讨论信仰，有这样一些术语，比较极端的说法是“信仰丧失”，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信仰的坍塌”，说的比较好一点的叫“信仰多元”。大概我们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在我们的发展进程当中，面临着信仰和精神方面的重大挑战。

讨论精神重建首先摆脱主观思想

对于重塑信仰，现在存在许多主观的想法。比如有一种类型叫做西化派，按照西化派的观点，未来信仰和精神重建的方向可以在西方世界当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当然他们内部也有分歧，有人说英国的好，有人说法国的好，又有更多人认为可能美国的更好。如果讲到信仰方面，更多可能会诉诸基督教。

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叫做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今天的问题都是现代化导致的，中国要解决今天的信仰问题、精神重建的问题，应该回到中国的传统。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的，但是他们设想的方案恐怕内部也有分歧，有一批人认为宋代比较好，大概是因为宋代对知识分子比较好。但是有一帮人说宋代不行，要回就要回到汉唐，汉唐是盛世，是开疆拓土的时代。还有人认为汉唐已经不行了，要回就彻底回到先秦，那时候百家争鸣，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这些想法在某种含义上大概也不错，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谈论我们未来的信仰重建或者精神重建的任务。因为这些想法过于主观，不过是每个人随便谈谈自己的想法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都有自己的生活历程，都有自己的观念，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今天如果要讨论中国的精神重建，讨论中国的信仰重塑，必须依照某种客观的方式来讨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主观根据自己偶然的想法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客观进程来讨论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触到事情所谓本质的那个核心的方面。

现代中国精神重建是

以现代性为基本背景的

第一个方面，我们处在现代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现代性具有绝对的权利。

根据这个方面，我不赞同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说我们可以回到中国的宋代、或汉唐、或先秦时代，现成的找到我们今天信仰重塑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因为在中国道路的客观定向当中有一个基本方面，那就是必须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我们处于现代世界当中，现代世界有它基础的定向，而这个定向大体上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在特有的阶段具有绝对的权利。

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是在其非常独特的国情、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传统基础上展开的，这一点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定向。

因此中国的道路是依循前面两个基础定向来被具体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思考中国道路就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现在我们的知识界和社会科学界把这个问题想得实在太简单了，好像中国未来20年要么是英国，要么是美国。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今天特别有意义，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和法学当中多次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拿破仑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不可能不失败。

大家想象一下今天欧洲的难民危机，就知道什么叫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西方那么多第一流的政客，当然也包括他们的知识界和学者，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他们想把西方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阿拉伯人，导致了今天的后果。

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讨论中国发展道路的话，我们必须要能够更加深入地来思考问题，而并不仅仅是拿发达国家或者西方发展国家给出的一个现成的答案。

我们关于中国道路的这样一些思考恐怕是需要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同时又能在中国自身的国情、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使这一研究能够客观地具体化。所以事情绝不像我们原先假定的那么简单，似乎是解一个一元一次方程，甚至更简单。没有那么现成的答案，但是这样的现成的答案往往在无思想、无头脑的那样一些论述当中充当基本前提。

当代中国发展正在迅速抵达

现代性的历史限度

我们必须历史地来看现代性本身，说得简单一点，现代世界本身是有限度的，是有历史限度的。我们总以为以往的文明的形态是历史的，它有自己的出生，有自己的成长，有自己的鼎盛时期，也有它的衰老和死亡，但是现代世界不是的，现代世界可以无限制发展。这是一种极大的幻觉，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事物，也没有这种文明，除非它是纯粹自然的东西，现代世界本身是有历史限度的。

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中国道路来讲，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当中，第一个抵达了现代文化的历史限度——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西欧，甚至美国，它们也有快速的发展，为什么它们没有抵达，而中国人首先抵达了？我认为这是出人意料的，但是非常确实的。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特别是最近30多年的快速发展当中，第一个抵达了现代文化的历史限度。

两个最主要的限度，第一是自然限度，第二是社会生活的限度。自然限度这个方面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了，大家现在还敢不敢到北京河北那一带去了？那地方有雾霾。经过最近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实际已经抵达了我们可能发展的现代性的自然的限度。由于我们体量巨大，由于我们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也由于我们这块土地被文明利用了5000年，我们第一个抵达了现代文明的自然的限度。

另一方面，我们也抵达了现代文化的社会生活的限度。我指的是和我们讨论的信仰重塑、精神重塑有关的方面，但是它实际上发生在社会生活最基本的方面。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中，我们传统文化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东西在某一个阶段开始变得失效了，失去控制力了，这个事情有点像海德格尔讲尼采的话，上帝死了，超感性的世界腐烂了，坍塌了，不再具有约束力了。因此在我们所谓市场经济，自由市场当中盛行的原则，恐怕成了唯一起作用的原则——唯利是图。所以古典作家把这个领域当中的基本原理叫做犹太本质或者犹太精神。

如果我们把现在最具有约束力的、精神的或者信仰的那样一些原理，在最近的快速发展过程当中，都趋于瓦解，并且趋于所谓的一种不再具有约束力的缺点，那么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实际起重要作用的原则，就是有犹太本质或者犹太精神。那么对于一个实际上没有救赎宗教传统的国家来讲，这种情况会导致社会生活的解体。

我们会说西方世界在市场当中也使用唯利是图的方式，但是他们有救赎宗教，有基督教，这件事托克维尔是讨论得非常清楚的。他说虽然法律赋予每个美国人以自由，但是他们的宗教即基督教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对于一个始终没有救赎宗教传统的国家来说，如果唯一的原理就是所谓犹太精神或者犹太本质的话，那么唯利是图足以变成为所欲为，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导致社会生活的瓦解。

我想中国的发展进程事实上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一方面它快速地实现了自己的现代化任务，我指的是在物质财富和经济的发展方面。另外一方面，迅速抵达了现代世界本身的历史限度。

因此在这样一个发展进程当中，中国的道路必须改弦更张。而这种改弦更张意味着中国在实现自己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开创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所以我认为中国道路的客观取向不仅是使中国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而且是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否则，它比任何一个现代世界都更早面临崩溃的威胁，因为它最先抵达了现代性的自然的限度和社会生活的限度。

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不可能

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要具体加以讨论的话，现在能得到的回答可能是比较抽象的，因为它并没有实体化的形成。但是我们可以初步讨论一下它的主要特征，我想讲到的是这样一点，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必须现成的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因此必须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不赞同全盘西化的观点，也不赞同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因为在我们客观的历史进程当中，确实有一个现代化的定向，所以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必须占有现代文化的成果，必须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

中国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面临所有的问题都会触动到古今、中西之争，而且未来几十年当中这样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这种争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我绝不是说要开历史的倒车，回到哪个时代的中国的传统当中去，我的观点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要对外学习。

所以黑格尔在讲到古代希腊的时候他说希腊人一方面有自己的传统，另外一方面也面临比他更强更高的东方文化。大家要知道轴心时代，当时的东方文化可是比西方文化更高更强。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的繁盛时代。所以希腊人一方面有自己的传统，另外一方面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前，面临东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他们才开创了自己应有的时代。尼采讲得更清楚，他说希腊人当时是被强大的东方文化所包围，希腊当时的宗教几乎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希腊人一度差一点被东方文化压垮了，但是希腊人始终牢记德尔菲神庙的那句格言：

从这个意义来讲，文化结合的锻炼一方面是保有自己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是消化和吸收外来的文明成果，这件事我们在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当中可以有很深的体会。

我们在未来的发展进程当中，一方面还要继续对外学习，活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能够学习。另外一方面要深入地思考，要使得我们学来的东西能够赢得自我主张。

- 吴晓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本科生院院长

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吴晓明，1957年7月出生于上海。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哲学）副主任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形而上学的没落》、《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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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媒体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