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关于生命的对话”第3辑：路在何方

张文宏：无论你是坚强的，还是‘反脆弱’的，我相信未来终归是美好的。

陆雄文：我坚信全球化是时代的大趋势。要从理性出发，尊重科学、尊重知识。

胡建强：通过模型和数据帮助政府做出一些比较好的决策，这是我们正在合作研究的问题。

以下内容根据对话实录整理

陆雄文:我首先代表大家向张教授提一个问题。现在全球疫情好像还没有消停，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受全球疫情的影响，我们还在对外防止输入，对内防止反弹。您对形势基本的判断和对未来的趋势有没有一些基本的预测？

张文宏:这次疫情最大的问题，就像我们当时预测过的一样，到了夏天以后它还消停不了。原来大家有预测，是不是像SARS一样，有时候流感也是，到了夏天会有一个低潮。但是流感的特征在这次新冠里面就显示不出来，它还是处在持续的传播过程，所以世界上的高峰到现在为止没有到来。高峰没有到来就很麻烦，没有高峰你就永远不知道它的低谷在哪里，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折点，还在持续地传播，所以传播的链要延展到多长，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讲，从它的传播数学模型上来看，我很难预测它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这次病毒的临床表现类型就非常特别，事实上，很多用SARS的想法，用H7N9禽流感的想法，用2009年的H1N1流感的想法，在这里都发现不是这回事。

现在全球来讲，第二个特点就是不均一性，各个洲，亚洲、非洲、美洲、欧洲事实上表现完全不一样。世界的不均一性会带来一个大的问题，世界原来是全球化的，但是因为疫情的不均一性，我们又要求疫情做社区的隔离，世界的沟通会受到大的影响。疫情的不均一性就意味着世界之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的、不同的地区之间如何进行沟通，这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判断能力。

我只能对疫情有判断，因为这次疫情大家控制的能力不一样，全球是不均匀的。中国控制得很好，韩国、日本不错，欧洲还在后面也可以，所以都开始复工复产了，但是整个美洲还有印度的次大陆事实上都不是非常理想，而且它的疫情还在往高处走，所以下面在经济方面我是觉得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陆雄文:讲到这里我想紧接着再请教一下，各国防疫抗疫的策略不同，从您的判断来讲，有没有最好的模式？比如说中国的模式，中国控制得那么好，是不是全世界都应该照搬中国模式，这样的话我们就迅速把疫情控制住，全球就可以更好重新开始恢复到原来状态。还是说其实现在还不好判断，因为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所以他们的选择有他们的道理，在不同国家策略的背后到底机理是什么原因？你觉得现在有没有机会做一个比较、一个判断，哪一个国家的模式可以更为全人类去借鉴？

张文宏:事实上，把中国疫情起来以后跟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疫情起来以后的反应速度做一个沙盘推演，就会发现中国这一次的决心比他们大——一开始就采取封城，在城市里彻底隔断，隔断以后使得病毒失去了传播的机会，这是对武汉；在其他地方扩大检测，检测以后立刻隔离，这些事情都做到了100%。因为一开始，大家对疫情没有很深的理解，在武汉出现了病死率很高的情况下，国家就做了一个底线思维，这个底线思维就是我做到100%，做到以后你看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同样的办法在其他国家，大家对疫情的严重程度事实上没有像我们认识得这么深刻，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他们的疫情似乎都不是那么重，但是等发现很重的时候再去重视已经来不及了。

像美国，是一月底开始第一例病例报道，在这之前是不是有传播也不是很清楚，真正展开大面积的控制、采取比较严格的措施都是在三月初，所以它有两个月的时间在整个全美进行了大的流行。一旦大流行以后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在武汉采取的措施——把整个城市shut down，外面封掉、里面关掉，关掉以后在涉及各个经济的小的区域里，我们要小的区域能够继续存活。

这事实上对于社会的要求是很高的，你的物资输送到每一个社区，这么多人全部都不工作，然后要养活他们，然后整个社会不会因此死掉，那就意味着上千万人的一个城市大家几个月不工作，没有收入，还得有吃的东西。这就对整个社会的要求就很高。第一，你有没有足够多的存款。第二，社会停摆以后会不会产生很多社会管理的问题。事实上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在大多数国家都很难做到，所以有些国家索性就不做，像巴西、墨西哥他们就做得很少。有些国家就做一部分，完全靠政府的治理能力，所以在欧洲现在控制得也不错。欧洲治理得不错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早期死亡人数太多，以后国家提出社区隔离的方法，让老百姓自己接受了，但是它没有像中国这样整个城市完全关掉。它会做关闭，但是是不完全的。所以整个疫情，欧洲用接近半年的时间现在控制住了。在中国，我们上海2月9日就开始复工了。

陆雄文:是，慢慢开始复工，首先是先在家里，然后逐步到社会上。

张文宏:武汉也是在4月8日就复工了。所以我在这里就经济的问题也要问您，一个国家，像欧美、印度、欧洲，他们对经济的关闭到底承受能力有多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闭以后您认为他们的社会能不能使得上千万人的城市不上班，而且可以保证它运转几个月，物资都能输送进去，居民有足够的存款，做得到做不到？有时候我们在医学上的思维有最正确的做法，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情。各个国家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能力事实上是不一致的，您怎么去评价？陆雄文: 您问了这个问题，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显然，每个国家有它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包括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都不一样，所以像中国这样的做法，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做到。我觉得这次疫情防控，不管是从中国的经验还是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都是多学科交叉合作的一个结果，公共卫生不仅仅是医学的问题，不仅仅是公共卫生本身的问题，刚刚也讲到其实提到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能力的问题。因为不仅是中国政府有号召能力，其实社区的管理能力也要很强，才可以把必需品送到每家每户。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中国社会的治理能力也是得到了检验。

陆雄文:从学科合作方面来讲，我知道胡教授跟您这边也正好有个合作，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从来没想到我们跟医生跟医学教授能够有一个非常紧密的科学合作。刚刚张教授讲了，疫情现状是这样的，基本态势是这样的，规律也是这样的，后面的发展就比较难预测，我不知道胡教授跟张教授合作下来有没有一个模型，您是数学教授出身，有没有一个模型来预测疫情下一步的走势可能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况，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几种可能性？

胡建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和张教授合作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看来疫情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下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复工复产，所以说如果这个做不好的话肯定是有再次爆发第二波的危险，所以怎么复工复产，这个我们其实看看国外的话有沉痛的教训，美国就是。张文宏:复工，然后又开始关掉，我记得是德克萨斯州。胡建强: （还有）佛罗里达，好几个州。所以这其实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然像北京这次有第二波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比较果断的。

张文宏:而且它也没有完全关掉，北京除了几个区以外，其他一些区还在上班。

胡建强:但是和美国比一比，它的规模也不大。因为总是要放开的，比如通航，现在已经慢慢在做这个事。我想如果是美国、欧洲还是这个情况的话，很有可能会流传起来。

张文宏:中国最终也要放开。

胡建强:如果放开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我们在研究的一个问题，能不能有些模型和数据能够帮助政府做出一些比较好的决策。

张文宏:我们到底可以放多少人进来是我们可以忍受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在做这个模型，前两天我跟新加坡的防疫的指挥官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就问到一个问题，他们现在也没有开放。他问我什么时候开放，我说你想什么时候开放。总归新加坡先开放了，因为新加坡疫情控制得也是不错的，但是它没有中国控制得这么好，我说中国现在是全球疫情最低的，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最后才开放的，所以我说我在等你，他说我们还在做研究。所以看起来我们大家做的研究都差不多。

我问他的问题是，欧洲开放了，新加坡跟欧洲关系这么密切，它还是英联邦（国家），现在开还是不开。它的压力比我们大，我们中国现在是采取熔断，你好我就开，但是如果每一个航班进来超过5例以上，对不起，我就暂时关掉，等你好了我再开，所以现在做得也是比较从容。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世界上到底忍受的限度是多少，我们熔断5例，5例是不是太严，是不是给它10例呢？这个就是教授要算的。一个航班进来5例，我们现在不接受，5例真的是有点太少了，因为很多国家都会很容易就超过5例，最后等于是这个重启就开放不了。所以到底是5例、10例、20例，还是多少？会成为很大的一个数学问题，但是也是一个防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非常艰难，是一个多学科的。

陆雄文:这是一个取舍与权衡，如果防疫防控过严，对个人封锁，生活受到很大的限制。对整个城市关闭，对经济影响很大，很多企业都活不下去，甚至产生严重的失业。政府没有财政收入，也不能支持公共系统、教育系统，这都是有次生的灾害，所以这个决策其实是有重大考验的，成本也很高。但是完全的复工复产，这个疫情再来一波，对生命健康，对整个社会经济也会造成重大损害。所以这里面要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张教授跟胡教授的合作就很有意义，找到一个相对的均衡点，既能够不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作，不要停摆，又能够让老百姓的疫情影响可以在可控范围里面。如果出现了一些局部的感染，马上可控，马上得到医治，这样的话让它慢慢地跟病毒斗争，直到有特效药和疫苗出来。所以胡教授的工作就变得很有意义，我们管理学院也可以参与在疫情的防控当中。

张教授，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防控，疫情的一些做法上来讲，有哪些我们可以总结经验，哪些我们觉得有些教训，下一步如果疫情过后我们再来总结，避免这次大规模大面积的病毒流行，让我们在公共卫生方面应对更有效，对老百姓有更有效的保护，这方面我们应该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因为很多人讲，我们有过SARS，已经吸取了很多教训，我不知道从张教授的角度来讲，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分享给我们的？

张文宏:事实上经过SARS以后，但是这一次大家还是拿着SARS的经验来做，似乎就不管用了，因为全世界都在拿着SARS的经验来做。但是SARS爆发以后，加拿大、美国都开始有病例，当时香港传播过去，到加拿大，到美国，还有越南，大家好像采取这种收治、追踪、隔断，就结束了。但这次他们也想这样，没有结束。第二个想法是，幻想是不是像流感一样到了夏天自然就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假设到了夏天下来了，如果没有完全搞定，到了冬天我们严防第二波，这个事情也能过得去。但是谁会知道现在出来第三种情况，到了夏天还在拼命地往上面奔，这个情况就全世界来讲，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想。

全球到今天为止，我们觉得很多经验是可以总结的。第一个总结就是中国现在的经验，如果你的国家能够搞得定，这个策略我现在觉得是可以的。怎么搞得定呢？对于爆发的城市，像武汉，彻底的封城，最终两个月内把病毒给搞定。但是这个办法我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大多数国家很难对社区的管理达到这个水平，就是说这个事实上是输血的毛细血管了，你对社区的输血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吗？这个管理是不是跟得上？大多数管理跟不上，我认为你就做不到。

做不到，第二个策略马上就出来了，我认为是值得学习的。像欧洲，欧洲因为它的管理到了社区这个口子以外，事实上就进不去了，它到最后的一个做法就是一旦有病了让你在家隔离，在家隔离怎么隔离呢？不管你的，随便你去，但是你如果病很重，医院把你收治。所以它的一个平衡点在哪里？它说要重症病人的数量不要超过我的医疗负荷，如果不超过医疗负荷，整个病死率可以降到很低的水平，所以一开始在意大利爆发的时候超出了医院医疗资源的承受能力，医疗资源达到了一个瓶颈、极限，它就会有很多人死。所以现在策略就出来了，只要医疗没有达到这个瓶颈，就可以开放社会，然后轻症的病人在家隔离，不需要去医院去看，如果加重了，到医院，但是你只要到医院我就有足够的床位，那病死率就降到很低的水平。所以在美国、欧洲现在大多数死亡的人数都是在85岁以上的人或者80岁以上的人，75岁以上大概降到了80%多，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开始没有那么恐慌了，它就会保持社会的一个动态的防控节奏。

像德州，它会先开放，开放了以后又开始床位紧张了，重症的人可能要挤兑了，它赶快再关掉。就这样，社会不断地进行一个个体化的情况。因为美国每个州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每个州相当于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它自己都有自己的政策，各自在做，但是总体的策略就出来了，它的经济不停摆，因为经济停摆以后出现的就是大量的人失业，然后大量的经济体、整个会出现崩溃，经济体崩溃以后死亡的人会更多。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经济体，它没办法做到完全的关闭，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平衡。这种策略事实上也是值得学习的。

还有第三种策略，像中国现在控制得这么好，日本控制得这么好，下一步世界上没有完全疾病被控制掉，不断会有输入，到底输入多少是我们可控的？这也是跟胡教授大家一起来做模型。我们的策略就是北京这样的策略，一旦出现局部的爆发，进行精准的防控，在这个区进行精准的防控，其他区继续上班。其他地方不停摆，这个策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是觉得疫情到了今天，世界上其实没有一开始那么恐慌了。整体来讲，世界变得比较从容，而且大家在静静地等待疫苗的出来。

陆雄文:为什么我们变得从容，为什么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策略，前提是我们对这个病毒的脾性掌握了一些了解，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特效药，但是它是怎么去流行，怎么去传播，它的脾性是什么，我们基本上摸到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胡教授您怎么看？以您掌握的数据，怎么来看疫情的防控，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总结分享的？它的经验、教训，要提醒我们，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企业，管理者和企业家，应该注意什么？

胡建强:防控，刚刚张教授也说了，无非是两种，一个是内部防控，一个是外部切断来源。美国号称很早就切断来源，他们的总统一直在说2月初就开始把中国的来源切断了。但是中国有很多省市离“震中”很近的，但是反而倒没什么事，美国到后面的事越来越大。所以我是感到，从我们的研究来看，主要是没有做好内部控制，当然别的地方比如从欧洲还是有输入的，但是我感到内部的防控是主要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做好，现在已经有点晚了。所以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说，内控和外控能够有机结合起来，才是最后能达到所要的目的。

刚才我说的是国家，对企业来说其实也一样的，你自己企业内部怎么做好，像我们管院怎么来帮助企业管理，要控制外面的人，我想主要就是靠这个。

陆雄文:所以从疫情发展到今天尽管还没有消停，甚至于在美国还居高不下，但是其实从中国的防治经验来讲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规律，也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可以总结，来提示我们。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个问题，尽管美国很早就开始限制中国的航空到美国，但是它对欧洲开放了，所以后来说是欧洲传过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讲，在这次疫情之前，美国跟中国就已经开始有贸易战，就开始争论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疫情加剧了很多反全球化的势力，不论从政治还是从民粹，老百姓都说你看这次疫情全球扩散就是因为全球化的原因，人要流动，货物要流动。

我的问题是，在疫情之下，全球都几乎无一幸免的情况下，怎么能够真正把疫情最后防控好，甚至于把病毒消灭掉，至少把疫情控制住，不让它再反复发作，是各个国家自己各扫门前雪，还是各个国家应该真的有合作？现在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是全球化的结果还是因为各自封闭自己，自己想把自己的事情弄好，不要受别人影响的结果，这点张教授您怎么看？

张文宏:事实上病毒的蔓延在人类历史上不是今天才有的，人类几万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真正对病毒的认识也就是最近一百多年。因为在19世纪末我们才知道有“病毒”这个微生物的存在，所以当我们了解到病毒微生物存在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流行是1918年的大流感。那时候全球化事实上不是这么厉害，但是我们也知道流感也是向全世界蔓延，当时全世界死掉的人是5000万到1亿，当时全球也就17亿的人口。

事实上当工业社会来临之后，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停止交往的，哪怕全球化没有这么厉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全球的蔓延也是很厉害的。然后在后面霍乱的全球大流行，都是在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还有流感的大流行，那个时候全球化也不厉害，但事实上传染病总是比你想象的更加厉害一点。原因是什么呢？你不一定是一批人过来，哪怕有一个人进来，这一个人作为一个种子，他会不断地开始复制，复制是指数级的，所以跟全球化本身来讲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哪怕没有全球化，但是也不能杜绝各个大洲之间人员的交流、货物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全球化不是这次疫情扩散的主要原因，但是你可以认为全球化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对它有一点影响。我们在增长的病例数有两种，一种是指数级的增长，还有一种是线性的，全球化顶多只能带来线性的改变，全球化多了两倍三倍是可以的，但是不会带来几十倍几百倍的增加，几十倍几百倍的增加是因为病毒复制的本身，而不是全球化。所以我是觉得把这些怪在全球化上面，有点牵强。

当然了，就事件的本身来讲，这一次病毒疫情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个社交距离，还有各个国家封锁、关闭，我认为全球化事实上是受到了影响。事实上我觉得这次疫情的来临也为特朗普的逆全球化加了一些砝码，但是这两个事情本身不应该是因果关系。

关于对于未来疫情的掌控，我觉得还有太多的挑战，等于就像今天的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永远是两方在打架，谁也不能说服谁。但是世卫组织也提出来，说没有看到全球在这次疫情当中的团结，反而看到了一些分裂，说这种分裂让它对疫情最终的掌控感到不乐观。它讲了这句话不久，美国就宣布要退出世卫组织。所以像这种现象，我觉得都对我们这次疫情的防控是有不利的地方。所以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反复在呼吁，全球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最终取得抗疫的胜利。我个人觉得这种想法应该是更加有道理的。

陆雄文:对，上次SARS的全球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张文宏:合作非常好，那一次是在世卫组织统一指挥下的全球合作，但是这次世卫组织的领导力就受到了削弱。

陆雄文:所以这背后可能不完全是真正从防疫、抗疫角度出发，而是从政治利益出发。

张文宏:政治影响了抗疫，事实上。

陆雄文:两位都在美国有过工作和生活的经验，我觉得如果美国不能够有效控制疫情，让疫情下来的话，全球就不会太平。所以以你们在美国的生活工作经验，包括跟美国教授的交流经验来讲，你们觉得美国疫情的趋势会是怎么样的走势，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控制？胡教授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胡建强:美国的疫情完全是出乎我的想象，其实中国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在美国先发生的话会怎么样，它会不会做得更好一点？后面，包括现在这几个月的发展，事实证明它可能不会做得更好。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这是出乎我的想象的。我感到除非是疫苗出来，否则美国可能就会持续这种状态，甚至预测可能病情会到每天（新增）10万例，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如果是美国不恢复的话，对世界影响是很大的。按照我现在的看法，我不是很乐观。

陆雄文:那不仅是美国的大灾难，也是全球的悲剧，人类的悲剧。张教授怎么看？

张文宏:我几次跟美国专家在讨论的时候，一开始他们也有人认为中国第一次一开始的防控有点慢了，所以对全球造成了影响。后来我是给他举了个例子，我说我们上海输入的第一例病例是1月20日，美国输入的第一例报道病例是1月21日，等于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但是现在的结果，上海最终只有300多例，美国今天的病例数已经到超过300万了。我的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不能用一开始中国有没有影响了世界的抗疫（来判断），最终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国家本身采取的抗疫策略是不是到位。所以中国的经验到最后来讲，还是因为，一个是早，第二个就是做到位。但是这两点要做到，从管理学角度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胡建强:武汉封城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我当时看报道，感到不可思议。

张文宏:全世界都觉得封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封城就意味着经济完全停摆，武汉停摆了其实不止两个月，疫情控制是两个月，真正经济重启以后再重新恢复，后来又再做了一次核酸的大检测。为什么要做核酸大检测？就是因为要让它彻底地重启。所以事实上长达四个月。这样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如果整个关闭，停摆长达四个月，事实上你很难想象的。其他国家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按照这个病毒的传播链，事实上现在很难停下来。

但是如果每天都是5万到10万的例数来讲，每天是5万，200天就是1000万，2000天就是接近2个亿。2000天是什么概念？基本是好几年了，六七年，但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到这么惨烈，一个传染病一直流行六七年。一般来说，持续流行两年它就下来了，也就是说大多数城市里的人获得了一个接近群体免疫的水平，它的流行力就下来了。农村，因为大家本来就是比较疏远，就不受影响。所以全球来讲，也不是说无休止，病毒可能会无休止地存在，但是疫情最终会得到控制的，基本上也就是两年左右，它的流行率一定会下来的，这个疫情不结束，疫苗很快也就会出来了。

所以对于人类的未来，事实上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们永远不要因为今天的疫情不可控，对人类的未来失去了信心。我是觉得再坚持一下，一切都会好起来。

陆雄文:我们的“瞰见”论坛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学生、校友，还有我们很多朋友，他们很关心管理学院，很关心我们给大家做的很多次分享。请两位到来非常不容易，所以请你们给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同学、校友们一些建议，除了要喝牛奶、吃牛肉以外，张教授还有什么更加新鲜的配方，来给我们做一些推荐？张文宏:今天在镜头前面的朋友，两位教授，目前的日子估计要难过一阵子了，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次疫情真正能够击垮人类，这一次也不例外。对于这次疫情最终的控制，我是怀有很大信心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人类在每一次灾难之后都是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所以我们还是以更加乐观的心态来对待这次疫情。

第二，在今天也是有很多从事管理和经济的朋友，你们还要学会一种——在困境当中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叫做“反脆弱”的能力，就是说不单单是“不死”，而且要在灾难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生存得更好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反脆弱”。很多经济体在这个时候会得到逆势生长，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有这个能力，我认为你是反脆弱的，如果你只是在灾难之中活下来了，我认为你是坚强的。但是无论你是坚强的还是“反脆弱”的，我相信未来终归是美好的。目前的日子不太好过，我们也不要太在意，这段日子过掉以后我们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陆雄文:谢谢张教授很重要的带有哲理性的意见。胡教授有什么建议？

胡建强:我就想说一点，虽然张教授刚才说了接下来的日子会比较艰难，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艰难的日子里面，“乱世出英雄”，所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说你能抓住这个机会，我们院长也说了在这里好好学习，我相信像张教授说的，明天会很美好。

陆雄文:今天跟两位教授对谈我也很有启发。我自己的体会是，第一，全球化的时代仍然会得到延续，疫情以后我觉得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会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因为大家已经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病毒疫情是全球人类共同的挑战，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消灭病毒或者让它不再流行，是要全球的合作。不管是疫苗，疫苗应该被全人类去共享，中国已经做了这样的宣布，特效药也应该被全人类去共享，人类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灾难需要人类共同努力去应对，包括我们去做研发，去生产疫苗、生产特效药，我觉得这点上其实是很明确的。

SARS的经验其实给了我们很好的提示，这一次由于国与国之间在很多方面的分歧，造成我们今天不能够有效地合作，这是很可惜也很可悲的事情。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呼吁，政治家、科学家都在呼吁，其实我们要更多地交流，更多地分享信息，更多地合作研发药品，来共同面对我们的疫情。所以我仍然坚信全球化是时代大的趋势。

第二，我觉得这次疫情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专业，要秉持理性去做出判断，而不应该以自己的一己私利，或者某一种偏见、某一种立场，去采取措施。其实美国的疫情某种角度来讲是客观原因，它早期判断不准，忽略了疫情的厉害（程度），但是我觉得这跟它的政体有关，跟它的政党斗争有关，也跟少部分政客以政党或者一己的私利去忽视对民众更有效的保护有关。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尽管我们对美国今天的疫情传播可能还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以我个人的看法，这跟美国本身的政治生态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应该摒弃少部分人、小群体的利益，像武汉这次疫情的防控其实就是以少部分人的利益牺牲来换取全国人民的安全，所以我们也要向武汉人民致敬，他们这样重大的牺牲为全国的防控做出了贡献。所以真正从理性出发，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我们要更好地尊重科学、尊重知识。

第三，刚刚张教授、胡教授都讲到了，从个人角度我们要做好防控，我们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同时从工作角度来讲，我们仍然要复工复产，只有恢复整个社会机体的活力，复工复产，让社会有效运作，才会有更好的资源和能力去做到疫情的防控。也只有让其运作起来，才能够救活更多的企业员工和他们的家庭，因为让他们有工作，让他们有收入，让他们有更好的收入才会有更好的营养，更好的身体体质和免疫力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要提升企业的免疫力和竞争力。

刚刚张教授也特别讲到了，其实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对社会承担责任的基础，企业没有生存能力、没有发展能力、没有竞争能力，就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税收，就不能让政府更有效地建立整个公共卫生体系，来促进教育、就业等等社会的公共事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把企业办好，让企业能够活下去，活得更强壮，也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我们管理学院的学生、校友其实不仅是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也是在为社会承担责任。为社会分享我们的思想经验，去引领社会，这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所以一个真正优秀的企业领导者，不仅要领导好企业，也要对社会贡献你们的良知、贡献你们的经验、贡献你们的思想，让社会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

今天我们的对话由于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我们对生命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我们所有的学者，不管是医学院的，还是管理科学学科的，或是其他学科的，还有我们的企业家、管理人员、社会各界，都要团结起来，一起合作，一起分享，一起学习，来探索真理，来找到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

编辑：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