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都在卷，处处都作难。”如何破卷，如何克难？是我近几年一直关注且反复为文的重点领域。

不断调研，不断学习，不断体会，没有止境。

竞争、恶性竞争与“内卷式”恶性竞争

三中全会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

这两句话写得很有水平，而且是将两个“强化”放在一起。个中道理，容我细说。

首先，政府的态度旗帜鲜明，反对“内卷式”恶性竞争，对这种现象予以贬义。那些以“卷”著称的龙头企业内心肯定会受到震动。如果还要这么“卷”下去，请想一想前几年政府“反对资本无序扩张”时对互联网平台的影响。

其次，如何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方法是强化行业自律。即不是靠行政性力量出重拳下重手。同时，不是防止竞争，是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内卷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没有竞争，没有内卷，中国不可能有世罕其匹的性价比竞争力。以我们的国情（人口多、资源弱、后发国家）和民情（勤劳、耐劳），在现阶段和今后很长时间，都不太可能“温良恭俭让”地参与竞争。我们不卷，这么多人的就业怎么办？我们不加班，如何建立起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准时交付口碑？

所以万万不可把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理解成今后就不要卷、不必卷、不用怎么竞争了。

从经济学角度看，恶性竞争是有特定含义的，并不是作恶的恶（evil），而是过度（excessive），日本叫“过当”，是指在非集中型的市场结构中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

用日本学者的话，过度竞争是在那些集中度较低的产业，尽管许多企业的利润率很低或者亏损，但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企业却不能顺利地退出，使低或负的利润率长期继续。

中国的过度竞争为什么特别严重？除了国情、民情，还有体制性原因。

一是地方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天然具有扩张冲动，政府之间也在卷，卷招商引资，卷补贴优惠，并调动土地、金融、劳动力、税收等各种资源帮助企业去卷，造成卷上加卷；

二是中国还存在不少具有行政性垄断色彩的企业和事业，它们享有“排它性”，天然就不卷，但这又让充分市场化的地方更卷，“旱情”更重。

所以“卷”在中国，是多种情形并存：有些行政性垄断行业，卷的很不够，应该多卷一卷；大部分行业都在卷，越来越卷，这种情况会长期延续，当以平常心去接受；不加节制地卷，以伤害利益相关方应得福利为代价的卷，这是与法治要求和商业文明相违背的卷，要反对和防止，但主要是通过行业自律和法治。

三中全会提出的另一个“强化”，是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本质就是“优胜劣汰、市场机制”八个字。优胜劣汰，就是要以先进生产力为标准。市场机制，就是政府“躁动的心，不停的手”要静下来，不要瞎干预。

当然，事实上很难做到。因为地方政府已如此之深地介入了微观活动，国资国企做大做强也有很多KPI考核，一定会硬挺下去，绝不会愿意眼看着那些政府强力驱动、深度参与的投资现在就“水落石出”。很多过剩产能为什么退不出？本质是政府不想。

企业与政府的双主体，造就了中国增长的巨大动力，也造就了现在的诸多难局。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我观察，某些行业里的龙头企业之所以偏爱价格战，也有能力打价格战，所谓“清理门户”，是因为它们在产能形成的阶段，得到了大量地方政府补贴，有卷的本钱，可以把“政府补贴红利”转化为市场竞争中的“价格让利”。

因此政府补贴越多，价格战会越猛烈。又由于各地政府都不愿意“暴雷”，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杠，所以过度竞争的拉锯时间，远比学者们对“出清”的预期要长。

哪些该卷，哪些不能再卷了？

我常说，“中国能力的全球化”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如果直白一些，就是“把在中国卷过的在全世界再卷一遍”。这样的情形事实上正在发生，就是“出海”。

整体而言，我们就是没有躺赢的命，只能竞赢，卷赢。接下来，应该努力寻求共赢。

要看到，卷，包括内卷，对消费者是友好的，因为带来了普惠，这正应了熊彼特那句名言，“所谓经济发展，就是女王所穿丝袜，普通工厂女工也可购得”。

也不要以为，卷价格，降价，就是偷工减料的结果。如我在《假如逆境是常境》一文所说，低成本是设计出来的，是端到端全流程优化出来的，也是规模效应使然（如T型车）。

新能源汽车最近卷得很厉害，但我们看到，主要车厂每年出的新车型相比老车型，从性能指标看都在提升，这有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为证。产品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何乐而不为？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从行业到社会，各界对于内卷越来越不感冒，政府也要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了？我认为，大家反对的，不是靠规模效应、技术创新、提升效率的那种卷，而是伤及了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的那种卷。

在我近年的采访中，我所见到的大多数供应商，对于给他们业务的品牌商的评价都是负面的。主要是在签订合同阶段，过分比价、压价；在执行合同阶段，经常拖款、欠款，弄得账期越来越长，半年、9个月、一年甚至更长，而且品牌商在市场上打价格战时，还要求供应商也跟进，降低合同中签好的价格。这是我觉得特别背离的一面：品牌商对C端不断塑造自己的美好形象，但在B端供应商面前，就变成了不可一世的霸主。

这种两面性也是不少中国龙头企业和国际品牌的最大差距。我过去讲过多次，这里再讲两个亲身经历的案例：

王克强先生是上海市现代道具协会负责人，他创办的企业为很多奢侈品、化妆品品牌的线下展示提供道具，如店铺、橱窗等，他也有自己的工厂。我拜访他时，他谈到国际品牌都要验厂，验厂是看你有没有用童工，有没有歧视妇女，有没有歧视残疾人，有没有强制加班，有没有对员工体罚，有没有欠薪，等等。这些都是基本项，不能有问题的。

同时，如果你在这方面做得好，比如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有帮助，会加分。他们还会带着一大包检测工具来测工厂的环保标准，环保不合格他们不敢用。王先生说，人权和环保是国际品牌的“正确”，他们很在乎，万一供应商有问题，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形象。

而绝大多数的中国品牌，这些工作都是省略的。他们只关心：价格是否足够低；时间能不能准时。我们很少听某个中国企业说，为了体现更好的设计，为了确保环保的效果，比原定开业时间晚了半年一年。我们肯定认为这是错误。

再讲第二个案例。河南鹿邑是中国的“化妆刷之城”，这里生产的尾毛化妆刷，占全球的80%～90%。很多国际大牌的化妆刷，都在这里生产，再贴标走向世界。

我在鹿邑采访时，一位企业家说，有一次一家国际品牌跟他签了三个月的供货合同，他为此临时招了100多名工人。底薪每月2800元，加上绩效估计能有四五千。由于该品牌的市场突然有变化，导致订单取消。这时还没有正式开始生产，工人正在培训。但国际品牌付给了他全部工人三个月的底薪。

他说：“完全没想到。工人们平时都在家，哪里有活到哪里干，并不会因为订单取消就失业。我觉得能补一个月就很好了。”而国内品牌呢，有的是该付的加工费还要想方设法扣一点。

不管怎么卷，不能越过底线。今天最重要的底线就是怎么对待供应商，怎么对待员工。能不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卷供应商的实质，是卷供应商的员工，不给供应商按时结款、足额借款，就相当于不给他们的员工按时发薪、足额发薪。如果是自己的企业，会这样做吗？

我们中国，太需要“法人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市场经济，太需要“将心比心的市场经济”了！

卷的下限必须不断提高

上周在温州乐清的调研，也触发了我对卷的一些新认识。

我的调研对象是万控智造，电气机柜行业的领军企业，调研主题是他们和腾讯云合作的“万智云”产业互联网平台。一开始是为自己服务，比如要为港珠澳大桥提供800台电气机柜订单，一个工厂很难做到，通过“万智云”，就可以同时调度丽水、天津、成都工厂的产能，在规定时间内实现共同交付。

现在，“万智云”已开始为成套开关设备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我觉得这是从制造到服务、从企业到平台的转型。

但最大的收获，是在万控智造旗下的默飓电气公司参观时，感到凉意习习。这里有800多名工人、4层楼、总面积几万平方米，装了大型中央空调。我们算了一笔账，光是空调部分的电费，摊到一个员工身上，一年就要1000多元。我说：“你们的产品价格肯定比一般小厂高。”万控智造的副董事长木信德说，“员工的工作环境、吃住条件都是不能拿来卷的。”

我在这一瞬间意识到，虽然中国制造还会卷很久，但卷的下限必须不断提高。否则年轻人是不愿意来的。那样的话，中国制造就会“断层”。

第二天我到了深圳参加一场跨境峰会，在坂田的一家酒店里偶遇一位做了18年国内电商、现在转做跨境电商的卖家。他说，跨境电商也很卷，有的卖家，成本价加上5%就卖了，估计连房租都赚不回来。差不多20年前在华强北拿货、进价10块钱人民币、10块美金出单，那样的“捡钱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我问，这种卷法，怎么挣钱呢？“有的卖家背后是资本推动，追求GMV，到资本市场变现。”

坂田这个地方是跨境电商的大本营，2016年参加深圳卫视“深商走海丝”节目时我来采访过。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卖3C外设的小店店主对乔布斯心存感激。“乔布斯把苹果手机做好了，它要充电，要外壳，还要各种各样的外设。卖这些东西，利润非常高。为什么利润高？因为消费者对价格不敏感，用苹果的人，一个配件是20元、40元还是只要10元，他不太在意。苹果有那么多的外设产品，让大家都跟着受益。”

了不起的企业就是这样，往上卷，卷出更大的天空，给自己，让别人也受益。

“让”出海阔天空

卷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路，我们要自强不息。但卷到让某些利益相关方无路可走时，就要“让”，让一步海阔天空。厚德载物一定不能偏废。

综合多年对内卷的观察与思考，我在此提出一个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的“五让”框架。

第一让，大鳄让小鱼。即各行业的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强势企业、发单企业，让一让相对弱势的供应商。善待供应链，帮助供应链，赋能供应链，共进共荣。而不是一味“榨取”，像“税收鹅毛理论”那样，非要做到“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唤”的地步。对供应商负责，也是对自己的长远利益和品牌声誉负责，对行业和社会负责。

第二让，平台让商家。即具有一定网络聚集效应的平台企业，对商家、卖家要让一让。飞书深诺是一家专门服务跨境电商企业的集团，已经服务了十几万家企业。他们的报告显示，2023年是跨境电商卖家出现转变信号的一年，52%的卖家营收下滑，其中35%的卖家营收减半；59%的卖家利润下滑，其中29%的卖家利润减半。

跨境电商正在迅猛发展，卖家这么辛苦，谁是主要获益者呢？除了头部商家，大部分都归属于Temu、TikTok shop这样的平台。Temu因给予海外消费者大量补贴而飞速发展，但国内的卖家则动辄就被严苛管理。这种压抑一定会爆发的，只是时间和方式而已。而国外对这种低价低价再低价的打法也不会听之任之。

第三让，国企让民企。这不仅是因为民企所在的行业普遍卷的太厉害，而国企保有不少民企进入不了的关键行业，相对不那么卷；更是因为，凭借资源优势、招投标优势，国企正在大举进军竞争性领域，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在不少行业已经超越了民企（如房地产）。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划出一些充分竞争领域，国企稍微收收手呢？

我听了解内情的朋友说，某地一些民企近年来在周边国家做汽车销售生意，很不错，开了不少经销店。但后来国资平台看上了这块生意，他们有资本实力，可以先付钱、多付钱给整车厂，在进货方面有优势；他们还可以以低于民企售价的价格买车，甚至亏钱卖，因为这样可以做大规模，他们的资产在上市公司里，GMV做大了，市值上去了，就算亏一些也不要紧。这些民企只好把店转为售后维修、洗车服务一类的店，挣苦活累活细活的钱。他们说：“我们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现在感到夹缝越来越小。过去是国资吃肉我们喝汤，现在国资越做越大，他们也要考核，也必须做大，直接就把装着肉汤的锅端走了。”

第四让，计划让市场。我们一直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在不少地方，政府的计划作用越来越关键，比如采购和招投标。

有企业说：“我们现在参加招投标的层次越来越低了。国家在省里的项目，省里的平台公司先总包，然后分给他们的设计院一道；再到市里，市里的平台公司一道；最后分包到我们这里。1个亿的工程，还没动工，几千万就不见了，真正干活的人挣不了多少钱。而且干了也不一定拿的到钱，都是垫着，欠着。”计划还有很大一个问题是不闭环，即重投资不重回报，重建设不重运营维护，不全成本、全周期地算账，遗留的问题非常多。交给市场，账就会算得清清楚楚。

第五让，中央让地方。目前地方财政压力极大，且具有普遍性。虽然地方政府有相当责任，如“政绩工程”“乱作为”“长官意志”“不顾规律”“好大喜功形式主义”“只报喜不报忧”等等，但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房地产大滑坡，三年疫情“吃”掉很大一块财政，这些始料未及的情况把整个节奏都打乱了，“问题盖不住了”。

现在很多地方“三保”压力都很大，遑论做好公共服务和还清欠债。当此“急难”关头，要有及时雨。而中央政府信用高，负担轻，是可以施以援手的。

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表明要扩大地方自主财力，我最近见到的地方官员都在期盼早日细化落地，这对他们太重要了。

结语

为什么一篇谈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的文章，要涉及如此多的“让”，包括计划让市场、中央让地方，因为穿透看，没有这两“让”，也无法破局。

比如，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等欠企业的债，一直无法很好解决，这不是地方层面在现有财政情况下能解决的。但不解决，民企就会觉得政府是“口惠而实不至”，就还是缺乏信心。

如果这“五让”能有一定共识，并付诸行动，我相信是可以慢慢化解“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当然，更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三中全会所说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最后的结论是：卷是常态，但要有规。卷是奋斗，但需有度。

卷是竞争，但不能恶性化，更不应该把靠资本、政策、身份获得的优势，用于大卷特卷。靠这种优势、强势，“摧残”利益相关方，就是在乱卷恶卷，就是“内卷式”恶性竞争，必须遏制，必须防止。

编辑：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