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0年8月13日，北大国发院联合北大出版社举办【朗润·格政】第146期暨北大博雅讲坛第313期在线论坛，主题为“疫情与国际新挑战叠加下的中国经济展望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新书发布会”。北大国发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查道炯教授分别发表主题演讲，并在国发院研究员王勋主持下进行了圆桌讨论。本文根据圆桌讨论内容整理。

王勋：在当前的国际发展环境当中，中国面临哪些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查老师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

查道炯：我认为最有利的条件是两个：第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结构中制造业成分比较高，大概占比36%，可能是全球最高的。这意味着，不管国外要脱钩是基于意识形态或者别的想法，我们的产业链仍可以在基本稳定的基础之上运行。比如，中国在全球原料药的生产中的比例比较高，“药瓶子要捏在自己国家手里”一类的脱钩说辞容易得到政府的实质支持。但是，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药品的足量稳定供应也是必须的。这样，强行、快速与中国在制药领域脱钩就会遇到较大的困难。中方需要做到的是坚持努力保持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和出口的稳定。

第二，过去七十年我们国家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一直跌跌撞撞，没有得到过什么优待，一定程度上都是在被半封锁、半制裁的背景下谋得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发展。这几年不少欧美的智库和政府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太宽松，可是2001年加入时，中国被要求的减让是所有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中最为苛刻的。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而言，不管用不用脱钩这个表述，与中国的交往都到了做减法的阶段。目前我们对国际社会不能抱什么期待，我们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有把局面对付下来的持续动力。

王勋：黄老师和查老师演讲中都提到中等收入陷阱，我理解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有两个含义：一是要成功跨越，二是防止回落，防止由高收入水平重新跌落到中等收入水平。因为在历史上，俄罗斯、阿根廷都曾经发展到高收入阶段，但是又跌落了。今年7月份，世行发布了最新的收入分类，高收入国家标准是人均GDP高于12535美元。去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是10261美元，即使中国按照5%到6%的速度增长，在未来五年也会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是避免回落的问题，包括如何在长时间内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出现人民币大幅贬值。所以想问黄老师，您认为我们国家目前的金融体系能否很好地支持我们长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金融体系在未来还需要做哪些具体的改革？

黄益平：第一，我个人认为，中国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非常高。我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比较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即便未来几年增长速度放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真正的大问题是，我们进入高收入门坎之后还能不能再持续地往上走。这个挑战和中等收入陷阱是一样的，关键在于能否创新，能否持续提高经济效率。如果能，即便是成本提高之后，我们还能保持经济的竞争力。这是非常大的挑战，确实不是很多国家都可以实现的。过去曾经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旦加入了OECD（经合组织），OECD国家就会发生一场非常大的危机。意思是一个国家即使进入了高收入门坎，但是其金融体系可能不健全，不能适应高收入水平上的增长，过去传统的做法积累了很多风险，最后常常会引发一些危机。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第二，具体到金融领域。我们的金融规模比较大，即便现在政府干预还比较多，但对于支持这种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型的制造业扩张实际上是很有效的。因为粗放式扩张的基本特点是不确定性相对比较少，产品、管理和市场相对来说比较确定和成熟。但是现在进入新的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型后，这套金融体系遇到了问题。这几年大家会经常说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的解读。我自己的解读是：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没有转过来。也就是说，现在的金融体系支持过去传统的增长模式没有问题，但是支持创新驱动的增长就出现问题，因为银行主导，而且政府干预很多。

现在讨论很多的是怎么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中小微企业是创新的主力，这就需要金融体系在结构和制度上做很大的改变。我们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是有优势的。但资本市场能否在将来很短时期内就扛大梁？我并不这样认。我们这样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的环境，也许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是间接融资、银行主导。我们应该学习德国和日本的银行是如何支持创新的，因为这两国已经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

我们的金融体系从结构上要改革，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改革措施要做，比如支持中小微企业，最简单的一条就是能否做市场化的风险定价。这些中小微企业虽然是创新的主力，但不确定性较大，如果不能容许较高的*利率，对放贷机构就是高风险，所以市场化改革还是要推进。

第三，需要进行金融创新。我们这套以传统的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在对中小微企业、轻资产创新型企业做风控的时候其实有点束手无策。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些新的方法，比如用线下软信息、线上大数据的做法，有效做风控，有效提供融资。特别在新冠疫情期间，传统银行关门了，而很多新型互联网银行还在继续运行。这次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可以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第四，监管框架需要改革。过去四十年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很稳定的，中国可能是大型新兴市场经济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这一点可能值得自豪。但其实我很担心，我们过去能实现稳定，不是因为金融体系做得好，而是我们主要靠两条：一条是持续高增长，一条是政府兜底，然而这两条现在越来越靠不住了。中国的监管框架有其形无其实，虽然很庞大，但是很多风险都没有管住。这意味着我们的监管框架需要一场根本性的改变，将来才能管控风险。

推进金融创新，坚持市场化改革，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结构调整，这样才能为我们下一步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

王勋：请问姚老师，您怎么评价制度在过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在未来迈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样改进制度建设？

姚洋：说到制度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坚持了一套比较灵活的经济制度，这样才使改革开放得以成功。如果细看我们采取的这些制度，会发现都不是很纯，不是像教科书讲的那种纯而又纯的标准制度。比如乡镇企业的制度，九十年代乡镇企业贡献了中国工业增长的一半。但是乡镇企业这种所有制形式是非常模糊的，显然不符合标准经济学讲的产权必须明晰等要求，但是乡镇企业的制度适应了中国那个阶段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简而言之，过去四十年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来处理制度。

问题是面向未来的三十年，我们的制度建设是否还能重复过去四十年那种做法，采用比较灵活的、为我所用的方式接着走下去。我感觉难度是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国际环境变了。以前中国的经济体量比较小的时候，别人不关注我们，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模棱两可的制度。但今天以及放眼未来三十年，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未来三十年里，我们的确面临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制度很多都是关于规则的，我们加入全球大循环，我们的规则要不要向国际标准靠拢？或者说我们不满意现在的国际规则，那么我们如何参与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如何参与博弈？我认为这是我们未来三十年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推测，像过去四十年那种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将不再可行，因为国外不会再容忍，也不会再给我们摸索的时间。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何进行国内制度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王勋：我国今年5月份提出，新冠疫苗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以后要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国际。查老师一直关注国际公共品的问题，中国提供公共品会采取什么方式？是市场销售方式，国际援助方式，还是找国际第三方支付？在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从而提高中国国际形象？

查道炯：在新冠疫苗的境外使用问题上，首先要讲规则。比如，出口的疫苗必须经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可，这涉及到接种阶段疫苗与抗体之间的适配性、副作用等与免疫过程相关的技术问题的处置，不能是中方自己说了算。而且，任何一款疫苗，假如它没有经过审批进入中国自己的疫苗使用体系，那就不要拿到国际上去卖。这是基本的医疗和商业道德问题。

其次，关于新冠疫苗的国际公共品性质，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已经体现了我们的承诺，比如我们和印尼、巴西、阿联酋等国家联合研制，具体途径是把中国开发中的疫苗拿到这些国家去做第二期、三期试验，有效且有必要就改进，以符合当地的疫情应对在技术层面的需求。这体现出我们在给这些国家找到安全、药效的疫苗提供帮助。又如，我们国家的疫苗企业也接受了三四家欧美疫苗企业来中国共同做开发试验，成功的基础上那些疫苗有在中国生产、中国销售的选项。

未来向外国提供疫苗的方式是援助、销售、还是第三方支付，这涉及的也是规则。我们必须用产品全周期的方法把疫苗生产成本说清楚，生产疫苗不是为了盈利，但也不能没利或不顾成本地低价销售。这既是因为“便宜没好货”是常识，也是因为国际疫苗研发和生产企业众多，产业链的活力也需要维持。可能有的国家没有能力自己生产，那么可以采取部分援助、部分销售的方式。

要想实现中国的新冠疫苗被接受为国际卫生公共品，每一步都必须按照国际规则办事，而且一步都不能少：疫苗企业有没有和其他的同业，合作，包括联合研制？有没有得到国际疫苗专业组织的认可？它是怎么获批的，国内批了，世界卫生组织是否认可？成本是多少，如何定价的？最后一步才是给予提出需求的国家部分援助，全援助的方式不可取。

王勋：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大的科技平台。请黄老师介绍一下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未来全球化中数字经济会发挥什么作用？

黄益平：数字经济其实在我们国家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举个例子，我们电商的交易量现在已经占到社会零售总额的20%以上，这在全世界应该是最高的。我们的数字经济起码在一部分领域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在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确实非常突出地发挥了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最明显的是互联网银行的*，尤其是新型互联网银行和传统银行一起合作，发放了很多*。很多传统银行在疫情期间由于隔离或封城而很难正常运行，但是新型互联网银行一直在持续运行，起到了很重要的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不仅如此，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提出“破窗理论”，意思是有个小孩把理发馆的窗户打破了，这虽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会引发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增加，比如要买玻璃，要安装等。新冠疫情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会进一步提升大家对这些无接触交易的重视和肯定，无接触交易的价值在过去也很重要，但现在体现得更加明显。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越来越短缺，这时候数字技术就可以帮助解决很多问题。《中国2049》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章探讨，将来随着劳动人口不断减少，机器人有可能缓解甚至完全弥补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当然领域会很不一样，这就构成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另外，这次新冠疫情过去之后，政府财政将支持新基建。新基建如果落地，对于数字经济也是很大的助力。

还有技术突破，如果5G能落地，数字经济能往前迈一大步。最初像移动支付这样的工具在2003年、2004年上线的时候，是很不方便的。后来真正能普及，是因为3G、4G技术改善以后，用户体验改善。所以5G的发展可能会带来新的突破性改变。

最后，虽然数字经济发展是全球性趋势，但由于政策优势、技术原因，中国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在比较前面。再加上我们老龄化压力确实非常大，这样的数字经济往前走，我觉得也许将来能引领新一波全球化。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两波全球化：第一波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几十年之后，因为蒸汽机的发明，使得交通更加便利，生产可以大规模进行。所以第一波全球化主要是通过货物的贸易来支持。第二波全球化起点是1971年尼克松把黄金和美元脱钩，放弃了固定汇率以后，跨境资本流动变得灵活，也促成了金融自由化。第二波全球化虽然也有很多货物贸易，但最主要的载体是跨境资本的流动。在我看来，未来第三波全球化中新的载体很可能是数据，数据的交换和流通最后把世界都结合在一起。我今天说第三波全球化，可能很多听众会不以为然，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逆全球化的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不管是快还是慢，以数据为主导的新一波全球化必然会来临。

王勋：关于应对疫情的政策建议，有文章强调刺激消费，有文章建议支持就业。但其实就业和消费一个是供给端，一个是消费端，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措施才能同时支持消费和就业？

姚洋：经济下行的时候，就业压力比较大，大家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就业上。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经济复苏，就业岗位从何而来？因此我认为，此时还是要从经济复苏的源泉去找答案。经济运行是一个闭环，现在我们进入一个较低的闭环，需要一个刺激把这个闭环抬高起来。

现在全社会最缺的还是需求。虽然通过大规模投资可以把需求拉上去一些，比如二季度经济增长大部分是投资贡献的。但如果我们还走这条路，似乎是重蹈覆辙，靠投资来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结果会导致很多地方政府负债。这样的情况过去十年出现过两轮，现在看来又会出现第三轮，但显然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因此，要提高国内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消费。

前段时间有些城市在发消费券，有些地方实施效果比较好，很多城市不那么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地方的消费券其实是打折券，目的仍然是促进生产，而不是促进消费。真想促进消费的话，给老百姓直接发钱是最好的办法。政府可以给大家发放电子货币，并为之设置一个期限，限期必须花完，这才能达到促进消费的效果。很多地方的做法仍受到计划经济时代思维逻辑的影响，认为把钱花在生产面才是正当的，花在消费面就是养懒人。但是很少人去想：只刺激生产，结果是生产出来那么多产品，但没人买；建造起那么多楼堂馆所，但没有人用，这种浪费是双份的，一方面没人使用，浪费了功效，另一方面浪费了大量资源，包括材料、人工、时间和空间资源。如果把钱发给老百姓，他们一花钱，经济就又循环起来了，至少没有浪费资源，还提高了老百姓的福利。所以我认为这是观念问题，这个观念不改，这次或者下次遇到类似的经济下行，我们恐怕还是束手无策。

王勋：关于大家最近关注的“双循环”问题，在启动“双循环”的过程中，我们最应该做好什么？

查道炯：我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对“双循环”没有特别系统的关注，但我不认为国内的循环与国际的循环是两条平行且没有交集的轨道。中国经济的增长或稳定，需要尽可能跟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去寻找贸易和投资机会。不要因为有被脱钩的压力就往后缩。如果把国际关系比作门对门两家之间关系，对方在自己家门口设置一些要求才能进他的家，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循环是有交集的，都值得重视，都需要稳健地经营。

黄益平：查老师的观点很有道理，也非常有代表性。“双循环”提出以后，有很多专家学者都在讨论，如果过度强调“内循环”是不是以后不太重视“外循环”了？我觉得查老师说的有道理。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来是小国经济，可以两头都在外，但现在可能就比较困难。因此相比较而言，更多地重视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对经济的推动，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这不意味着要放弃外循环。从需求来说，消费部分将来做好了，就是中国新的亮点。

但是想把消费做好，所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一直以来对中国消费长期是看好的，因为我们储蓄率在下降，消费率在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的比重在增加。今年中国社会零售总额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市场。即便将来增速放慢，仍然可能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但我们内部的问题还很多：第一，新冠疫情使很多人的收入受到冲击，但没有很好的社保体系，短期消费复苏会遭遇很大的困难。第二，长期来说还存在城乡分割，社保体系不均衡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妥善解决。

回到查老师所讲，我确实同意两个循环都要重视，但是和过去比，将来国内需求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姚洋：非常同意两位老师的观点，当我们强调国内循环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国内和国外割裂开来。我也同意黄老师讲的，如果说国内循环有什么特殊性，那就应该关注国内消费。政治局会议出的公报里提到，国内循环应该建立在消费这个基点上。因此我认为，国内循环要靠国内消费的提高，而其他领域还是应该坚持国内国外两个循环的交叉互补，这应该是对“双循环”的正确理解。

编辑：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