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国家，一定有伟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大多是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的企业。”

在2月23日的DBA课程中，长江商学院战略学及经济学教授、欧洲市场副院长陶志刚教授以《构建企业竞争优势：应对颠覆式创新和新国际化之策》为主题，紧密结合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深刻剖析了中国企业在应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为企业家学者们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走向分析

在上午的课程中，陶志刚教授首先对特朗普2.0政策进行了解读与经济形势分析。

他表示，其政策呈现内政优先于外交的特点，在国内通过大量行政命令对政府进行重组，解决诸如“深层政府”等问题，同时在经济、政府机构改革等多方面发力。在外交方面，重点在于“灭火”，试图对俄乌冲突、以哈冲突等国际争端进行干预，然而其谈判策略面临诸多挑战。

•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面临着复杂的形势。陶志刚教授分享了美国通胀问题的严峻性及背后的多重因素。美国高通胀的根源涵盖疫情催生的政治化财政支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不畅、战争带来的刺激性支出，以及中美经济脱钩引发的结构性通胀等。

• 国际贸易政策方面，陶志刚教授分析了特朗普推行的互惠对等关税政策。这一政策效仿罗斯福总统1934年的举措，但却可能导致与全球贸易机构的关系破裂。美国在关注自身贸易利益时，对其他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尤为关注。中国关税本身不高，但美国可能会担心中国政府强大而带来的较高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陶志刚教授提出中美经济关系当前存在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推行去中国化，这一举措造成美国国内供不应求，进而引发结构性通胀或长期高利率；而中国则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这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

谈及中美贸易战，陶志刚教授指出了其对两国汽车行业的深刻影响。贸易战给美国汽车生产带来了复杂的局面，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土企业，但同时也显著增加了企业成本，最终导致美国汽车产量下降。对于中国汽车企业而言，贸易战促使它们积极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加大了对越南等国的投资，推动了生产转移。

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未来走向，陶志刚教授认为，虽然当前中美关系面临诸多挑战，但双方并非没有合作的空间。特朗普倾向于以高关税为手段，吸引外国公司在美国投资，重建美国制造业，这为中美企业间的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中国企业应对策略与海外发展机遇

陶志刚教授分享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企业的应对之策。他指出，中国企业应采取“往外走”和“往上走”的发展策略。“往外走”即重构供应链，通过“中国加一”模式或当地生产服务欧美市场，同时积极开拓新市场，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往上走”则是要大力创新，拥抱颠覆式竞争。

企业出海面临着诸多挑战，陶志刚教授提出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要点。地缘政治风险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企业需要合理设计组织架构，例如通过横向拆分等方式来降低风险。他强调，在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企业需要兼顾内外循环。组织架构上，内外循环应相互隔断，这是横向拆分的关键。但供应链层面可进行整合，在IP及品牌使用上也能实现规模经济。企业可设立负责国内的内循环组织和发展国际的外循环组织，后者还能进一步细分为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对接和不那么友善的国家对接的组织，以更好地适应复杂局势 。

在海外市场的选择上，陶志刚教授表示中国企业应考虑三个关键因素：

• 因素一：海外选址时，最重要的往往不是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在人口数量不大的国家，因为劳动力成本会迅速上升，更关键的是资源互补。

• 因素二：有没有领土纠纷；

• 因素三：有没有意识形态之争。

他提出，像泰国、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是相当不错的选择，这些国家的成本相比中国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制度环境相对比较稳定。

“所以我们实际上出去最主要的是看制度环境。”

陶志刚教授分享了自己研究中国不同地区制度环境、营商环境对企业发展和经营策略的影响发现：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企业增长速度越快、存活率越高，经营策略呈现专业分工强、垂直一体化程度低、家族企业控制程度低的特点。

此外，陶志刚教授提出，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可采用绿地投资或并购模式，可通过合资、部分收购等方式借助当地资源。品牌方面，中国企业可采用本土化品牌策略，妥善处理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

陶志刚教授总结道，伟大的国家一定有伟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大多是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的企业，而出海是企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经之路。

企业颠覆式创新与竞争

在下午的课程中，陶志刚教授通过多个行业的实际案例，深入剖析了企业在面对颠覆式竞争时的机遇与挑战，并分享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陶志刚教授指出，颠覆式创新常常起源于低端市场或新市场的立足点。而大企业往往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在创新方面面临困境，不容易主动去颠覆自己的现有业务，这便是 “创新者的窘境”：

1. 资源分配倾向：成熟企业通常会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能够满足现有主流客户需求、维持当前盈利模式的持续性创新上。当突破性创新出现时，由于其在初期往往市场规模小、利润低，难以获得企业足够的资源支持，导致企业在新领域的布局滞后。

2. 客户需求导向局限：企业过于关注现有客户的需求和反馈，而现有客户通常更倾向于对现有产品进行渐进式改进，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接受度较低。因此，企业可能会错过那些不符合现有客户需求，但具有巨大潜力的突破性创新机会。

3. 组织流程与文化束缚：成熟企业具有一套完善的组织流程和企业文化，这些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惯例和价值观，在面对新的、非连续性的创新时，可能会成为阻碍。例如，严格的决策流程、风险规避的文化等，会使得企业的反应速度变慢，难以快速调整战略和组织架构来适应新变化。

陶志刚教授通过对新能源汽车、电商和人工智能三个行业案例的分析，详细阐释了“创新者的窘境”现象，并分享了企业应对颠覆式创新的策略。他指出，小企业常打败暂时领先的大企业，原因在于有些大企业决策缓慢、官僚，对新业务了解不足，以KPI为导向影响新部门积极性。

最后，他提出两点结论：

1. 企业宜小而精，这样的企业决策快、凝聚力强、好聚焦，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创新需求。

2. 对于大企业来说，若想捕捉创新机会，可以与小公司合作，或者收购小公司但给予其独立授权，避免大公司文化对小公司创新精神的影响。

随后，施一公教授以《前沿基础研究推动医药创新发展》为主题，分享了他对生物医药和新智能时代的深刻洞见。

施一公教授通过回顾历史上的科学突破和药物研发历程，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生命的过程是有它的内在规律的，几乎不可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基础研究去探究和学习。此外，他还表示，人工智能的汹涌来袭，改变着科技的进程和人类的未来，AI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也将越来越广泛。生物医药产业的前景广阔，而科技创新将是推动该领域发展的关键力量。

施教授还强调，研究型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与人才的交汇点，引领变革，是国家崛起的引擎，对科技发展、文明进步至关重要。另外，因为新兴产业源于核心技术创新，核心技术来自于原始科学发现，而所有的创新和发现都来自于顶尖科学家，因此顶尖人才是关键。“中国需要这样的教育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要让中国的科技真正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才有可能应对未来的挑战。”

此次长江商学院DBA的模块课程紧扣全球格局演变与经济发展趋势，聚焦企业家群体关切的颠覆式创新与新国际化战略核心议题，深入剖析企业竞争优势重构之路。理论研习与实践探索相结合，为企业家学者们提供了富有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性的洞见，助力其在企业出海中精准导航，从容应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