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咏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系工业管理专业88级学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硕士、博士。今年12月5日，马咏华回到曾就读的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受聘为MBA社会导师。在华中科技大学第三届MBA发展论坛上，他作了以“企业家现代化的时代使命”为题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注：文稿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未经马咏华先生审定。）

企业家现代化的使命

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回到母校，回到母院，跟我的老师、在座的同学们谈一点自己关于企业家现代化的思考。我自己原来是工业管理专业88级的，毕业后来到上海一个比较大的企业集团，江南造船厂企业管理处工作过两年，后来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读研究生，后来又到上海市政府工作，然后又回到国有企业。很高兴今天能回来担任这个MBA社会导师。

为什么我要谈这个题目呢？我想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到了企业家走到社会前台的时候了。

一、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多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绩。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这个成就不论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无论是用国与国之间横向比较、用时间跨度、还是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都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都很焦虑，都很激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觉得中国太落后了！当时最流行的两本书，一个叫《山坳上的中国》，讲的是中国走到山坳里了，没路走了。另外一本书叫《球籍》，什么叫球籍？就是地球上没有中国人呆的地方，要开除中国人的地球籍。但实际上到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实现了曾经不敢设想的成就。

这个成就是什么概念呢？第一个是总量。按照现在官方汇率数据看，我们是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如果按照国际货币组织的购买力平价指标来看，中国2014年就已经超过美国。如果大家经常出国的话，实地来看一看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确实是超过美国的。现在中国东部一些城市的中产阶级，除了空气、水这些环境上的问题，生活质量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

我们国家现在的国际贸易总量，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一，全球货运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基本上来自于中国。中国的需求一旦下降，全球经济都将会下降，一些资源国经济受到重大影响，BDI（波罗的海散货指数）等航运指数统统都会下降。而且我们国家，差不多是全球产业体系最全的国家。按照制造业总量来衡量，我们国家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从品类来讲，我们从火柴到卫星，到宇宙飞船；从航母到螺丝钉，无所不包。全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全的产业体系。我们曾经讨论过，苹果为什么会在中国生产？奥巴马曾经当面问过乔布斯。乔布斯讲了个故事：IPHONE3的设计方案在产品推出前一个月被推翻了，当时中国时间已经是半夜，美国苹果公司总部把设计变更方案传到中国来，富士康公司4000名工人半夜起来加班。一个星期后，苹果手机样机就生产出来了，一个月后就正式面世了。如果当时说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是因为中国工人廉价、中国工人效率高、中国工人服从管理，那么现在苹果手机回不去，是因为它整个零部件产业链基本上都在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产业链里已经是非常强大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毫无疑问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成就。而另外一些指标，人口脱贫数量、人均寿命都暂且不说。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信心，我们三十多年确实做得不错，我们做了别人想不到、我们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曾经从1997年开始，国际上就有一些人在宣扬中国崩溃论，而这些人说了20年，中国还是没有崩溃。很多人会说中国为什么这么好的运气，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好像不正常。其实回头看历史，我们国家从康乾盛世以后，大概有200年时间是在泥潭里面、非常沉沦的状态，整个国家已经走到了非常低的一个点，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重新起来的，所以我们有三十多年非同寻常的发展，从历史上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中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第二点，中国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有很多解释。我的解读是中国有很多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优势。都有哪些优势呢？

第一个是人口因素。

美洲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有三百年的贩奴史，三百年累计贩奴大概三千万，活下来约一千五百万。美洲开发的大量劳动力是依靠贩奴来的劳动力，其中也包括中国人，被叫做猪仔、猪奴。这些被贩卖过去的人技能很低、语言不通、不服管教，美国电影里面也有很多反映黑奴的题材。而我们国家1979年开始改革的时候，特别是1984年开始城市改革以后，有大约3亿多农民突然涌向了城市，涌向了发达地区。3亿多劳动力，一下子彻底改变了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力状况。这批人有很大的特点：第一、有文化。这要感谢解放后国家这么多年来基本普及了农村基础教育，识字率很高。第二、中国人很勤劳，纪律性很强。第三、中国人很聪明。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李光耀给邓小平讲：你们中国开放了，你们一定会做的比我们好。邓小平问为什么？李光耀说：我们这些人的祖先是当年广东、福建吃不饱饭的农民，目不识丁，中国优秀的人才都留在大陆，优秀的基因也都在大陆，所以中国人才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另外一点，中国人有一种无穷的改善命运、发家致富的欲望。对比看，印度也有很多穷人，但是大多数印度人没有改变命运的欲望，他求来世，吃饱或者吃的比较饱了，他就很满足了。

第二个是我们国家在制度上的持续不断改进。

看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制度创新、政策放开的过程，我们不断地释放制度上的一些桎梏与控制。我们国家放开投机倒把罪已经是很晚的时候。中国农民原来是通过人民公社捆在土地上的，后来也是逐步让他们流动了；我们国有企业也是逐步改革市场化了，很多政府的管制也逐步放开了。这个制度的革新，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个是对外开放效应。

开放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国际市场是打开了。1997年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在探讨亚洲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时候，背后有一个声音，就是认为当时中国突然做了一次货币贬值。从当时的人民币兑美元5.7：1，一下子跳到了8.7：1。这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出口，有人认为挤垮的就是四小龙、东南亚那一片。到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以后，整个全球市场都对中国开放了，中国占全球贸易量的比例从当时不到2%增加到现在的13%，整个贸易量增加了10倍，所以我们大量的企业是通过开放成长起来的。另外一方面，通过开放引进了外资。我们通过引入外资也引入了很多技术，带动了产业升级，锻炼和培养了很多人才。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包括在引进合资企业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效应，叫外溢效应，也就是经济学里面讲的正的外部性。很多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技术对同行是有控制封锁的，但是它通过在华构建零部件配套体系，把自己的技术标准提供给供应商，逼着那些供应商升级，然后带动了整个产业的提升。

汽车工业就是很明显的案例。上海大众开始生产桑塔纳汽车的时候，我们国家汽车产业比世界先进水平要落后30-50年。当时上海市长朱镕基说，一定要实现百分之百的国产化；而且这些零件不准“瓜菜代”，就是一定要按照德国大众的标准来做。这样就把整个中国汽车工业的零部件体系推起来了。这些零部件企业起来以后，后来的奇瑞、吉利这些自主品牌企业开始在做汽车整车的时候，就有一个庞大的先进的零部件体系在支撑，这些零部件整合在一起，整车就发展起来了。这个故事在很多行业在上演，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在玩的手机。中国的智能手机为什么突然之间出现了华为、小米、酷派等一些很牛的手机厂商，其实我们要感谢苹果公司。因为苹果在中国做代工的时候，他的一些零部件逐渐发给中国的一些企业做，等中国手机零部件企业已经发展起来的时候，要拼成一部好的手机很容易。现在一部华为手机和小米手机，他们和苹果的供应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是相同的。开放中带来的学习效应、市场效应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开放本身倒逼改革。

第四个是国家意志的力量。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强政府不好。但实际上你们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高增长时期，一定是有强政府的，没有他完成不了很多基础工作。

政府能做什么事？中国有句话，叫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看国家办了什么大事呢？比如说，高速公路网、高压电网、高速铁路网、电信网等基础设施，都是政府集中力量做大事做出来的。大家会说政府没有效率很腐败，对，是有腐败，腐败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对于他做成的事情来讲，腐败只是政府做成事情的一部分沉没成本，总体收益还是很大的。

我们如果到印度去看，就会发现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制约，就是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他的服务业做得再好没有用，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吃穿用都是要靠制造业来完成。印度有一条高速公路90公里，修了十年，结果还破破烂烂，我们中国做这个很快。曾经有一个朋友陪我去印度，上海电气集团派他到印度建电站，他说很多人把我们和印度人比，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因为印度当时的发电量只有七千多万千瓦/小时，而这个量我们一个企业两年就把它给干掉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我们政府有一个好的机制——政府本来是没有动机（动力）做经济的，但是你会发现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做招商引资。这就是张五常先生经常会强调的，县域经济竞争模型。在经济学理论中，经常会争论是产权更重要还是交易更重要。有时候呢，有市场有交易自然会形成一种产权。

县域经济竞争模式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武汉市、南昌市、长沙市，在这个区域里面，三地天生就是竞争关系，天生就要抗衡。又或者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天生就是竞争关系，有竞争就会有比较。然后大家就会改进自己的服务，所以中国政府在服务企业，特别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事实上给了一种超国民待遇。郭台铭曾经说过：我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做过投资，唯一只有在中国大陆做成功了，赚钱了。所以有时候呢，政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坏，政府实际上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第五个，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产业体系。

这个产业体系的底子是哪里来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的底子是1956年中苏合作的时候，苏联援建了中国156家大型工业企业，这个是我们国家重工业产业体系的基础。去年台湾大学历史学教授吕思浩对我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整天在外面跑，看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要建成一个一个强国，关键是要有重工业体系，真正的国力表现是它的重工业体系。重工业是很难形成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去帮助另一个大国去建立重工业体系，这是大国的脊梁嘛。当年苏联为什么要帮中国建这个重工业体系，我们研究历史的看不懂！他讲对了，重工业体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比如印度现在想建成重工业体系很难，为什么？因为刚刚起个头，其他跨国公司企业就会把它灭了。那苏联为什么会帮中国呢？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实际上是出于历史原因，中国帮苏联打了朝鲜战争，另外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以后，他在共产主义阵营里面迫切需要中国的强力支持，所以做了很多交换，但客观地帮助了中国。然后这个重工业体系在封闭经济情况下，在开放之前，差不多有三十年的独立发展，培育了整个产业体系，培育了大批管理人才、包括工程师，才有了后来我们大量的跟西门子、GE、西屋等跨国公司合资的基础，然后再带动自己的产业体系出来，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特点。最后还有，就是我们国家大国经济的整体优势。

为什么说这个呢，大国优势在哪里呢？一方面是之前讲到的人口因素，突然涌现3到4亿劳动力增加进来，这也是别的国家没有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地域广阔，这决定了我们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可以互补平衡的经济。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我们的水源地在西边，大量耕地在东边、工业基地在东边、人口在东边，水从西边送过来。世界上很多战争是因为水发生的。如果我们国家不够大的话，我们的水是很难送过来的。如果我们国家不够大的话，修个三峡那是要打仗的。我们国家的水是南边多，土地是北边多，所以我们国家可以搞南水北调工程。我们国家矿产是西北部多，工业在东部多，所以矿产、煤矿从西部往中部、东部支持。这是大国内部平衡的一个机制。

更重要的，大家都没注意到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所以我们讲同一种语言。当时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书同文。书同文以后，两千多年一直到现在，中国人用的是同一种文字，现在十三亿人用同一种文字，同一种文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推广普通话普及，语言也通了，大家沟通很方便。这个在经济学上叫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特别低。而现在如果一个台湾人去越南、缅甸投资，他就会特别苦恼，为什么？沟通特别困难，因为语言文字是构成交易费用的一个特别重要部分。

大国还有一个优势，是我们用的是统一的货币。欧元好不容易统一了，但由于它的财政不统一，经济发展周期不一致，所以整个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办法正常发挥作用，经济没办法同步发展，整个欧洲搞成了欧元反而举步维艰。但是我们国家一直统一的货币，这就是我们一个大国的优势，这或许是大家没想过的，同时也是别的国家不可替代的特殊优势。

另外，我们还要感谢的是，曾经我们国家的付出很大代价，现在支持我们发展的的土地制度。有人说，五几年后土地改革导致了很多悲剧——确实有。但是回过头讲，土地制度改革导致土地均衡化分配，同时也形成了城市土地国有制。国有土地的资源化，资源的资产化，资产的资本化、证券化，导致了整个国民财富的大爆发。许多人不知道，2000年前后国有企业三年解困的时候，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达到25%，实际上有的商业银行数据，不良资产率达到40%以上。用什么方式来重整消化？那就是整个社会资产增值，企业所拥有的土地增值了，突然大家发现自己有钱了，不良资产就在资产增值过程中消化了。中国现在社会资产总财富大概在300万亿左右，大概人均20多万元，还不能够证券化或者资本化的资产，可能还有200万亿。究其原因，就是原来我们的土地没有赋予它价值，现在我们赋予了它价值，变成了可以流动的资产，经济活力就突然之间释放了。

从我们讲的这些历史来看呢，三十多年取得的成果，不是偶然的，有很多必然的原因在里面。严格来讲，我们要感谢我们有像邓小平这样伟大的领导人，这是偶然因素。像新加坡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有李光耀这样伟大的领导人，香港为什么很糟糕，一个因素是因为香港没有李光耀这样伟大的领导人。当然李光耀只能管理一个小国，只有邓小平这样的历史伟人才能将中国带出历史泥潭。这些概括是把历史过程简化了，实际上我们也付出了巨大大的代价。

三、三十年发展的代价

什么巨大的代价呢？

第一，劳动力方面。

我们曾经在大量使用农民工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牺牲了农民工很多的利益。我们可以说是帕累托改进，就是农民在种田的时候大概一年只有三百块的收入，进城打工了一年有三千块收入，他的收益是改善了，这就是没有损害其他利益的情况下的利益改进，是帕累托改进。但是如果我们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判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是要不仅保证他自己的生活，还要保证他子女的生活。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化的时候，实际上只要农民工的青春，家属不要了、父母不要了、子女不管了，然后农民工老了之后又让他回家。

很多人会问这个为什么中国经济有这么大的弹性？2008年那一次金融危机来的时候来势凶猛，突然之间就有3000多万农民工下岗了，实际数字有可能更多。但是社会没有发生动荡。这是因为中国农民工在农村里还有一块土地。农民工在城里突然没有岗位了，就回农村里面，在农村起码还有几亩地，可以吃得饱。不像城里，城市地面都水泥化了，一下雨的时候就淹了，农村则就像沙漠、沙滩一样，下雨的时候水就会渗到地里面去，中国失业农民就像水一样消失在沙地里了，这对中国社会稳定帮助很大。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国家不敢动农村土地制度，就是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但是认真看，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却是亏待农民的。

另外我们还亏待谁呢？我们亏待了国有企业改革时候大概5000万的下岗工人。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钢的琴》，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讲当时国企改革的下岗工人的故事，是非常凄凉的。当时政府也没有钱，在改革过程中间没有能够给他们足够的补偿。这个大转型如果放在发达国家，比如说欧洲、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都是行不通的，但是在我们国家却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现在我们再想想，接下来我们的劳动力还可以这么廉价吗？还可以这么友善吗？我们的农民工二代还愿意回去种田吗？如果再碰到金融危机，我们的社会还会这么平稳吗？这是一个新的巨大转变。

第二个是我们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我都不愿意多说了，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北京雾霾已经非常严重了。其实不只是雾霾，我们的水污染、土地污染，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污染了。所以来说这个也是一个欠账。

第三，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

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已经造成了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我们现在比如说仇富、仇官，包括我们在座的企业家、大学教授、作家、演员，把任何一个群体拉到网上去晒，这个群体都是人民公敌，这就变成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攻击状态。那么本质原因是什么？本质原因就是两极分化。本质原因就是有大量的人对社会不满、对腐败不满，所以我们现在社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些所有的仇，本质上是仇不公正。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在下滑。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碰到一个最现实的经济问题是开放问题。

我们以前在国际市场是一个小国，国际贸易理论里有小国模型和大国模型的区别。小国模型是一个池塘里面放一只鸭子进去，不影响这个市场；大国模型是一头大象进入池塘以后，这个池塘里面水就会溢出来。我们现在已经从椅子鸭子变成了一只鸭子，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已经足够大了，已经没有更大的池塘来容纳我们了。我们原来实施的是跟随战略、赶超战略，就是因为人家比你领先，比如说领先两三代、五十年，人家把一下相对先进技术都可以给你了，现在人家只领先你五年、十年了，他不愿也不敢再把先进的技术给你了，所有的先进技术都对你封锁，这个时候要自己自主创新重新来过。原来我们都是抄人家的、学人家的、合资的，或者我们做反向开发的，现在却要自己正向开发，从头来，这个难度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站在这个时点我们往前看，我们国家转型碰到极其艰难的时候，现在整个社会都焦虑。我们绝大多数人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财富要多很多，实力强很多，但是整个社会却更焦虑。用心理学的解释来说，焦虑就是对恐惧的恐惧。就是大家虽然有钱、有事业，手上有股票、家里有房子，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非常的焦虑。

这个时候，真正要站出来的是我们的企业家，因为我们的政府要退出，然后呢，也不能指望外资来帮我们做什么事，也不能指望经济学家、作家、诗人，这些都不行。要靠我们的企业家群体。

四、三十年三代企业家

回头看我们国家三十多年来，差不多有三代企业家。

第一代企业家就是我们说的傻子瓜子年华九、华西村的吴仁宝、大邱庄的禹作敏、海宁的步鑫生。这第一代的企业家基本上倒下了。第一代的企业家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子大，你不让我干的我干，你不敢干的我干，那么就成功了。第二代企业家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比如说像柳传志、王石、任正非，当然也有唐万新、牟其中啊这一批人。这些企业间主要的贡献在于做了一些实业。第三代企业家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家，包括马云、刘强东、丁磊这一批人，这一批人更多的在互联网经济、虚拟经济。这一批批企业家比较大的改变了中国社会，但我们回头看看，这些曾经辉煌的企业家真正留下来的非常少。

我们国家民营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两年，中国第一代十大企业家基本上都进去了。当时说还留了一个，我们学校对面有一个长江动力集团，当时总经理于志安，也是第一批十大企业家之一，当时他也还没进去，后来他也叛逃跑了。所以这个企业家群体非常不稳定，淘汰率非常高，三十多年能够留下来的寥寥无几。

五、企业家的问题

企业家碰到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企业家是干什么的？熊彼特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他是推动创新的主体，不断的破坏性的创造，他打破很多旧的规则、均衡，创造新的规则、新的均衡。他会发现新的市场新的组织、新的机会，他创造价值。我们过去的企业家，打破的很多规则是不合理的、旧的规则，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东方文化里面的糟粕，必然会有的所谓“关系”——关系经济学。很多人跟我说，他说市场经济就是关系经济，关系就是生产力。所以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有大量的官商结合，或者说腐败，或者说吴敬琏老师担心的裙带资本主义，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一轮的反腐，很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我们说很多企业家是不懂市场倒下的，但是官商勾结倒下来的也很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企业家现在碰到的很大问题就是家族化。家族化是企业制度的退化，这个我们学企业管理的都知道。还有我们不少企业家在个人道德修养上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企业家站在财富的高点、社会地位的高点，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但却不一定站在道德的高点。那么这一批人他要把中国的社会、中华民族往哪个方面引？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网上曾经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企业家腐败。文章讲中国确实有很多官员腐败，但是企业家的腐败也很严重。在民众眼里，你不站在道德的高点，你却占有大量财富的话，这个对社会来说是一个撕裂。那么接下来我们人口红利基本上没有了。经济学家都在讲刘易斯拐点，这是事实，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当然我有不同的看法，这方面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还有人才红利。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在这二十年有一个大的提升，特别是这么多年我们培养了这么多的大学生，这个在人力资本上是非常有价值的。

还有是我们自然环境约束了，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了，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新的产能——节能环保这一块，也会有替代。

我们现在形成新的市场垄断，在互联网领域的代表就是BAT（百度、腾讯、阿里），他们形成新的垄断，在这个领域里面，基本上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新的机会。

六、企业家的现代化

接下来我们企业家现代化的时代使命是什么？我讲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要有情怀。

情怀是什么意思呢？建议大家看一本书，就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书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原来天主教是很保守的，它不允许教民占领财富的。看莎士比亚著作里那个时代的商人是怎么样的？商人是腐朽的、肮脏的、丑恶的。——只有到了新教（基督教）革命，才认为创造财富是上帝的荣耀。财富都是上帝的，我只不过是为上帝代管的。我创造的财富越多，我将来就越有资格进天堂。当时那批企业家是勤俭的、节约的，是有美德的。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一定要有一个情怀，去对冲人的欲望。如果没有这些的话，财富越多，将来社会对你的反弹就会越大。

第二个，规则意识。

我们说官商经济也好、关系经济也好，其实已经走到头了，继续走下去你不知道哪一天就倒下了。讲两个例子：一个是万达王健林，他说我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所以大政治风波没有搅进来。一个是绿地集团张玉良，他说我是亲近政府、远离官员。他怎么干的呢？我跟你政府打交道，但是我不跟你某个官员打交道。曾经有一段他们在某市给政府机关干部造了一批团购房，被媒体质疑了。然后他说我不着急啊，这个由政府去摆平，因为这是他（政府）的事。（绿地）可以给政府优惠，但是他不会跟个人打交道。对于这个，大家还是要有规则意识，因为以后的制度跟以前的制度是不一样的，以后的制度是法定的。第三个，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的本质是一个产权制度安排，产权制度的本质是一个剩余控制权。产权理论到这里，就要讲一个分享制度。所以你现在看，你到深圳、上海张江去，你跟人家说我给你年薪开多少，优秀的人才根本不理你；大家说，股权怎么谈？这个就是分享制度。

第四个，核心竞争力。

大家想想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如果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建立在关系上、一些不靠谱的人脉资源上面，那么这个企业你不会做得很大，做大了也不一定走得远。

最后，社会责任。

企业家一定要成为受社会尊重的人。企业家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人，如果他履行好了社会责任，那么它就会是引领社会走向前进的正的能量。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只有企业家能改变中国。你们看中国的足球。有个笑话，说中国足球有没有机会翻身，上帝都哭了，因为他也没看到中国足球翻身的那一天。但是我们中国的足球俱乐部有翻身的机会。今天恒大集团也有人来了（指会议现场——编注）。恒大集团许家印接手了一个俱乐部以后，把恒大足球俱乐部带到了亚洲冠军的位置，这就是我说的企业家的力量，企业家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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