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企业出海成为了众多企业家们关注的焦点。出海企业怎样在国际舞台上稳步前行？国内市场是否还有潜在机遇？复旦管院陆雄文院长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视角出发，以“逆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应对”为题，探讨中国企业出海挑战与策略，分享了对国际经济发展的前景展望。

陆雄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逆全球化是短暂的寒流

今天，我们讨论“出海”，首先要思考：全球化是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

为什么过去十多年间出现了“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主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化过程中，一部分人从中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导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美国为例，因为生产制造业被转移出去，大量生产工人和技术人员失业，因此出现了典型的“铁锈地带”(Rust Belt)。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国际分工会日益细化，这是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按理说，社会应该对那些在全球化中失去机会的人加以补偿，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当有人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损失却得不到补偿时，他们就会转而支持“反全球化”。一旦一个国家内部矛盾激化，民粹主义情绪被激发，“反全球化”便很可能成为很多欧美国家（尤其是左翼群体）的一项重要政治运动。一些政治家为了赢得民众支持，会放大这一矛盾，从而引发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并进一步推动逆全球化潮流的形成。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成美国一家超级大国的局面，美国也是在全球化中获益较多的国家，本来有机会可以更好地兼顾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均衡。但由于美国本身内部的问题，包括多元分化、族群对立、贫富差异的激烈冲突等，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于是“反全球化”这个现象在美国也呈现出来。特朗普利用这一问题加强煽动中下层人士，也让“特朗普政治”的影响从美国放大到全球。

最近一些年，逆全球化成为全球化重要特征。实际上，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并没有直接走向去全球化，反而利用了某种思潮，更好地团结了他自认为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国家，形成新的贸易联盟和贸易壁垒。特朗普上台，会不会加快去全球化过程？这个问题有待讨论，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如何让更多国家欢迎中国企业去发展。

历史上，许多国家并不欢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因为他们认为可能会带来污染以及对当地民众的剥削。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法律的不断完善，跨国公司也逐渐收敛不当行为，问题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几乎相当。庞大的产能和低廉的价格为全球许多国家的市场带来了冲击，让当地企业感到担忧，误认为是“倾销”，会削弱本土经济的发展机会。在地缘政治的助推下，这一误解愈演愈烈。

很多人提出“不出海、就出局”，我认为这一说法过于绝对。但作为崛起的国家，国家层面、企业层面、个人层面，都会有全球化发展的雄心和愿望，不会甘于只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个地方市场具有某种相对竞争优势。

从国家角度，中国不仅要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要成为全球经济的某种引领者，要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要能够成为各领域的主要玩家。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在推动中国企业迅速融入全球经济，这是过去三十年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还看到，今天的出海与三十年、二十年、十年前的出海完全不同。三十年前主要是产品出口和国际贸易，凭借廉价的资源、土地、原材料、劳动力，中国为全球提供廉价产品，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三十年前，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和美国谈判最惠国待遇，争取加入WTO。

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规模迅速提升，出口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和来源。我们积累了大量外汇和资本，资本要逐利，要寻求世界范围的发展机会，所以有更多企业开始到海外设厂，或在海外收购资产。

十年前，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在亚非拉、欧洲积极推动“走出去”，在全球竞争中扮演更加积极活跃的角色。

从经济发展规律、国际经济趋势以及世界各国发展来说，全球化是很多国家发展中必然的过程，全球化也必定是历史的主流趋势。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需要品牌和技术，更需要管理

我认为，今天的企业出海和以往的背景、目的和战略都不同。当今中国企业出海有2个主要的动因。

一是科创驱动、技术驱动的出海。中国大量的科技创新企业，在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的打压下，很多技术、装备、核心部件、工业软件、配方都很难采购。如果不实现技术突破，整体工业制造能力就会逐渐衰退，长此以往不仅会导致整体经济规模衰退，也会失去出口竞争力，甚至军事实力都会受到影响。

现在有很多科技人员、技术专家和或者企业的业务高管创业，他们的企业很多在“me too”和“me better”方面的产品实现了很大突破，但往往都是局部代替国际供应。这种进口替代在国内最大的市场规模可能在200亿、300亿，他们需要寻求更大的市场，这也是很多科创企业需要寻求海外市场机会的原因。

相对来说，科创企业本来应该很受海外市场欢迎，因为我们能够提供性价比更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让某些国家怀疑中国企业出海的动机，认为这些企业除了生产、销售、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雄心”，因此，欧美国家会对中国科创企业去设立公司进行非常审慎的审查。

二是全球供应链格局引领下的出海。我们有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实际上是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服务的，在全球供应链转移、重组的大形势下，如果不跟随供应链国际布局变化，会遇到两重困难。第一，国内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利润微薄到难以为继，所以要出海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二，原先过度依赖国外订单，对本土市场缺乏研究和准备，没有商业能力开拓本土市场，因此只能“转头出海”。

这种类型的出海面对的新挑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对生产地来源进行追溯，下一步也会对投资来源进行追溯。中国企业如何提高其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位置，是面临的具体的问题和挑战。

应对这样的趋势和挑战，我认为中国企业需要在“品牌”和“管理”上下功夫。“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并非低端与高级、落后与先进的对比，而应是融合共生的一体的。没有“中国制造”为基础，“中国品牌”也无从谈起。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在特定的语境下，我们将“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对应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两者的承接与转变，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市场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趋势。

中国企业在国际上打造一流品牌不仅需要有一流产品做支撑，还需要配套一流服务。比如一些新能源车企，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本地化的营销体系，实施差异化竞争，不断突出自身产品特性，打造以提升以当地客户满意度为导向的本地化售后服务能力，提升消费体验。同时也要逐渐建立本地化的研发能力和网络，及时回应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快速迭代技术和产品。

中国企业出海，不仅要产品出海和技术出海，更需要管理出海和文化出海。一直以来，我倡导中国企业“出海”要做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个过程对企业的能力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在“走出去”阶段，更多是产品导向，是做出适应当地市场的、有高性价比的产品，这对成本管控能力要求非常高。而到了“走进去”阶段，我认为是服务导向和管理导向，不只是把国内的流程拿到国外重新做一遍，对企业而言，无论是目标市场选择、生产销售组织还是技术研发路径、知识产权策略、跨文化管理、海外团队建设，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国际市场中，中国出海企业要提高输出自身有效管理模式的能力，包括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资金保障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整体协同发展的价值观，并结合当地市场特点进行提升和融合，要发展成为全球化的企业和全球本地化(Glocal)的企业。

先融入再发展，做好文化沟通

企业决定出海与否，最重要的是首先对出海的动机和市场目标有非常清晰的思考和研判。以为“出海”就一定代表着机会和市场，极有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基于我们所研究和观察的“出海”案例，我建议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有产业联盟意识，努力融入当地市场环境和生态，成为目的地当地“好公民”。今天人类社会文明的共识是要成为当地的“好公民”，这一条变得非常突出，要能帮助当地发展，为他们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

如果企业属于跟随出海，就要与产业链下游企业、与大客户、跨国公司建立某种战略联盟关系，由对方来提供保护。如果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则需要成为当地市场上的好投资人。当下“走进去”的一个特点是，如果一家或数家头部企业到某个国家投资建厂，与之相关的国内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都会一起出去，这有利于建立产业生态、形成集群优势。

“走进去”还要高度融入当地市场，包括建立本土化的团队，与当地政府、社区、媒体、NGO（非政府组织）等保持良好的关系。我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要短板，所以企业在规划“走进去”的发展战略时，还需要重点考虑海外人才梯队建设。

第二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中国企业出海要研究和考虑地缘政治安全问题。近年来，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折，我们处处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掣肘。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些国家可以为中国的投资提供安全庇护成为很现实的问题。原来我们认为的所谓友好国家，并不一定是政治安全的国家。企业家需要研究国际政治问题，要认识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不能用传统的世界观、国家观看待今天的国际关系。

复旦管院的校友们根据他们的出海经验，分享几条学习国际政治的原则：

一是要观察当地国家有没有经过两轮的民主选举和两轮的政府更替。如果经过两轮政府更替，不同背景的政府还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这个地方或许值得考虑。放眼全球，满足这个条件的国家有一些选择，但数量比较少。

二是经济可行的目的地。投资预期多久收回？计划以当地市场为主还是通过当地市场转移到欧美国家或辐射周边国家？这些需要提前测算。如果历史经验和数据不足，这种测算应该趋于保守。

三是对投资方式的决策。选择独资、合资还是合作？对比较陌生的国家，包括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等各种原因曾经与中国有过冲突、误解、分歧的国家，要循序渐进，积极寻求当地的合作伙伴，通过积累经验打通关系、逐步深入，最后慢慢转为独资企业。对于非技术敏感领域，比如家具、电动工具，可以考虑去发达国家市场直接投资。传统制造方面我们对发达国家来讲性价比很高，也不容易用安全名义审查。因此，出海要根据国家、地区逐个进行甄别和分析研究。

回顾国际经济历史，实际上西方国家到中国发展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既是政府保护民族经济的考量，也是西方社会在中国开拓市场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到一些不了解的国家去发展，显然也要做同样的工作。

第三，中国企业要高度重视文化沟通和交流，出海要“融入”国际市场，而不是占领市场。中国企业出海要先学会了解和我们在制度、文化、宗教上存在根本区别的国家，学会融入。在赚取利益以前，有时候要先给予。这是出海的优先问题，做好研究不仅需要个人学习，也要同专家讨论、咨询，寻求当地友好合作伙伴的帮助。从尝试起步，再逐步扩大，从本地向周边国家辐射，然后扩大到更多欧美国家。在这方面，可能所有人都要重新学习。

不出海未必出局，国内市场仍可为

海外市场一定是遍地黄金吗？肯定不是！在喧嚣的出海浪潮中，企业家和管理者一定要冷静思考，不出海不一定就会出局。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多是由投资驱动、出口驱动所带动的。实际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是基础性力量，每年消费增长都在10%左右，是非常强劲的动力。就全球经济格局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拥有14亿人口，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的内需市场仍然有巨大潜力，人民没有放弃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其中出游旅游数据可以间接证明这一点。2024年旅游数据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2019年水平，出行人次、出行时间比2019年略有增加，不过人均消费水平在下降，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人们不愿意多花钱。

新消费的方向到底在哪里？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先解决教育问题和医疗问题，当这两个基础性问题得到解决，就会推动释放消费信心。同时，我认为新的领域还有“大健康领域”，关于生命长度和生命质量的消费。人们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仍然存在，问题是如何驱散焦虑，建立正向的收入、财富增长信心和预期，从而将需求愿望变成实际的消费。

助力出海：企业家精神与管理新知并进

过去四年，复旦管院一方面将科创作为优先战略来支持和赋能科创企业，另一方面也向所有师生提出新要求，不再以传统方式教授和学习管理学知识。那些基于过去七八十年来西方跨国公司全球“征伐”、再经由管理学者研究、记录、提炼形成的经验和知识体系，符合的是工业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需要。

今天再单单学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通过学习研究国际政治、世界历史、宗教文化等来重新扩大视野，加深对其他国家和市场的认知和理解。

新的形势下，管理学院要培养“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人才”和“有管理素养的企业家人才”。企业家没有系统管理学知识的支撑，往往就会凭感觉、“拍脑袋”；高层管理者如果只是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企业也很难有协同能力。尤其在当下，更需要有突破性、前瞻性思维，有敢于承担、敢于冒险的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在一些传统职业经理人身上是缺失的。

中国企业出海，也是为未来做准备。当下就要用更多知识来武装自己，并将知识提升为智慧，以智慧为基础，燃起我们的雄心和勇气融入全球，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在职业经理人层面激发他们内在去冒险、去承担、愿意向前冲的企业家精神，这也是新时代管理教育的使命。

“草莽英雄”开拓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祝福中国的企业家们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各地市场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