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line-height: 2em;">【<a href="http://www.mbachina.com/" target="_blank"><strong>MBAChina网</strong></a>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但挑战也越来越大。如何让中国不被多年的高速增长围住？<a href="http://mba.mbachina.com/index/detail/383.html" target="_blank"><strong>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strong></a>教授周其仁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切主要得益于思想解放。未来，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改革突围和创新突围，将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因为，经济发展越向中高收入迈进，越要依靠与众不同。</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strong>01中国经济这四十年走过的台阶</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1978年我从“上山下乡”的黑龙江考到北京念经济。当时中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定下的发展目标是“保四争五”——争取5%，确保4%。</p> <p style="line-height: 2em;">这个目标回头看还是蛮低的，现在虽说进入新常态了还有6.2%。为什么定这么低？这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f619adba36f935ce8e51c49502069735.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第一个就是吃饭问题。</strong>1980年前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10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虽然80%的人口在农村，但粮食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既没有那么多外汇，也不可能完全靠进口来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粮食问题不解决，工业、商业、科技、教育都谈不到。后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靠中国自己摸索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农民与集体签约，交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激励机制改变以后，同样的技术条件和自然情况，温饱问题解决了。</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第二个问题是剩余劳动力。</strong>改革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村劳动力溢出，问题就大了。当时中国企业全是国有制，而国营体制招不了那么多工人。这个问题也是在改革中解决的。当时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几个轮子一起转，除了国家办、地方办、乡镇办，非常重要的是允许民办企业。第二个问题也破解了。</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第三个问题，几亿人都来办公司、搞企业，资本从哪里来？</strong>完全靠自己积累不是不可以，但是非常慢。所以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开放。首先允许香港、台湾的资本到内地来，然后是华侨，然后包括日本、欧美资本都可以进来，这就解决了第三个难题。</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第四个问题，劳动力释放出来了，多种资本也启动了，生产的产品往哪放？国内市场还比较薄。</strong>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沿海率先开放，当时的口号叫“大进大出”，就是我们缺的原料、能源海外进口，生产的产品向国际市场上销售，让沿海的2亿人率先融入国际市场。效果不错，再逐步扩大到全国全领域全方位开放。<strong>这就带来中国外向发展驱动，由出口带动国内的就业税收增长、GDP高速增长。</strong></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8573942aa35427f3dea97b2a1ad38edf.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过去这几个台阶就是这么爬过来的，共同的特点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其实是观念的问题。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在原来的体制下，人很便宜，但制度很贵，因为制度是在僵化的观念下制定的，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自缚手脚。<strong>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strong>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GDP增速从4%、5%发展到7%、8%、9%、10%，甚至出现超过10%的高速发展。</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strong>02开放经济、高增长里的负效应</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先简单讲一下开放经济。G7——七个工业化已经完成的高度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2亿，人均所得非常高，他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基本是打通的，是一种互相开放的经济分工，技术增长、积累都处在高水平上。</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二战”后还有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国家“二战”以后才独立，对国家主权看得很重，并且把维护主权和开放对立起来，为了维护主权关闭国门，用高税收来阻止进口替代，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支持国家的独立。</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的这套理论，影响了很多国家的经济战略，包括中国。结果国家主权明确了，但经济增长慢。1980年邓小平提出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当时中国人均GDP200美元，美国人均1.3万美元，差60多倍。中国因为落后、穷，储蓄率很高，很多钱集中在国家手里搞基础工作，搞“两弹一星”，搞国防，所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真正落袋的收入还要低。如果以落袋收入比，大概中国和美国差距要扩大到100倍。</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0e972814b2c608c57ff7c4327fb3095c.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两个经济体，一个“海平面”很高，一个“海平面”很低。只要一打通，这个结构就开始变化了。我们搞开放，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会往低海平面来——这是经济规律。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因为穷，所有成本都低，尤其是人工低。工资在利润里占的比例越低，产品就越有价格竞争力、成本竞争力，所以开放以后我们大量的东西可以出口。</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原来封闭的时候我们搞什么都不够，一打开，由于价格刺激，同样的东西卖到发达国家，拿国内的标准比很赚钱。<strong>这就形成了对流，资本、技术进来，我们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去，这奠定了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基础。</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因为出口有很大比较优势，中国获得顺差。先从玩具、自行车、一般的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出口，一些组装工业、机床工业也逐渐转移到中国生产，进而赚来很多外汇——这是一个变量进来了。</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中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所以外资真金白银往中国放。出口赚来的是美元，外商投资也是美元，这些钱到了中国首先要和商业银行换成人民币。商业银行因此积累了大量美元头寸，必须再跟央行换人民币。<strong>央行拿什么和商业银行换外汇储备？基础货币。</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央行手里有两个“武器”，<strong>一是发行货币</strong>，人民银行是唯一有权印钞票的机构；<strong>第二是法定准备金</strong>，它有法定借钱的权利。央行开会，通过一个决定，商业银行吸收的100元储蓄里，有多少必须放到人民银行来，这就是法定准备金。央行手里的武器可以无限供给，所以商业银行不管吸收进来多少美元，央行都可以用基础货币把它买成国家外汇储备。</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央行的基础货币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就可以放贷，这个放贷还有一个放大过程，1亿元的借贷可以周转好几次。基础货币如果放得多，商业银行就有力量往市场多放信贷，广义货币的量就开始增加。这个量如果与国内市场供应的商品和服务匹配，那物价是平稳的；如果国内的很多商品供应量低于货币供应量，国内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涨。</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中国是外向驱动型经济，高速增长的外汇顺差推动经济不断增长，很多产品出去了，钱回来了，所以国内形成了不平衡。最高的时候中国一年的GDP中有11.7%的净出口，换句话说，100元创造的收入，里面要减掉11.7元，才是国内市场供应的商品，货币额会高于商品供应量11.7%。这个力量如果一年又一年地积累，国内就会出现所谓“不差钱”的宏观环境。</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7a79c532daf9417c50dd1dce885652af.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钱很多，钱往哪流呢？那就是问题了。钱如果平均分配到国民经济方方面面，也没有问题。但是市场里的钱流到哪个部门，流到哪个方向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通常供给没有瓶颈的，钱流过去就有供应，你再买他再供应，价格涨不起来。但是如果有些领域钱流过去产品供不上来的，物价就开始上涨，连续上涨以后人们就会预期它还会涨。预期起来以后，人的行为就开始变化，因为你猜“这瓶水”还会涨，很多人去买，“这瓶水”就真的涨了。这种自我强化的预期变成国民经济当中越来越大的力量，资产价格就这么起来了。</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所以国民经济麻烦在这里。什么叫资产价格？只要持续涨，任何东西都可能变成资产，跟它的物理特性没有关系，它可以是土地，可以是房子，可以是邮票，可以是一盆花，也可以是一头羊。在自我加强的预期之下，有的必需品价格会涨得厉害，货币量大到一定程度，必需品供不上来时，就形成通货膨胀。</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cb32dfee6cd09f21198566fd816391c6.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于是，中国经济形成了这样的循环：高速增长本来是好事情，完全突破了当年“保四争五”，但增长是不平衡的，这就是十九大报告里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strong>在这一架构下高速发展起来，外汇储备从当年朱镕基管经济时只有180亿美元，涨到4万亿。中国手里从来没有这么多外汇，4万亿外汇，约等于28万亿人民币，如果平均周转5次，就是100多万亿，这是广义货币。这也构成了我们现在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断出险情，不断要调控。</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strong>03被高速增长围住的中国改革突围</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所以，整体看中国开放带来高速增长，很成功。成功当中也产生了内部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有些阶层、有些地区更成功一些。但整体看我们把贸易对手逼到了墙角。当然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但苹果手机的例子告诉了美国人，他发明再新的东西，制造环节也会转移到中国。智能手机是苹果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制造环节是富士康，就业也不在美国。主要的利润落在了美国公司，可是国家不能完全用资本来支撑，有很多活生生的人要生活，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态度开始逆转。</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起初嫌我们开放不够，龙永图参加WTO谈判的时候，每次要答应一个发达国家的开放条件就感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是不是让得太多，把市场出卖给洋人了？”后来不知不觉中发达国家认为我们的开放损害他们了。等到他回头开始咬了，我们还有什么选项？继续赶超？对打贸易战？把我们积累起来的力量转向“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内进一步加快技术升级？或者重回封闭老路？</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b5237562607da9c8b29633212ac88bbd.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这就是摆在今天中国面前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还不知道。发生这些问题的背景与前30年成功是有关系的。中国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就获得成功，我们确实改变了全球的结构。多年封闭的结果是贫穷，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成本低。这个成本低很厉害，发达国家的工厂怎么跟你竞争？这次打贸易战，数据公布出来我们才发现，中国出口有2/3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出口的，里面很多是组装，关键零部件是人家的，组装以后出口。</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但是从就业层面看发达国家，就要到“锈带”去看看，你会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发生了逆转，从同情中国人，嫌中国人不够开放，到现在对你的开放害怕了。中国这么开放，不会的可以学，可以模仿，中国对知识产权的观念与发达国家还有距离。然后，中国的成本还是低。开放40年，我们的人工涨了一些，但相对美国还有很大优势。事情就麻烦了。</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经济学讲成本的曲线，一般先降，然后再升。回到国内经济的分析，麻烦在哪里？中国用低成本把发达国家打醒，站起来要对我们进行贸易战了。此时中国自己的成本曲线正好是降下来以后又上去。任何一个事情开始阶段都是很开心的，为什么？成本有向下走的机会，提高设计能力、加大生产规模等都可能带来成本下降。但到了最优点以后，所有成本都会上去，为什么？上新的生产线，管理要扩大，难度会增加。而成本达到最优点，利润达到最高点时，竞争对手会来，一赚钱就有人跟，互相挖人，成本一定上去。这是成本的诅咒。</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国民经济运转过程中体制的成本更值得关心。解放思想，包产到户，发展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全是体制成本下降。但是体制成本降了以后也会升，为什么会升？经济发展了，所以政府、市场等所有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最高*长阶段的基本数据看，不调整通货膨胀指数的GDP在这期间涨了8.6倍。大家都说人工涨得很快，其实人工工资总额涨了8.8倍，略高一点点。涨得快的是什么？税收16.7倍，非税收入18.8倍，法定的社会保障金28倍，最厉害的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414d177195ed7e030804175dc09595fc.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在全球靠低成本发展出竞争优势，这口饭吃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了，我给它叫“三明治”。发达国家成本比你高，人工比你贵，但是人家手里有独到性的东西，资本、技术的优势还在发达国家这边。另外，印度开放了，越南也开放了，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看到中国的经验也开始搞改革开放，中国的这套经验没有专利。后开放国家比我们更穷，工资更低。所以很多产业往越南、印度转移。美国很多大商场现在衣服是越南生产的了。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完全起来。</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夹在中间”。所以为什么讲突围呢？被什么围住了？中国被自己的成功围住了，被多少年凭低成本优势杀进全球的高速增长围住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成本一定要上去的。唯一能做的事情是，能不能比竞争对手成本管得好一点，降的时候快一点，升的时候慢一点。企业跟企业，地方和地方，国家和国家，成本管理永远是一个基本战略。但光靠成本管理，这个诅咒还会追上你，因为成本曲线的规律没有例外。</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所以为什么讲创新？必须得移动这条成本线。不能说工资高了，土地贵了，税收增加了，我还生产原来的东西，还用原来的方式去生产。你得改进它。所以这里就分化出两个题目，一个是改革突围，一个是创新突围。</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什么叫改革突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如果再不做进一步的体制深化，我们将眼看着40年的改革成果一点点消融掉，这个社会的福利被按住了，又找不出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我们是发展起来了，但是未富先奢、未富先腐。看起来是小事，到处讲捧场，这里要点钱，那里要点钱，加到一起都是国民经济的负担，《人民的名义》里一面墙的钱，最后都落到产业的头上，都是整体的成本。</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2cbdf1b3c817e2eddefda69a47c8d289.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这些成本不解决，经济就会下去，多少发展中国家有点苗头以后走下坡路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现在难度非常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是无路可走了，饿肚子了，你改不改？现在没有这些情况了。过去叫开放促改革。现在发达国家带头保守往回走，要增加贸易税，封锁市场。开放促改革有很大难度。</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所以，中国下一步改革越来越要靠内生的力量。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进一步减税降费。现在中国的法定社保缴得比发达国家还高，企业怎么受得了？社保不缴那么多，将来工人退休怎么办？这是一个矛盾。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国有企业划到社保基金去，用国有企业的利润充社保，把企业缴纳社保的费用降下来。中国企业是不管政府规定多少，我不缴，但不缴有风险，一查就是问题。中国企业一上市得补多少年的税？</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还要破垄断。中国的电费比发达国家还贵，有道理吗？中国制造业现在有到美国去布厂的，土地比国内便宜，电价非常便宜，算起来1度电不到0.1元人民币，中国在哪里也没这个价。为什么？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垄断。电话费、油价，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这些领域的问题，很大程度是政府行为。但是中国不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把体制成本降下来，很难有国民经济的未来。</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strong>04创新突围：从市场出发和从原理出发</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对在企业工作的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创新突围。为什么要创新？因为成本曲线不可逆转要上升，没有创新对付不了成本的诅咒。约瑟夫·熊彼特当年讲五种创新的途径，要么是引入新的产品，或者改变已有产品的质量；要么用新方法来生产，要么开辟新市场，要么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还有商业模式的变化。在中国，创新的口号一直是响彻云霄的，但中国今天由于形势所迫，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重要，而且创新也不一定会发生。下一步我们来讨论一下创新所面临的问题。</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e1a34e6d306c131c838fbec33159af67.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这是我2016年来腾讯交流时就讲过的一张图。创新要有原理，原理要有应用技术、关键技术、辅助技术，再生成产品，这个产品打出一片市场来，这都叫创新。创新有两种路径，<strong>一种是上行的创新路线</strong>，从市场出发，看到有消费者潜在要的东西，就去开发产品，产品开发不出来找技术，技术攻不下来最后找科学院，找院士，看通过什么原理解决，这是一条路径，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主打的路线。<strong>第二条路线，我认为对未来的创新更重要，是从原理出发</strong>，从摸索自然规律出发，看看这个原理有没有新的技术支撑，技术能不能整合成产品，产品能不能跟消费者的需求结合。</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美国企业家怎么做？怎么通过创新把产品变成美国的主流产品？领军人物就是吉列先生。他本来是做食品行业的，他把食品行业里的一次性概念引入了刮胡刀的设计，把这把刀分离成两部分，一个刀把，一个刀片。通过分离，刀片变成一次性的，既然一次性的，它就不用像整体性的刮胡刀一样需要那么好的钢，所以制造成本大幅下降。这对工薪阶层很实用。工薪阶层每星期都有收入，每次拿几分钱买刀片就可以满足刮脸的需求。这是从美国新兴工业化的消费者特点出发产生的创新。</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美国这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创新开发了很大的市场，这里还有定价里的商业模式创新。刀把是零利润，刀片单价很低，但经常更换，细水长流，利润很高，这是吉列的盈利模式。后来丰田打进美国也是这样的策略，整车便宜，零部件很贵，厂家从零部件交易中获取利润。这个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商业世界。吉列的创新是从市场特征出发，然后对欧洲的产品进行某种改变，结果大规模扩大了市场。福特也是如此。让工人都买得起车，这是福特的愿景，福特参观屠宰场受到启发，发明了流水线，从此整车可以拆解为零部件组装。把工业消费品从欧洲少数人的享受变成大批量生产，<strong>从市场出发，从需求出发，让产品去满足需求，这是福特的贡献。</strong></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c560dc3045bc41199734ee505e157b42.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麦当劳是商业模式革命，发明了统一的制作方式。这些例子都是从市场出发，节约制造成本，节约交易费用，扩大市场前景，扩大市场应用，把欧洲少数人享用的东西变成大众消费品，无论汽车还是手机，都是美国企业家对人类的贡献。</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但是美国在工业化过程当中同时尝试从原理出发创新。比如原子弹不是从市场里来的，完全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得出的结论。问题是这个能量怎么开发出来？最早是科学家的猜测，论文写出来后，才有人说能不能做实验去检验。第一个原子反应堆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的，希特勒也上手做原子反应堆。逃亡美国的犹太科学家，以爱因斯坦为首，游说罗斯福做原子弹。因为爱因斯坦名声大，罗斯福就拨了一点钱，珍珠港事件之后才正式立项“曼哈顿计划”。</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从原理出发，变成产品，最后改变人类历史，这是另一条创新的路线，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缺少这样的创新。而这条创新路线不光让美国国力强大，科学能力也就此整体超越德国。</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bcfa33183b6d71648791b90b547c6f66.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美国的创新能力是围绕大学发展的，不是工业区，不是那些锈带的工厂，美国今天最厉害的生产力是围着头脑，围着研究原理的单位、实验室、科学家、大学</strong>。它的形态非常有意思，无论是硅谷、MIT，还有美国二十八九个地区级的研发中心，大学周围围着很多新兴公司、投资机构、律师事务所、军队的订单单位、军队的研发机构，打成一片，浓缩在一个不大的地方。他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从市场去研究将来需要开发什么，不是从问卷里问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满足。而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原理，让原理能落地，最后变成产品，产品再打进市场。</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我们现在还是在跟随。3D打印热，我们每个县都有3D打印，实际解决什么问题不大清楚。AI现在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种公司都搞AI。AI其实最早是1950年美国科学家之间的讨论，图灵邀请了六个跨学科的人讨论问题，机器人会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前景。但是根据原理的猜测做实验，动脑又动手。这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往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个口号听起来很简单，“动脑又动手”，现在越理解越深，动手动到一定程度会动不下去，不动手光动脑子也动不下去。从原理里面去找到未来创新的方向，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课题。</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d90faf15a553fe32a2fc083a735ae515.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以色列，这个在圣经里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全是沙漠，但是他们在沙漠里开发出非常好的农业，全部是人造的。以色列大概一半国土都是沙漠，面积比北京还小，其中1/3的面积年降雨量50毫米，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以色列就是靠知识，靠滴灌改良土壤，海水淡化。中国有五千年农业文明，但现在购买以色列的农业技术，从滴灌、土壤改造技术、种子技术、大棚技术都是从以色列买的。原理是最高生产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这么狭长的地方，创新高度密集，有七八千家创业企业。</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以色列解决了很多关键的技术难题，比如手机里没有风扇如何散热？芯片的存储量翻倍，热量也在翻倍。这个问题是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攻关解决的。我们做大数据检索，一个词没打出来就知道你最大的可能性要查什么，这个技术是谷歌的特拉维夫研发中心解决的。以色列1948年建国，800万人，7000多家公司，人均GDP3.5万美元；我们1949年建国，现在人均GDP是9000美元，当然我们历史长久包袱重，但另一方面<strong>以色列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不是靠资源，是靠想法，然后从原理出发找到关键技术，开发出全新的产品。</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厉害？答案是重视教育。</strong>以色列人的重视跟我们不一样。首先学习方式不一样，从5岁开始就两三个人一组讨论式地学习、吵、提问题、应对挑战。老师、家长、拉比、圣经、上帝，都可以问，这是以色列人最厉害的地方，我们对探索未知没有那么重视。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演讲时谈到妈妈教给了他一辈子的思想方法、人生和学问的态度。妈妈说，走进一条河流，你可以顺着走，也可以逆着走，你要永远逆水走，挑难走的路走。</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7c4c3772ed32e3d5f1ad21804e0f2899.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以后，下一步怎么发展？《被误读的创新》的作者凯文·阿什顿说，不要认为神才可以做创新工作，所有人动脑子都有机会。为什么把公司放在大学周围？学者们有无数想法，可能最后会变成新产品，对冲那条最后总要升上来的成本曲线。</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所以从市场往上打，从原理往下打，哪条路线都可以。中国总体来看是从市场、从应用打的占绝大多数。但是发展到这一步，逐步开始有一些地方，要从原理往下打，因为那样才能有原创。</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strong>05未来要迈的四个台阶</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往前走，有一个很重的历史包袱要解决：“李约瑟之谜”。</strong>中国很多领域都曾经领先，为什么到了科学革命的门口最后一脚不踢？进去了就是科学革命，就是文艺复兴。他最后有一个猜测，中国搞科举，所有聪明头脑都在猜皇帝会出什么题目，标准答案是什么，写一篇讨巧的文章去做官，对自然界有意思的东西就没有倾注这么大的注意。这是我们的历史包袱。</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第二个包袱，赶超思维。</strong>欧洲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最厉害的是解放头脑，解放对整个自然界的认知能力。我们在这里落后了，落后就挨打，然后就赶超。赶超思维带来的后果是要盯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两弹一星”大家都引以为豪，了不起，但这不是原创，是“曼哈顿计划”的结果，已经在广岛炸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创新很大程度都有这个特征。国人以高铁为自豪，高铁原创的想法是谁的？我们叫组合式创新，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捏到一起，也比没有强，但是不够。</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708222777aef32f76169d35a6c92b65f.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我们是很重视教育，但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叫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有标准答案，看谁离答案近。这样能发现新东西吗？掌握已知，我们没有问题，探索未知，兴趣不足，能力更不足。这要有一个氛围。这是为什么美国的湾区要有这么多厉害的人凑到一起？要高密度地互动。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中国的成本已经不领先了。我们可以努力控制成本，但只要经济发展，人均所得总要提高，成本就贵。经济发展越往中高收入走，越要靠与众不同。</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再说什么叫新台阶。<strong>第一个台阶是品质台阶，中国今天的速度增长没有问题，总量没问题，我们有几百种产品占世界第一位。</strong>但是品质是问题，第一步还不是新，是怎么把东西做好。因为出口导向，国内起步很穷，国内买不起，要求也不高，好东西先出口。日本企业的好东西是先给国内，中国多少年来出口，留下尾货卖给国人，叫外贸尾单。这样就导致国内的产品品质总的来说很差。</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d6cc063398bc66810fad0a04d2ca30d7.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小米做的市场分析说，现在国内不是没有好东西，是非常贵，比欧美还贵；便宜的东西非常差，是“非贵即差”。雷军为什么要把性价比放在一起？“非贵即差”对应的就是要做性价比。你做的东西要对得起买家。我很认可他整个团队的这股劲。小米有一款产品是电插板，没什么科技含量，但是市场极其庞大。过去中国的电插板质量很差，有人因为电插板漏电被电死。日本、德国的电插板里面都是一块整铜，有工艺美术设计，很合理。小米带头一搅，现在主流的电插板企业全开始反应。</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什么因素妨碍了把品质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难题。中国主流市场是认价格便宜的，价格怎么便宜？杀价杀到最后就是偷工减料，找替代品，看上去是一个东西，一用就出问题。对低收入人群更不公道。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以低价取胜，很多消费者、经销商也是对价格敏感，这种情况下你要做好产品，品质竞争怎么跟价格竞争打？这是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结论。</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2d705f17abecc6d5023a235fb0b053fd.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第二个台阶是人们的时间越来越贵，时间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strong>人们现在有点工夫就要去购物，便利便利再便利。这个领域是制造和服务结合的大题目。比如佛山有一家企业，生产煤气灶、锅、油烟机，都是过剩产能。有一家东方麦田工业设计公司对这个产品下了功夫，连续五年横跨10个省30个城市，发了1万份问卷，2000户入户访谈，200户每户拍半小时的视频，拍家庭主妇炒菜，研究痛点在哪里。调查完研究改进对策，一个蓝牙技术的改进增加了十几亿的销售。</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第三个台阶，中国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消费升级是真的，因为收入增加，所有参数都在变化。</strong>这个变化当中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所以在中国千万别认为过剩产能没市场做了，有的是市场，取决于你怎么看。在我近两年考察过的企业和产品，西贝筱面村、海天酱油、冲浪鱼、刘强东的跑步鸡、李嘉诚投资的人造肉，都在传统的市场里寻找新的消费升级的路。在奥斯汀，汉堡王已经有一款用人造肉做的汉堡，非常好吃。</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第四个台阶是供给变革。</strong>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研发了可降解的塑料，放到水里就没了。南海一家生产塑料模具的公司正在跟教授合伙组织公司。当然还有刘自鸿的柔性显示材料，先有论文，再有关键技术，再有产品，再打开市场。深圳好几家公司都有这个特征，这是中国下一步创新非常重要的方向。</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由此带来一个新的趋势——结盟。美国怎么解决锈带？它把锈带变成脑带，就是跟宾夕法尼亚所在地的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结盟，开发出新的产业，新的产品，形态与硅谷、MIT类似。美国各地都开始冒出这样的产业带。围绕着奥斯汀校区有几千家公司，他们管自己叫硅山。</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690680632a4bed7fb5f4f455f5476d5c.jpg"></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strong>06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创新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创新的分布极不平衡，也不一定是人口的函数。人口多不一定点子多，它到底落在哪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元素凑齐的过程。形形色色的想法、点子、猜测，然后到发现原理、发明技术、制造成产品，形成产业，要一连串条件凑齐才能成事。原创的想法、支撑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科学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各类投资人、商人等，一个都不能少。</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最优的创新载体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单个人，而是群，就是想法相同、理念相同，自发性、凝聚性极高的群，可大可小，重要的是高频互动。想法不是天才在冥冥当中冒出来的，从希腊开始就是厉害的头脑互相对话出来的，<strong>所以关键一个是密度，一个是浓度，离开这两个条件很难。</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我们研究了上述所谓创新的集聚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万向节”，为什么斯坦福在这件事情上走到前面了？什么是节点呢？当年斯坦福大学工程院的院长弗里德利克·特曼能同时跟很多人打交道，同时让很多人信任他，他跟很多不同的人有共同语言，能跟军方对话。</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d6f257b67be9ba31e6a84632869b2fe6.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旧金山当年是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太平洋舰队对通讯有非常高的需求，这是硅谷兴起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与很多有艺术感的创新人员能够沟通，跟银行沟通，跟投资人沟通，跟律师沟通，这些是形成创新的集合，凑成创新基地最重要的条件。<strong>要经历一场组织创新，然后才可以把原理、人类对自然界好奇驱动的认知变成经济活动源源不断的源泉。</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在已有的里面组合永远有机会，问题是追兵总是多，从原理出发才有原创性的东西产生。我们要对运用新原理产生的创新引起高度的重视。中国有几千家大学，有很多国家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培养的博士、工程人员，数量上在全球都排在前列，问题是下一步的发力。</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strong>大湾区是非常有希望的地方。去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这个指数显示，全球创新密度最高的是东京、大阪，其次是深圳、香港，再其次是硅谷。</strong>这个统计里没有计算专利的级别，仅从专利数量上看，深圳、香港这一带，就是现在讲的大湾区很有希望。问题是我们要从创新上突围，把突围的水平再提高，从底下往上打还要继续，但应该有一些公司、有一些领域从原理出发、从上往下打。</p> <p></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2em;"><img src="/uploads/image/2018/20181112/0b8dc42b6c1da1eb4691c9a17d464c76.jp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中国的经济走势脉络总体是很清楚的，我们从贫穷的现状出发，最成功的就是利用了全球化，利用了开放，引进资本、引进技术，结合我们又能干、收入又低的人口，完成了一场中国经济的革命。现在新的问题是成本曲线调头向上，国内有国内的问题，体制成本重新上升，市场成本急剧上升。特朗普这么一闹，中国将来的进出口成本也会上升。<strong>下一步的出路就是两件事：改革突围、创新突围。</strong></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具体要迈的台阶有四个，首先是品质。我们的品质路线要不反省，不光对不起消费者，关键对不起环境，我们工业垃圾太多了，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高速增长是成就，但是里面隐含问题，东西坏得快。品质好一点我们的增速就不需要那么高，实际上人民的福利程度也不会低。第二个时间变贵了，要让事情变得更便利，苹果征服人类很大程度就是便利。第三个是消费升级，审时度势跟着走。最后整个供给系统面临变革。</p> <p></p> <p style="line-height: 2em;">至于大家关心的将来会怎么样，将来的走势不确定，将来不取决于经济学家讲了什么，取决于你乐观还是悲观。将来不是观出来的，将来是做出来的，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p>

编辑：张哲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