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1月8日上午，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获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这两位科学大师，为何能站上我国科学技术最高奖台，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夜，让我们一起走近真正的巨星↓↓↓

刘永坦：为国筑起“海防长城”

人物小传

刘永坦，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引领者，1991年和201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率领团队全面自主创新，实现对海新体制探测理论、技术的重大突破，在工程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凝聚了一支专注海防科技创新的“雷达铁军”，培养了两院院士等一大批科技英才，耄耋之年仍奔波在教学、科研*，继续为筑起“海防长城”贡献力量。

“中国也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新体制雷达”

1981年秋天，45岁的刘永坦心中萌生了一个宏愿——开创和发展中国的新体制雷达。

当然，这个宏愿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自此前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的一段经历。

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试验设备，也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刘永坦的导师谢尔曼便是其中之一。

那时谢尔曼正主持一项重大科研项目“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工作，刘永坦有幸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他对雷达有了全新的认识，萌发了为国家研究新体制雷达的设想。

“传统的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很多还‘看’不到的地方。”刘永坦说，“因此，西方几个大国都在致力于研制能够看得更广更清的雷达。”

刘永坦所说的这种“超级”雷达就是新体制雷达，它被俄罗斯人称为“21世纪的雷达”。当今世界的千余种雷达中，新体制雷达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国防等领域也都有重要作用。

随着研制工作的不断推进，刘永坦对新体制雷达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也越来越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中国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新体制雷达！这就是我一定要做的！”刘永坦说。

说干就干！回国后，刘永坦立马开始着手筹备。

可当他提出这个大胆设想时，却没有多少人能够相信和支持。“大家都劝我说雷达领域有很多的事可以干，为啥偏要干这个？这样的研究风险太大、周期太长，很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搭进去了却一事无成。”

但是刘永坦仍旧不改初衷，他坚信新体制雷达技术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这项技术对我们国防和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我们如果不去研究掌握，等别的国家发展了，我们再去跟人家，那肯定是要落在别人后面的。”

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攻坚战

这注定是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攻坚战。

首先要过的一道关是争取国家的经费支持。

1982年初春，刘永坦专程赶赴北京，向当时的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领导汇报，详实地介绍了当时发达国家新体制雷达发展的动态，并畅谈了自己的大胆设想。

那一年里刘永坦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哈尔滨之间，给各个主管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进行讲解。

刘永坦说：“真的是有相当多的时间在往北京跑，一年大概有200多天都是在外面。”

最终，在刘永坦的努力争取下，新体制雷达研制项目获得了航天工业部经费支持，得以立项。

得到支持后，刘永坦立即组织团队进行了细致的策划和准备，拟定出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

接下来的战斗更加艰苦卓绝。

除了基本思路外，刘永坦根本找不到多少资料，更没有相关的技术可供借鉴。

　　

一切从零开始。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反反复复。

经过团队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数千次实验、数万个测试数据的获取，新体制雷达的主要关键技术获得了突破，从预研项目被正式列为国家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刘永坦团队在获得理论突破后，很多人觉得他们完全可以“见好就收”了。

但是，刘永坦认为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国家真正需要的是有实际意义的实用化新体制雷达。“这些理论成果倘若不能变成真正的应用，那无疑就像是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好看却不中用，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损失。”

于是，他又带领团队继续奋战。

1989年，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建成。

1990年，完成中国首次对海远程目标探测试验。

1991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1年，成功研制出国际领先的新体制对海远程探测雷达。

　

2015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7年间，在刘永坦和团队成员们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攻关下，中国的新体制雷达终于从梦想成为现实，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

钱七虎：矢志铸盾 专业报国

人物小传

钱七虎，1937年10月出生，江苏昆山人，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

60余载从事防护工程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建立了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解决了核武器空中、触地、钻地爆炸以及新型钻地弹侵彻爆炸等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术难题，完成了我国防护工程领域的时代跨越。

为国家铸牢“地下钢铁长城”

钱七虎的公众知名度不高，可在防护工程领域，这是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名字。

奋斗一甲子、报国六十年。高中毕业时，钱七虎放弃直接选派到苏联学习的机会，响应国家号召，到新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毕业后留苏深造，学成回国，一头扎进防护工程领域。

上世纪70年代，当人们欢呼庆贺核弹爆炸成功之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冲进爆炸现场，年轻的钱七虎就在其中。他进行的核弹爆炸防护工程研究，开创了我国核生化防护工程这一崭新学科。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有矛必有盾。防护工程被誉为一个国家的“地下钢铁长城”，如何铸就坚不可摧的“盾牌”，成为钱七虎毕生钻研的课题。

上世纪70年代初，钱七虎受命为空军设计飞机洞库门。当时，飞机洞库防护门的相关设计计算均采用手算的方式，计算精度差，效率低。为设计出能抵抗核爆炸冲击波的机库大门，他在国内率先引入了有限元计算法，解决了大型防护门变形控制等难题。

当时，有限元计算法刚刚兴起，没人指点，钱七虎自己翻译整理出了十多万字的外文资料。为了缩短防护门的启闭时间，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使用气动式升降门方案。面对厚重的大型防护门，起初试验一次次宣告失败，他一次次带领团队总结经验，迎难而上。为尽快完成任务，2年多中，他经常就睡在办公室，终于成功设计出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机库大门。

“矛”与“盾”在对抗中不断升级。随着侦察手段的不断更新、高技术武器与精确制导武器的相继涌现，防护工程常常“藏不了、抗不住”，应对挑战，钱七虎带领团队开展抗深钻地武器防护的系统研究，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深地下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

经过10多年的研究，他和团队构建了破碎区受限内摩擦模型，研究了地冲击诱发工程性地震的不可逆运动等规律，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我国战略工程安全装上“金钟罩”。

近年来，钱七虎又提出了核废物深地下处置、国家能源储备方案等重大建议，得到了相关管理部门的采纳。

防护工程建设离不开理论体系的支撑。80年代，钱七虎在国内首次发表了防护系统工程论文，开创了国防与人防工程软科学研究领域。90年代以来，他又带领团队完成了“防护结构概率设计理论研究”等研究，不仅为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还将我国这一学科推向了国际先进水平。

时时刻刻想着专业对国家建设有什么用

不单是国防工程，钱七虎把科研应用延伸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珠海机场要扩建，雄踞三灶岛南端的炮台山成为天然障碍。1992年12月28日，珠海三灶岛。那一刻，全国人民都在静静地关注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爆破，爆破的主持者就是钱七虎。

挑战前所未有。此前，炮台山爆破是没人敢啃的难题，为此，钱七虎甚至立下了军令状。炮台山爆破被称为“天下第一爆”，在吹响珠海特区改革发展新号角的同时，也开辟了我国爆破技术新的应用领域。而在这背后，是他7次深入珠海调研，无数个日夜与技术人员反复讨论设计方案。

港珠澳大桥有长约6公里的海底隧道，其中海底沉管对接是工程施工中的难题。钱七虎综合考虑洋流、浪涌、沉降等各方面因素，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案，帮助管道顺利完成对接。

上世纪90年代，钱七虎预见了未来城市的发展要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趋势，并着手开展了相关研究，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咨询课题，在课题成果的基础上组织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的专著。而今，他先后参与组织编制与主持评审了全国20多个重点设防城市的地下空间规划，一些理念在中国未来之城——雄安的建设中被采纳。

耄耋之年的钱七虎，早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了，但却比以前更忙碌。作为多个国家重大工程的专家组成员，他积极为决策部门出谋献策。此外，作为顾问，受邀到工程*指导项目建设。

“作为一名军队的科学家，科技强军、为国铸盾，是我的毕生追求，也是我的事业所在、幸福所在。”钱七虎的话掷地有声。

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颁发

是科技界的盛事

每年获奖者不超过2名

随着2018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

已有31位科学家

先后登上我国科技界的最高领奖台

让我们一起致敬

他们矢志不渝、奋斗不息

为国挥洒汗水

他们焚膏继晷、鞠躬尽瘁

终成国家脊梁

他们，才是真正的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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