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房地产的辉煌渐行渐远，我们站在了新旧产业交替的十字路口。在这场变革的浪潮中，数字经济以其惊人的增长速度和创新潜力，被寄予厚望，有望成为新的经济支柱。

房地产之后，谁能撑起第一大支柱产业？

前不久，“新能源汽车取代房地产，成为最大支柱产业”的说法，一石激起千层浪。

事实上，新能源汽车固然正在成长为新的增长极，但无论产业规模、上下游拉动效应还是财政贡献度，仍难与房地产相提并论。

如果考虑到“家庭财富近7成集中在房子”、“居民部门超过3/4的债务都是房贷”的现实，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就更加清晰。

然而，房地产是土地经济，“以地谋发展”在城市化、工业化起飞阶段可谓无往而不利，但也埋下了高杠杆、高负债的隐患。

谁也承受不起房地产硬着陆的代价，但房地产作为最大支柱产业的时代势必一去不复返，何以培育新的支柱，就成了关键。

去年召开的重要会议提出，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支柱产业。

新质生产力取代房地产，重塑支柱产业体系，数字经济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从土地经济到数字经济

从土地经济到数字经济，不是一个产业对另一个产业的替代，而是支柱产业的全面重构与升级。

日前，在雄安新区召开的“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发展对话”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表示，上一轮的发展动能是土地、房地产、金融，是“以地谋发展”的模式，而新的动能可能会落脚在数字经济上。

在刘守英看来，数据相当于过去的土地，但一个是传统的生产要素，一个属于新质生产力层面的生产要素。

如今，数据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驱动力，也在改变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布格局。

正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所说，土地要素遵循边际报酬递减，也就是用了就会越来越少，而数据则是边际报酬递增，越用越消费数据资源就会越多，而且它创造的生产力也会越强大。

所以，与土地经济相比，数据要素驱动的数字经济，规模更大，上下游产业链更长，无论对于刺激经济、拉动就业还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都有长期之效。

目前广义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4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也达10%以上。

在就业方面，房地产直接或间接拉动数千万人的就业，而数字经济创造催生出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形态，净就业贡献更为可观。

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对财政的贡献，虽然不如土地经济那么直接，但通过对经济效率的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做大经济总盘子，带动税基扩容。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三希所说，发展数字经济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为新的支柱产业，数字经济影响的不是一时一地，而是数十年乃至上百年。

只有这样的支柱产业，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稳定、更长远、更具韧性、更有爆发潜力的支撑。

拥抱数字经济

作为新兴支柱产业，数字经济不只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也是新一轮城市竞争的胜负棋。

这几年即使楼市波动不断，国际局势震荡不已，但经济始终能够稳住，甚至逆势向上。

为这些城市经济提供强支撑的，正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支柱产业。

哪些城市数字经济走在前列？谁是我国数字经济第一城？

数字经济的概念极为宽泛，而“数字产业化”属于核心产业层面，包括互联网、平台经济、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基础设施等领域。

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来衡量，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稳居前列，其中北京、深圳断崖式领先，双双突破1万亿元。

杭州虽然面临“产业空心化”的质疑，但数字经济的综合实力，不弱于部分一线城市。

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在GDP中的占比来看，深圳超过30%，杭州、北京双双超过25%，而全国平均占比仅为10%。

可见，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数字经济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支柱产业。数字经济的高增长，又带动这些城市GDP增速的一路领跑。

2023年，深圳、杭州GDP增速分别达到6.0%、5.6%，领跑于万亿城市，而北京GDP增速为5.2%，持平全国，但好于年初预期目标0.7个百分点。

这背后无不是数字经济带来的贡献。

去年，北京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杭州增长8.5%，深圳虽未公布具体数据，但占新产业同比增长8.8%，全部跑赢GDP增速。

对此，北京统计部门直言“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回升的主要力量”，深圳表示“数字经济产业成为深圳高质量发展支柱产业”，杭州更将数字经济提升到“一号发展工程”的高度。

告别房地产，拥抱数字经济，这是大城市领跑的关键，也是中小城市突围的可行之路。

数字时代的创新组织方式

在雄安新区的数字经济对话论坛上，刘守英提出了一个概念：“如果工业企业是工业时代的创新组织方式，那么平台就是数字时代的创新组织方式。”

在传统工业化时代，无论是垂直分工的福特制、精益生产的丰田制到业务外包的温特制，工业企业都是主导者，大型企业与其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成为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不仅本身就是数字产业化的主体，在传统产业转型中担负起“产业数字化”的重任，在产业协同创新中发挥着桥梁的供能，在创业投资中更成为“耐心资本”的积极践行者。

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广为人知，但平台企业与“耐心资本”的关系却不多为人知。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发布的数据，腾讯、联想、小米等25家大型民营企业通过产业投资方式，投出了近400家国家级和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这在集先进制造、数字经济为一体的深圳尤为明显。作为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最多的城市，深圳的创新型企业呈现出 “6789”的特点。

深圳的“小巨人”企业，6成成立年限达10年，7成以上平均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同时超过10%，8成以上已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建研发机构，9成以上主导产品为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直接配套。

可以说，大型平台企业的存在，在赋能传统产业的同时，还通过协同创新、共享创新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企业格局。

刚开始的支柱产业之路

从土地经济到数字经济，是艰难的一跃。

过去20多年，中国房地产走出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上行史，房价大涨带动卖地收入井喷，土地财政让无数地方政府“赚”得盆满钵满。

土地经济是典型的国内市场和本地市场，属于不可贸易部门，不参与国际竞争，行政对于土地资源的配置起着决定作用。

过去几年，“房价永远涨”成为许多人的预期，但城镇化、人口、债务率等基本面因素的存在，最终带动市场大调整，土地神话也不复存在。

数字经济，几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既有城市竞争更有国家竞争。

科技革命一日千里，产业变革无处不在，再加上国际博弈的存在，数字经济不是砸一笔重金就能立刻见效，也不是靠几个规划就能轻而易举缔造一个超级产业。

当竞争成为主旋律，数字经济的创造更多依赖于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因素——企业。

与传统工业时代不同，数字经济更多要依赖大型科技企业的引领作用。

在这方面，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辛勇飞研究发现，工业经济时代，基本上的创新模式是小企业产生创新，大企业扩散创新；但在数字经济时代，领军企业叠加技术、资本、人才、以及数据优势，集研发中心者、应用开拓者、影响扩散者为一体。

中央财经大学徐翔教授也从另一个侧面得出类似结论：

早期科技创新主要在区域上进行集聚，而现在更多围绕着创新资源集聚。科技领军企业，不只是参与者，更主要是生态的维护者、规则的制定者和关键资源的生产配置者。

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几乎没有疑义，更得到宏观层面认可；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型科技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角色，亟待给予更多认识。

更关键的是，创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资本要形成“耐心”，则需政策的确定性作为前提。

数字经济取代房地产的支柱产业之路，才刚刚开始，唯有呵护创新、保护创造、稳定预期，方能行之长远。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