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鲜为人知的是，联合司令部从开始酝酿到最终成立，经过了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

▲“联司”主要指挥员

▲“中朝联合司令部”通报嘉奖第60军文件影印件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当日，美陆军第1军已占领平壤，美军和南朝鲜军以部分兵力对付朝鲜人民军北撤部队和游击队，并集中4个军、10个师、1个旅和1个空降团，于东西两线，分兵多路向朝中边境推进。此时，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可调动的兵力已不足4个师，其余部队都被分割打散、各自为战。在此形势下，因没有联合指挥与协同作战的机制，志愿军无法取得朝鲜人民军的支援，只能依靠自身扭转战局。

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1950年10月上旬，周恩来曾赴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会谈，商议了中朝联合作战及建立联合指挥机构的问题，但斯大林未予明确答复。10月21日，就在我出兵朝鲜后第3天，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向朝鲜首相金日成提出，希望金日成率领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搬至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随时协商作战指挥及其他重大事宜。金日成决意派内务相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驻志愿军司令部，负责两军协调。10月25日，朴一禹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担任志愿军党委副书记。

然而，由于未成立联合指挥机构负责两军的协调工作，在第一次战役中，因任务区分不明、沟通乏力，多次发生因朝鲜军民撤退导致志愿军行军受阻、朝鲜人民军坦克误击志愿军等事件。此外，后勤物资运输和保障也出现不少混乱。两军渐渐意识到，无论是战略筹划还是战役实施，都迫切需要组建联合作战机构、进行统一指挥。

第二次战役期间，随着敌后朝鲜人民军与志愿军会师，其北方部队也基本整训完毕，两军联合作战问题更加突出。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建议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斯蒂科夫和彭德怀组成一个三人作战指挥小组，负责军事事务并制定与作战有关的现行政策。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征求其对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的意见，并转述彭德怀的建议。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同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斯蒂科夫。

12月3日，金日成访问北京，双方商定成立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两军作战及前线活动，但不对外公开。8日，周恩来起草《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在征得金日成同意后，该协议成为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重要依据。12月上旬，志愿军与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联合司令部”或“联司”）正式成立，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鲜方面由金雄、朴一禹分别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1951年初，增补邓华为“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1952年7月，朝鲜方面以崔庸健接替金雄任副司令员，1953年2月又接替朴一禹在“联司”的工作。

自1950年12月中旬起，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实施联合作战。1951年1月，两军突破敌“三八线”既设阵地，粉碎了敌整军再战的企图，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赢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

在第四次战役中，两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作战，最终毙伤俘敌7.8万人，为第五次战役创造有利条件。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两军共毙伤俘敌8.2万人，迫使“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此外，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中朝两军先后赢得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等各类局部战役的胜利，并在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后，将战线彻底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最终促成了停战。

编辑：刘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