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很多人开始预测，新技术的产生会使得世界出现“扁平化”或“去中心化”的结果。

那么在现实规律和业态下，未来社会是否真的会出现这样的趋势？

上海交大中银科技金融学院“浩然讲堂”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教授，围绕“中国未来城市化趋势”这一命题，解构数字经济时代线上线下的城市向心力。

中国式现代化

今年中国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入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去年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其中首条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陆铭教授认为，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解决“产业结构”问题。

产业结构的变化

今天的中国从三资产业结构角度来讲已经是后工业化社会了，但社会各界很多人将“制造强国”理念等同于制造业比重，认为“制造强国”之后，制造业比重应该是高了，其实是不对的，“制造强国”之后制造业比重反而低。

在“微笑曲线”中，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品牌、消费者服务集中在发达国家，低附加值的制造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能往产业链的两端去爬升，我们的制造业就能变得更强了。目前从结构上来讲，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而服务业处于偏低的情况。如果地方政府都把”制造强国“理解为”制造业的比重“的话，那么在发展、管制、内需三者里面一定要放弃一个，因为这三件事情是矛盾的。

很多人认为中国要走德国道路，但是陆铭教授认为德国道路是不存在的。德国相对于欧美其他国家，特别是相对于英国、美国比较而言，确实是相对偏重制造业的。但即便如此，制造业在德国所占的比重也仅仅为20%，而在英美这种产业空心化的国家，制造业比重仍然有10%，其中所谓的差异仅为10个百分点。从这个方面来说，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提高，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应该要走逐渐提高服务业占比的路径。

空间结构的变化

“二十大”提出要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依托来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制造业的供给和需求可以在时空上分离，而服务业在时空上无法分离，更依赖于人口的集聚。服务业是跟着人、或者说是跟着人和钱走的，所以我们一般看到人多的地方会更加需要服务业，富裕的地方也会更加需要服务业，这是人的需求的变化。

统一大市场城市群和都市圈

统一大市场建设趋势

中国的经济活动是以城市群的方式存在的，集聚最重要的三个城市群就是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由于中心城市对于外围城市具有辐射带动作用，所以在现代化的城市群里面，我们要打造围绕几个核心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也就是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陆铭老师认为，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一般会出现以下几个趋势：

第一，制造业内部出现产业规模化趋势，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在城市群内部集聚。第二，城市群将现代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容纳其中。制造业之前是“供应链驱动”，现在出现了一个趋势是“消费者驱动”，研发和设计工作需要更靠近消费者，因为最大的客群在大城市附近，这个过程反而是加剧中心化的。

从集中度来看，很多行业高度头部化发生在北上广深几个大城市，因为这些地方的人才是集聚的，人才需要消费和相互交流。虽然数字创造的活动有一些维度上是去中心化的，但是数字人才本身是高度集聚的，且在数字经济驱动下，与线下互补的平台经济流量更加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市。所以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整个城市群的制造业越强，中心城市的服务业越高，而技术也可能随之呈现出加剧集中趋势的。

以跨境电商平台SHEIN为案例，它以消费者为驱动，依托大数据进行生产型服务业，然后再带动周边的制造业企业集聚，它的核心力就来自于“小单快反”这样的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城市之间就会出现出“分工深化，优势互补，梯度发展”的趋势。

中心城市能够承担难营的服务业和消费的服务业，因为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服务业需求产生，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依赖人口流量和人口规模的，在小城市无法发展。

消费中心城市

按照农业社会的思维，大城市人口多是一种负担，因为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过多反而会导致人们都吃不饱肚子。而到了现代社会，人口数量多反而是优势，因为人口的多元带来服务业的质量和多样性的提升。这种多样性和品质的提升则带来了一个新的概念——消费中心城市。消费中心城市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消费行为，更有利于人才的集聚。

消费即生产。第一，在这个时代，有些消费比如是家政服务，在消费的同时也是在解放生产力。第二，由于消费城市的第三空间变得非常重要，即公共消费空间。比如咖啡馆的蓬勃发展。第三，就是打造消费品质，服务业关键是把人留下来，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以生活留人”。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中心城市实际上打造的是一种普惠型的产业政策，不是在补贴具体的企业，而是在补贴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所有人、所有生产者，因而形成了人才集聚效应。

数实融合趋势下的城市和就业

数字就业的新特点

数字化平台经济带来很多新的就业岗位，数字就业的新特点为：

（1）传统的雇佣关系发生变化，灵活就业的比重在提高；

（2）职业分化。如今大数据、AI对职业的取代按照“可编码”来划分，不再是根据劳动技能的高低。例如一些程序员，文稿写作者，医学影像分析师等会容易被取代。但是有很多劳动业或手工行业AI现在无法取代，例如理发师、美甲师、家政服务员、育儿师这些职业，同时平台经济也在大量创造产生此类岗位需求例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

（3）职业服务化加速。由于制造业中流水线岗位逐渐被编码取代，而更多的服务业岗位被创造出来，加速了职业服务化。

很多人认为“发展制造强国就要提高制造业比重，如今制造业比重下降是因为新技术出现导致制造业劳动力流失到服务业，例如工人失业转去送外卖。”所以由此得出结论是建议打压服务业，限制外卖平台发展，让劳动力重新回制造工厂。但实际上是技术进步而不是服务业抢了制造业的岗位，且其取代制造业岗位的同时也在服务业里创造岗位。

在此趋势下，陆铭教授将数字经济的新性质概括为：

（1）规模性。就空间和布局来讲，大城市更容易发展生活服务业，包括平台性生活服务业。

（2）多样性。线上平台的出现扩大了人的选择范围，选择范围增加有利于满足人的多样性偏好。

（3）便利性。线上平台可以及时响应需求。

（4）适配性。人的消费半径扩大后，适配性也随之提高。平台经济可以提升城市消费品质，同时在低人口密度地区发展线上服务业也变得更加不容易。

数字就业的新规律

就功能角度而言，线上即时电商加快了城市生活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很多人开始担心线下活动是否会被线上活动取代。其实线上和线下是互补的互动关系，线上提供的服务的内容大多来源于线下。两者逻辑上并没有本质化的区别，线上可以是线下的加强，体现在规模性、多样性、便利性和适配性方面。

到了数实融合阶段首先会发生产业间的分化，技术进步取代就业更多发生在制造业，这些岗位被取代的同时大城市的服务业在吸纳就业。如果大城市不发展服务业那么被取代的人将会面临失业或收入下降。

其次服务业的技能需求在发生变化。在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阶段，社交技能越来越重要。在跟机器打交道的制造业阶段，即便在不同的工厂工作都是一样的。但到了服务业阶段，跟广东人和上海人打交道会涉及不同的方言，所以可能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何拥抱技术

陆铭教授提出，要做到拥抱技术，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1）在数字赋能时代，我们每个人除了注重职业经验外，还要注重生活经验。在职业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生活经验尤其是社交网络非常重要。

（2）要尽量避免自己的职业是简单重复劳动。

（3）要注重自己的社会技能。在服务业时代人和人打交道的能力很关键，因为人的交流能力难以被机器取代。

（4）在服务业占比提高阶段，就业和创业更多可能发生在服务业中，要注重线下的体验感和互动性。有一些经济活动是不能够被线上化的，比如咖啡馆和演艺，而且像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是更加高效的。

在服务业中，不要只关注线上对线下的取代，关键要思考什么是线上不能取代的，而这些线上不能取代的活动，恰恰是高净值人群的需求。

结语

数实融合包括城市数字化转化，会带来很多新的经济规律变化，比如线上化、数实融合加强集聚。但一些底层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实体空间和线上平台之间的互补性和互动性。

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从政府侧的角度来讲，对赋能新业态、新模式，和对于相关从业人员，尤其是制造业岗位被取代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要包容审慎，要能看到技术的进步。同时还要促进这类人群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享受，使他们能够紧跟时代变迁。

*本文根据陆铭教授在浩然讲堂演讲内容整理

关于交大科金

上海交通大学中银科技金融学院是上海交通大学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部委和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依托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与中国银行开展合作，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创立的全球化、平台化、开放化的科技金融学院。

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银行，以及广大学界、业界领袖的支持下，交大科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积极承担起人才培养、交叉科研、成果转化、智库平台等职能。同时学院也在成果转化方法论研究、师生创新创业培育、多元激励机制试点等方面探索融为一体的模式与路径，充分发挥产学研创新主体的协同效应，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融汇“产、学、研、创、用”各方资源的聚合型平台，力争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模式创新与实践探索提供一套成熟定型、可复制推广的方案，贡献交大智慧。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