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就“如何科学把握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这一话题，我院经济与金融系特聘教授、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石建勋，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王公龙，以及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接受《文汇报》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历史方位是决定发展方向、选择正确方略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最终实现理论发展和创造的总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拉开视野，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石建勋：深刻认识当前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当前以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世界全面展开，世界现代化正从“西方主导”向“多元发展”转变。新兴经济体国家现代化进程加速演进，正在成为全球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从“追赶”到“并跑”甚至“领跑”的关键历史阶段。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更要应对全球变局和各种风险挑战。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长期性、全面性和复杂性来看，尽管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距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还有一段很长很艰巨的路程。

王公龙：这一“历史方位”具有多层含义：首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看，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也是党中央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等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集中精力解决好当下的主要矛盾。

其次，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当前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史方位。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里讲的“关键时期”是理解当下独特历史方位的关键词，其内涵包括：一是开局阶段，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起步阶段。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转型阶段，迈向现代化国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次深刻转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都要形成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发展特征、发展样态等，呈现“现代化”的样子，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和水平。三是冲刺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代代中国人民心中最伟大的梦想，越是接近目标的阶段，就越是需要冲刺，也越需要稳健。行百里者半九十，必须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确保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巨轮行稳致远。

周文：从国际格局变迁的视角审视，人类社会正经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在世界格局变化中，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下，我国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既是对自身历史发展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如何科学把握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石建勋：首先，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情，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回顾历史，中国能够取得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始终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毫不动摇，始终把工作重心置于国内发展，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始终坚持优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自身发展了、强大了，才能在世界现代化竞争中有底气，牢牢把握战略主动。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必须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第三，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加快建立产业需求引领的创新体系，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水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中国现代化离不开世界，世界现代化需要中国。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一方面要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要努力改善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努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深化务实合作和民间交往，不断增进双方理解和信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

王公龙：当前，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稳步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一是在“两个大局”深刻互动中形成的新机遇，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机遇有一定的延续性，但在形成背景、表现形式、基本特征等方面有所不同，很多不是可以信手拈来、拿来就用的机遇，而是需要人们去寻找、去塑造、去转化。二是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保持5%左右的增长，每年生成的经济增量就十分可观。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巨大的市场规模、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和难以估量的发展潜力，还有对经济体的吸引力和经济资源的吸纳力。三是不断上升的世界影响力，不仅体现在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而且体现在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把控国际局势的能力和强大的抗压能力。

但同时，身处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发展也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些风险挑战包括：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过程中，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不稳定；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压力；党内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还要看到的是，当前挑战与机遇并存、交织、互动的特征日益明显，往往是机遇中有挑战；挑战中有机遇。应对好挑战就生成机遇；错失机遇就带来挑战。只有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才能把握好机遇与挑战的辩证关系，保持历史主动。

周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挑战与机遇并存，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过程中，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拓展国际市场，推动构建多元化的国际经济网络。同时，加快核心科技的自主研发，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推动国产替代，确保产业链安全。

复杂严峻的形势更加凸显加快深化“五个中心”建设的战略意义。上海如何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石建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排头兵，在大国竞争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上海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四个放在”，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第一，国际经济中心建设要聚焦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深化自贸区改革，强化总部经济建设，推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加强与苏浙皖的协同发展，形成区域经济联动效应，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落户，打造全球资源配置枢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积极贡献。第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聚焦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加快全球人民币中心建设。加快提升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有序扩大金融开放，吸引外资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债券、碳金融等创新产品，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第三，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要聚焦提升贸易便利化服务能力。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进一步优化上海贸易结构，推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发展，提升贸易附加值。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吸引国际高端消费品牌集聚。不断提升口岸功能，优化通关便利化措施。第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要加快发展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高附加值服务业，提升航运服务能级。利用5G、区块链等技术推动智慧港口建设，提升港口运营效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港口的合作，增强全球航运网络连接，努力拓展国际航线网络。第五，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聚焦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支持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推动大科学装置落地，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人才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培育创新生态。

王公龙：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和明确要求。上海可以在以下三个层面着力：

首先，抓住三大机遇。一是国家战略的机遇。无论是“五个中心”的战略定位、自贸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等，都是党中央赋予上海发展的重要使命，具有立足上海又超越上海的全局性意义。二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机遇。上海发展可以更好地依托长三角、辐射长三角、带动长三角。三是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在科技发展大潮中奋力争先，勇立潮头，将有力推进科创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上海的高质量发展。其次，发挥三大优势：一是发展的综合优势，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拥有一般城市所不具备的综合优势；二是人才集聚的优势，上海是长三角乃至中国东部地区人才的汇集地，拥有建设人才高地的独特优势；三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优势，可以更好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再次，做好三个示范：首创性改革示范，锚定建设“五个中心”的重要使命，发挥重点区域先行先试作用，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引领性开放示范，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地在政策供给、制度创新、体系构建上下功夫，加快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治理能力和制度体系；开拓性创新示范，以更大力度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加快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只要用力铆足“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充分展现排头兵的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上海就能实现奋力一跳，跳出新的高度。

周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上海要立足自身优势，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同、对外开放、社会治理等方面积极作为，发挥好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上海是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沿阵地，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投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整合长三角区域内的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并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吸引全球顶尖科研人才和创新资源汇聚上海，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为全国的科技创新提供示范和借鉴。产业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巩固和提升上海在汽车、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优势，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和合作，提高产业配套能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金融、贸易、物流、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服务模式和业态。同时，发挥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升级，为全国产业升级提供经验和模式。区域协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加快完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要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在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领域实现互联互通，加强各类交通网络基础设施标准跨区域衔接，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循序渐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衔接、政策协同、标准趋同，分类推进各领域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促进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最新样板。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的先行先试作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开展制度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提升上海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努力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要持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同时，注重在城市治理过程中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妥善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解决好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问题，为全国城市治理提供有益探索。

教授简介

石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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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经管经济与金融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

上海市委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专家团队成员；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项目首席专家；

《人民日报》海外版特约评论员。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国家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大公报》“财经时评”专栏作者。

近年来，研究撰写决策咨询报告60余篇，其中被批示和重视18篇，有关重要决策咨询建议，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应用。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政治经济学、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资本市场与投融资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公共经济学、创新与创业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