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国际规则革新的推动者。面对内外的挑战，如何把握复苏的机遇、化解系统性的风险，如何在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是我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3月7日晚，交大高金金融EMBA公开课暨高金E讲堂重磅邀请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论美国》一书的作者罗伯特·佐利克先生分享了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全球经济秩序变局的深刻洞察，并与高金金融学讲席教授、学术副院长、GES项目学术主任严弘进行了精彩对话。来自第一财经的李文苧主持了全场活动。”

高金EED项目联席执行主任唐翀首先欢迎到场的各位同学与大师共享知识盛宴。她在发言中指出，线下沉浸式的系统化学习依然是求索新知、提升自我的首选，其体验和收获是碎片化学习和任何一种线上方式都无法比拟的。作为中国金融EMBA教育的先行者，高金始终秉持汇聚全球智慧、培育产融领袖的使命，致力于为时代锻造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洞察的领军者。

从DeepSeek到Manus，AGI时代已轰然到来。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越是无处不在，就越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来进行互补。正如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所言，人工智能既是工具的革命，也是革命的工具，但是这场革命不可或缺的核心是人。

正因如此，唐翀老师特别指出，在AGI 大时代，要将“AI单驱动”的模式转变为“AI+HI”“双驱动”的模式，更需要线下沉浸式、系统化的「学习仪式」，跳出日常状态，构建系统性知识框架和全局思维，去伪存真，打破碎片化知识时代的学习幻觉，这样的批判性思维、复杂决策力、价值判断力和人文底蕴对当下的决策者尤显重要。

另一方面，在当下大环境下，管理者个人与企业想要行稳致远，需要管理+金融的双向赋能。

不论何种行业背景，管理者在引领企业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诸如增强盈利能力，更快实现资本增值；塑造商业思维，加速资本助力；优化股权架构和激励机制；打通并购、上市等跃升路径；实现个人财富的增值保值等等的现实问题。事实上，相较于通用管理，金融+管理更符合企业全周期应用场景和发展需求，是企业稳步成长和持续扩张的引擎，也是个人发展与财富管理的必修课。

这也是交大高金首创金融EMBA的初衷所在。作为中国首个金融专业方向的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课程，高金EMBA始终坚信，最卓越的管理者，应该深谙金融之道、善于驾驭金融工具来驱动企业发展。

高金EMBA帮助新时代高层管理者们以“金融+管理+科创”为引擎，告别知识折旧，破解发展难题，驾驭AGI时代的复杂挑战：帮助金融从业者，重构金融决策的底层代码，补足政策、工具、思维的认知断层；帮助传统产业高管，用金融工具激活沉睡资产；帮助科技创业者，获得资本市场的「解码器」，科创金融全流程护航。

2026级金融EMBA招生工作已全面启动，毕业生将获得上海交通大学授予的“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历和学位，证书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制发。同时，2025级金融EMBA仍面向国际生和港澳台考生持续招生中。

以下是主旨演讲及圆桌对话实录（内容根据嘉宾演讲内容翻译整理，如有错误，敬请指正）:

很荣幸有机会站在高金的讲堂发表演讲，和未来的中国金融骨干分享我对全球经济格局和中国经济改革的观点和体悟。5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能够目睹这些变化，我感到非常幸运。

罗伯特·佐利克，《论美国》作者、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

中国在曲折的改革过程中崛起

1980年，我和妻子第一次来中国，当时我们看到的还是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和身穿蓝色、灰色衣服的人群。1989年，我随同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首次访问北京，参加与邓小平的会晤。我仍然记得他是多么非凡的一位历史人物，虽然身材不高，但精力充沛、富有感染力。20世纪90年代，我应中国人民银行邀请到中国讨论住房融资问题，这仍然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课题。

2001年，我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前来商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事宜。中央政府希望利用世贸组织加速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并进行结构性改革、吸引外资。牛津大学谭教授(Yeling Tan)的著作Disaggregating china Inc.: State Strategies in the Liberal Economic Order探讨了中国复杂的改革过程。她强调中国的改革不是简单的自由化或非自由化的模式，而是一种双轨制，试图在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和一个非常分散的体系中将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结合起来。地方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省份希望用指令取代市场，一些省份希望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等措施塑造市场，还有一些省份则期待通过加强监管和培育民营经济推动市场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政府的职能更加精简，所以必须在各个地方以及不同的组织和利益攸关方之间进行周旋。国家发改委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业改革措施，在商务部的指导下推进资本市场发展，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许多龙头企业在不断崛起。

中国发展的动力始终来自人民

2005年，我被任命为美国副国务卿，和后来成为国务委员的戴秉国共同推动了20世纪首次的中美战略对话。当时我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什么这么说？过去30年里，美国致力于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而中国也完成了大部分的国际化，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也成为了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的成员，同时推进了非营利组织、核武器不扩散等进程。这样的国际化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我相信中国能够在全球体系中做出贡献，比如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采取刺激政策，在朝鲜和伊朗问题上秉持大国立场。这种国际体系如今正在逐步瓦解，可能会给中国、美国以及我们所有人都带来风险。

2007年，我开始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在任期内，我继往开来加强中国与世界银行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合作。1980年邓小平曾对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过，中国很穷，而且和世界脱节了，需要世界银行帮助中国迎头赶上。所以我作为世界银行行长首次访华时，就到四川的邓小平故居赠送了一张麦克纳马拉和邓小平会面的照片。

世界银行蓄势待发，它在1983年撰写了第一份关于中国的综合性报告，厚达1000多页。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组织了许多国际专家会议，尝试与中国专家共同探讨改革进程。其中最有意思的是1985年，许多改革的重要推动者都会聚到一条长江中的游船上，参加为期一周的研讨会（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巴山轮会议”）。他们就国家、市场和外来思想的作用展开辩论，中国并未完全照搬外来思想，而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成为世界银行行长后，我希望进一步加深中国和世界银行之间的关系，所以任命了一位来自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以凸显发展中国家思想的重要性。我还访问了许多省份，在汶川地震后去了四川，我看到了东北面临的农业和工业问题，除广东等沿海省份之外，受益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重庆、四川、内蒙古等地也明显更加发达。我深刻地记得，在这片土地上，人民在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这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建议从六方面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2010年正值中国和世界银行建立合作关系30周年，我们针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制定了一份报告，叫做《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以下是这份报告给出的建议：

1.深化结构性改革，夯实市场经济基础；2.加快创新步伐，打造开放式创新体系；3.抓住绿色发展机遇；4.完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5.建设稳健的地方政府的财政体系；6.寻求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慎重放开资本账户。

这些对今天的中国仍是忠言。这份报告完成于2012年我即将卸任之际，有幸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探讨。中国政府逐步采纳了其中一些建议。站在后来的视角来看，我认为2015年市场的一些动荡引发了人们对改革的担忧，于是中国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把重点转移到产业技术上。中国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报告，更多地强调产业政策，最近，中国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理念，这反映了中国人民长期的关注焦点，那就是要自强、要崛起，这也是过去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中国发展的主题。

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挑战，这并不奇怪。中国无论在人口方面还是在面积方面都是一个大国。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刺激计划给财政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债务挑战，特别是对严重依赖房地产的地方政府而言。我们在《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谈到，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和扩大，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出口的增长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担忧。中国还面临人口结构以及未富先老的问题，出生率和结婚率大幅下降，但我相信中国能够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地方债的问题也能够通过一些新的债券和财政计划去解决，银行不得不面对一些不良贷款的挑战，但我同样相信中国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我预计今年的两会将讨论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以及劳动力和户籍问题，比如是否要放开户籍以促进人口流动，促进社保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等。

上述很多问题我们在《2030年的中国》中曾有所讨论。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能否解决更大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这也是《2030年的中国》的核心。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略低于40%，而美国是70%，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这意味着过去中国严重依赖投资、基础设施和出口。所以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实现再平衡，增加国内消费。还有更充分的社会保障，这样人民就不必大量储蓄以应对养老或就医的问题。我想中国也会和美国等国家一样加强建设服务业。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从历史来看，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首先会转移到制造业，然后会转移到服务业。作为世界一流学院的学生和校友，我想大家要去思考的是中国应当如何更有效地重新分配资本。很多资金都进入了房地产业，这些资金能否转移到其他一些行业并带来新的变化？我认为，这需要民营企业的更多参与。中国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无与伦比，需要释放其活力才能发挥作用。

全球治理需要中国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也面临一定挑战。首先，经过十多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各国央行都试图走向正常化，这可能会带来不确定性，包括汇率和投资的影响。与此同时，财政政策的大规模扩张导致了巨额赤字和债务，这意味着如果出现另一场危机，无论是疫情还是金融危机，我们的抵御能力会降低。世界各地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出生率和结婚率大幅下降，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情况迥异，那里的劳动人口在一两年内可能将超过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劳动人口，这些国际体系的变化关系到我们所有人。

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摩擦、贸易壁垒、制裁控制加剧的时代。坦率地说，这会增加成本，降低生产率。但请记住，贸易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不断在发生变化。你可以设置贸易壁垒，但它就像水一样，会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发展。许多变化将发生在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最贫穷的经济体，正面临着债务、气候和增长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对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人们担心的是气候变化实际上也会影响粮食安全。

此外，包括俄乌冲突在内的地缘政治危机导致人们对安全保障缺乏信心。如果战争继续扩大，将加剧人们对核扩散的担忧，因为如果各国担心自己的安全，就可能发展核武器。中美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以及生命科学等颠覆性技术方面都是领先者，安全问题可能会导致未来两国的这些技术系统不那么兼容，但思想是可以跨越国界的。正如大家所看到的，DeepSeek不断推进人工智能的开发，推动大模型朝着更广泛应用的方向发展。

经济是一个不断变异和发展的生物系统

我在政治、安全以及经济领域都工作过，经常和大家讨论国际秩序、稳定和平衡。对此，我的看法是，经济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它可能更像一个动态系统，没有那么稳定，应该说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这个系统确实会受到冲击和危机的影响，但也会带来创造性破坏和新技术改变，我认为，经济行为不是简单的理性经济模型，而是反映了动机、情感、事件、文化、历史，当然还有技术变革的复杂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经济更像是不断变异和发展的生物系统。我把这个观点称为进化经济学。

当然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该想法的人。如果大家了解经济史的话，就会知道熊彼特谈论过创造性破坏思想，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谈论过危机对系统的影响，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写过关于非理性繁荣和叙事经济学的著作。

我给你们的建议是，从多方面思考经济学和不同的模式，并理解变化的本质。从进化经济学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避免“灭绝事件”，我们要帮助国际经济应对冲突和变化，要当心那些临界点，不仅要注意气候领域，还要注意经济系统，因为经济系统可能会突然被推到崩溃边缘。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中的缓冲区域非常重要。

我们还要思考信息在反馈循环中的作用。我认为这凸显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家机构的重要性。它们并不强大，但可以通过组织论坛共同商讨如何解决问题，促进国际合作，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也强调了系统性领导的必要性。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能力采取一致的行动。这些将是你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挑战。

你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和世界各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你们出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读于一流的大学，拥有才华横溢的教授和同事。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时代，但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化也可能带来危机，因为我们很难预测最后的发展方向。所以，我希望大家与不同国家的同行、同事以及同学互相交流，努力扩展视野，但要做出明智的选择。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做出贡献，使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十年更好地造福于所有国家的人民。

谢谢大家！

左：严 弘，高金金融学讲席教授、学术副院长、全球商界领军学者项目（GES）学术主任

右：罗伯特·佐利克，《论美国》作者、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

多边机构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能够提出解决方案。

严弘：佐利克先生，您刚刚的分享非常精彩。您从2000年开始或者说在过去25年间都一直在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经历了中美关系得到密切和加深的阶段。在那段时间，全球化还是一个热点话题，我们不断谈论全球化。您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在引领全球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经济发展也从世界全球化当中获益良多。现在全球趋势发生了改变，我们更要回顾历史，努力了解未来趋势。我想代表听众提一个问题：在当今分化的世界中，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世界银行或者世贸组织这样的多边机构是如何在保持重要性、相关性的同时平衡竞争性国家的利益的？

佐利克：我想先谈谈您刚刚提到的全球化问题。有很多人问我，全球化是不是已经消失了？是不是全球化已死？如果大家去想想气候、地方性流行病、生物安全、移民以及海洋的影响，你就知道全球化没有改变，但全球化治理确实正在分崩离析，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否还能继续下去？我们有没有国际能力来应对全球化？我并不赞成特朗普总统在一些问题上的“退群”行为。

您问到了多边机构，我想说多边机构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它们是中立的，主要起到探讨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刚才我在演讲中提到了经济失衡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它也导致了贸易赤字而不是贸易不公，我建议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尝试在美国、中国、德国、英国等具有特别提款权的国家采取行动。不是说我们要强制这些国家达成一致，而是说要让大家了解自己的经济体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体的状况，这样我们就能建立一个机制，给出更加稳定的预期。

第二个例子就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我在世界银行就职，希望能够通过加强全球国家的通力合作解决金融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基金，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最基本的生存和保障问题，同时也努力劝说印度等一些国家取消在农业方面的禁令或限制，禁令或限制对价格的影响是负面的。

还有贸易融资问题。当全球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银行监管机构会急于提高资本要求，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损害很大。我们世行的国际金融公司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组建了融资小组， 并与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的银行合作，去解决危机带来的问题。这些措施说明作为多边机构，我们要去了解全球的金融行业现状，敦促各个国家采取合适的行动。

我认为，多边主义并非“薄纱”，不会被轻易撕裂。但如果我们忽略它带来的可能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对我来说，市场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危机随时会发生。而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协调各国之间进行经济协作的做法仍然是有效的。这一点很重要。

作为肩负着重大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前瞻性地思考未来。

严弘：非常感谢您对多边主义的分享。我们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这种多边主义至关重要。您刚才强调了沟通和协作的重要性，人们相互交流可以交换信息；您还提到了协调的重要性，不同国家、不同机构和不同组织的协调事关重大。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领导力也很重要，正确的领导力能够帮助引领世界走出战争危机，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遗憾的是，目前全球似乎缺乏这种好的领导力。

您刚刚分享的观点十分引人入胜，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世界，理解多边机构处理全球问题的方式。顺便说一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将在上海设立一个区域研究中心。

佐利克：我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在新加坡和内罗毕都设立了区域中心。设立这些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区域问题。对于一些遭遇危机的国家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取经验，帮助它们进行重建和恢复。

严弘：没错，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多边机构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们也都知道后者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谈到中国经济，您经历了中国的改革过程，也看到了中国的改革成果，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2000年以来的经济刺激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应该为下一阶段提供启示，以帮助我们应对全球性的债务问题、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创新驱动增长等挑战。对此，您能否再补充一些建议？

佐利克：首先，让我们从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开始，那就是过去50年，中国经济进行了大规模转型，发展得如火如荼。你和我，还有许多年轻人都在目睹并经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非常惊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个正面影响是生产力的提高、产品价格的下降以及较低的通胀水平。我的建议是，即使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也要前瞻性地思考未来，因为事情总是周期性发展。我在演讲中提到过，我认为中国的体制是国家和市场相结合的，坦率地说，考虑到中国各省之间的差异，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并不会完全符合预期。比如说汇率。在东亚经济危机时期，各国对汇率非常担忧，而中国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这在上世纪90年代末是件好事。但在21世纪的头十年，汇率可能是错位的，在经贸方面出现的一些混乱不仅是因为市场开放，还因为存在汇率差异，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去进行调整。这些历史教训对当今世界仍有帮助。

现在我们结束了一个周期15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历程，中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缩，美国还在继续通胀，欧洲介于两者之间，日本则刚刚走出漫长的通缩历程，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预期，即未来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当中肩负起了很大的责任，而在质量、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方面仍需要努力，因此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用前瞻性思维看待未来。在《中国2030》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希望主张改革的专家和国家相关部门都能从未来的角度思考这些议题。

现在把这个问题与国际环境联系起来，特朗普总统对双边贸易逆差持批评态度，而经济学家不尽认同我的观点，也就是中国过高的储蓄率导致了双边贸易逆差。换句话说，我在超市买东西，超市不在我这里买东西。我不会通过晚上在超市工作抵消货款，而是试图到其它地方赚钱付账，这就是贸易逆差的本质。但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是我刚刚提到的经济失衡。我在想，中国有没有办法降低自身的消费储蓄的失衡水平，从而为全球平衡贡献力量？这种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此外，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在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既勤劳又充满智慧，他们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觉得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国人民的这种智慧，更多地利用民营企业的这些力量。

区域一体化是全球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帮助人们去适应变化。

严弘：是的。经历过许多困难，中国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存在短板，大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保护产权的重要性。

佐利克：公平地说，历史上发达国家遭受知识产权侵犯的事例不在少数，但中国现正成长为领袖角色，一定会看到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

严弘：是的，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了某些技术的领先地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将会有更多举措。实际上，在最近的政府报告里，李强总理也提到了这一点，他提到了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产品，也就是以知识产权作为底层资产的证券化产品。所以在我看来，首先需要具备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产品，然后才能将它的价值货币化。

佐利克：我很高兴您现在能够教授学生这些内容，证券是需要有资产支撑的。

严弘：没错，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您还举了一个关于超市的有趣例子。我觉得这实际上很好地反映了全球化，因为贸易关系不仅存在于您和超市之间，超市还会用赚到的钱从农民和其他生产商那里购买产品。它有完整的经济循环，也是全球系统的一部分。但现在，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全球化正在被区域化和基于价值的联盟重新定义，这让全球化的实现变得更难。我们应该如何在避免零和博弈的同时培育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体系，从而实现共同繁荣？特别是还有不平等这个重要的问题，全球化会减少不平等还是会加剧不平等呢？

佐利克：每个国家和每个地区的情况通常会不一样。中国拥抱全球化这一举动让数亿人脱贫，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随着发展中国也会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这样就可以扩大经济。我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举例。我一直在努力促进北美一体化，尤其是和墨西哥的一体化，因为墨西哥和加拿大能强大起来对美国更有好处。我们可以把整个大陆视为一个一体化的经济体，而不是壁垒。在墨西哥的进口额中，每一美金当中有0.8美金来自美国，如果墨西哥经济增长，就能从美国进口更多，同时美国也能以比较便宜的价格购买更多产品。这是一种双赢。

可惜零和博弈也是一种保护主义。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向美国出售产品，就会减少美国的就业机会，事实上，它只是取代了一些生产，但美国的资源会流向其他生产，在比较优势下，这些生产效率更高、工资也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准确地理解区域化。我认为区域一体化会自然而然发生，但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区域一体化是全球系统的一部分。当我们谈到供应链的时候，我认为一个国家完全自给自足，或者说一个地区完全自给自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供应链的发展可以带来更强的韧性。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希望只依赖一个供应商，但有替代方案固然是一件好事，但确实可能会增加系统的成本。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了解到现实并不那么理想，涉及信息数据等方面的内容是敏感的政治话题。

我想告诉大家，经济贸易和金融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会不断变化，这是无法阻止的。但合理的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引导这些系统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还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我们都必须帮助人们去适应变化，因为变化发生得非常快，很多人会因为适应力不够强、竞争力不够强而失去工作，他们会很害怕。比如在较高收入的国家，他们会担心移民抢占工作岗位。比如在中国，一个城镇依赖一家工厂，如果工厂倒闭了，城镇的稳定就会受到巨大影响。所以坦率来说，这不仅对在座的各位很重要，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也很重要。

从历史上看，农业劳动力继制造业之后将向服务业转移。

严弘：您刚刚提到了全球贸易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构建的，这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的优点是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率。但我认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对失业工人进行再培训，因为对于特定地区的特定行业来说，那些曾经的从业者必须接受培训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佐利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在1900年左右，大约有40%的美国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现在这个比例大约在1%~2%，但是产量高出当时的三倍，这就是生产力提高的影响。这些农村劳动力去哪了呢？一开始他们进入了制造业，但现在我们看到制造业的劳动力也只占到了9%或10%。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美国的制造业生产力其实远超德国、日本、韩国和印度。中国制造业规模第一，但美国制造业附加值更高，所以工人的报酬也更高。随着收入的增加、物质的满足，人们会在娱乐等其他服务上投入更多。这些劳动力自然也流向了服务业。改变是困难的，中国可能也面临这些挑战，比如，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结婚率和出生率大幅降低，我想中国需要更好的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才能鼓励人们建立家庭、养育孩子。

人工智能等技术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是健康的，但也要看到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

严弘：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国从全球化当中获益良多，特别是在减贫方面。这也是关于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一个经验教训。但在美国等其他国家，我们看到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因为一些人没能从中受益，不平等的指标也在恶化。而随着技术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人类的许多工作将被机器人和智能程序取代，人们担忧这有利于华尔街、股东和富人，还会加剧不平等，我想请问，政策制定者要如何确保技术的进步可以减少而不是加剧不平等，不仅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还包括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之间的不平等？

佐利克：好的，我先整体讲一下，然后再专门讲一下发展中国家。我觉得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生命科学、量子物理等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可能性，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些创新的优势所在。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它可能存在一种通用的技术，就像蒸汽、电力和电脑一样为我们的经济带来生产力和效率的提升。此外，人工智能可能会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存在，我看到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来提质增效，例如在客服、合规、人货场匹配等领域。我们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赋予人类更强的生产力和能力，而不是进行简单的迭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很快，我们很难去预测它的未来究竟会如何，DeepSeek的诞生就说明了这一点。它让我们以更加廉价的方式优化功能、扩大应用场景。我认为这种赋能的技术是一个锚点，能够帮助我们不断去适应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过程。也许它对现有的业务模式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但这种颠覆性也是健康的，我们将看到更多的竞争和不同的想法，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也会吸引大型资本涌入。

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发展中国家应该设法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造福人民，尤其是在医疗等行业。在近几百年里，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可能非常痛苦，但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益处，比如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好等等。我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持积极态度。但我们也要看到技术的危险性。

严弘：是的，工业革命初期，人们也在问生产率到底增长了多少？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周期。现在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声称他们还没有看到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生产力爆发，但正如您所说的，10年后一切都会颠覆。

佐利克：作为贸易代表，我相信开放市场，这也是我面临的挑战之一。人们会问我们会不会在医疗、铝或其他行业失去就业机会，而我很难给出答案，可回到2000年，我也不知道苹果手机会创造出一系列全新的工作岗位。创新的本质就是无法预见。

严弘：没错。还有DeepSeek的出现，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人工智能民主化的概念，因为它是开源技术，为很多人所用，而不是局限在少数特权阶层。

佐利克：所以我认为它也迫使我们反思。开源系统的危险在于它们可能会落入坏人手中。在中美摩擦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尤显重要。我希望能够促成一些安全机构参与的讨论。我们不能遏制创新，但要看到它可能带来的风险。

中国的技术创新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

严弘：是的，我希望各方都能真正参与到这一非常重要的对话中来。刚才我们谈到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现在很多新兴经济体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债务危机、通货膨胀，还有货币波动等等。作为世界银行前行长，在您看来世界银行等国际贷款机构可以采用哪些创新机制防止这种连锁违约的情况发生，并推进长期的发展？

佐利克：我认为需要综合考虑。世界银行设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利率极低，可以提供长期借贷。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些资金应该起到什么样的用途。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有些敏感，因为中国提供了大量贷款。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向拉丁美洲提供了大量贷款。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不能只是将贷款展期。你必须承受风险。如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拒绝帮助，中国的这些贷款机构就可能遇到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为此创建一个债务可持续框架，我想中国已经为一些非洲国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不幸的是这些债务仍在扩大，问题在于这些债务的信息是不透明的，我认为它们应该进一步加强这些多边机构的信心，同时保持市场的开放性，而多边机构在支持这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也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例如，对于一个比较贫困的、依赖农业发展的国家，我们可以支持增加碳的吸收，防止森林过度砍伐，同时促进农业发展。我觉得在气候变化方面，需要技术创新，这一点中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风能、电能和太阳能方面，中国的技术创新让我们大幅降低了成本。发达国家如果不帮助这些最贫穷的国家发展，那就应该接纳更多的移民，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两国能够重新保持合作的关系，互利共赢。

中美合作不仅对两国有益，更有利于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严弘：是的，讲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领导人拥有更长远的眼光。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机构领导者，您帮助世界度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您看见过当时各国领导人团结的场面，比如说G20，之后人们还乐观地认为G20能够应对全球挑战，但现在它变成了一种幻想。在您看来，有哪些重要的领导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国际性的危机，解决这些互相关联的挑战，比如说新冠疫情、气候问题等？

佐利克：这些都是全球性的挑战。我通常会把国家利益看作一种系统性的利益，比如说美国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发展，自身也能获得益处，当然特朗普总统可能不是这么想的。这会导致未来不同的发展路径。特朗普会征收关税、提高成本，让人们不安，这个政策并不明智。特朗普总统是交易型的政客，但我喜欢用系统性思维来想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拥有非常有远见的领导人，未来的发展可能要看这两国领导人能否达成一些一致意见。

特朗普比较关心毒品、非法移民，还有贸易失衡的问题，而我比较关注一些基本面的问题。但至少我们看到了他在解决俄乌冲突方面所做的努力。作为前政策官员，我非常务实，所以我的建议是利用现在的情况避免冲突等不良事件，看看能否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就像一个媒介，最后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各国领导者。

严弘：历史总是循环往复，目前中美关系在科技领域等方面似乎更像竞争对手，在气候等另一些方面，也许两国之间存在一些共识，但随着特朗普总统上台，这些共识似乎也将消散。考虑到我们面临的情况，您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能否至少在某一些层面发挥作用，帮助我们寻找到一条问题更少、更加和平的道路？

佐利克：希望如此。中美两国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如果它们没有办法良好相处的话，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中国发展非常迅速，也很强大。有时候我在处理政策问题的时候，感觉中国同事仍然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于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中国已经非常强大了。我理解这一点，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中国发生了巨变，当然中国仍然有很多贫困群体需要帮助。但特朗普总统认为，现在这些经济条款对美国的知识产权不公平，所以他希望能够重新谈判这些问题，此外在南海安全等问题上中美两国也存在不同看法。

中国现在的网络基础设施已经超过美国。这些强大的表现可能会带来一些恐惧，让别人认为是一种威胁，但在我个人看来并非如此。我与中国合作了很长时间，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大部分时候关注的都是如何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同时维持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外交上不同国家产生抗拒和反对的情绪是正常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所有国家都需要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人和他国。

严弘：中美两国相互理解非常重要，相互交流也非常重要。这又回到了您刚才提到的沟通协调问题。

佐利克：这也是我想对在座各位同学说的话。你们是中国的未来，要引领中国走向世界。在学习金融经济学的时候，也抽点时间了解国际体系，这对你们的未来非常重要。有时候这种交流不一定会让双方都很快乐，但一定能拓宽视野，让双方有更好的理解。

严弘：我在美国教学的时候组织MBA学生到中国进行游学，他们都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现在许多中国学生也都出国留学。我们鼓励学生出国学习交流，建立自己对于世界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别人对于世界的看法。

佐利克：以我的个人经验为例。1980年，我到香港生活了一段时间，让我对中国形成了全新的看法。这段时间短暂，但非常重要。

良好的反馈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利用民营资本

严弘：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之前讨论了气候挑战和气候问题，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反对者在争论气候问题是否真正存在。在您看来，公私合作应该如何大规模地调动资金用于绿色转型呢？您也提到了美国应该允许中国生产的太阳能板进入美国市场，以减少成本，由于科技可以降低能源转型的成本，它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这不仅仅是民营资本的任务，还需要公共的投资，所以公司合作方面要如何去推动呢？

佐利克：我想技术变革非常重要，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成本曲线的下降幅度比人们预期的要快很多，但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些替代性能源并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印度要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可能就要使用液化天然气进行过渡……

严弘：也许可以使用核能。

佐利克：没错，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核能。当今能源转型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传输问题。比如说德国北部风能丰富，南部太阳能丰富，但你无法将它100%转移到其他地方，那是否可以建造小型核反应堆作为解决方法呢？这些小规模、碎片化的核能发电不会引起核扩散问题。现在民营资本已经快速进入替代能源领域，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参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碳市场中吸收发展中国家进行碳交易，将碳作为资源来利用是一件好事。我们必须要设计一个能够收到反馈的机制，以更好地利用私营资本，并在机制方面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市场行为有时候是非理性的，甚至会出现一些群体效应，所以我建议在座的各位同学也要学会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一些思考，这样做非常有益。

严弘：我很高兴您刚才谈到了碳市场的问题，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也开发了自己的碳市场，虽然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正在向前发展。去年12月，高金可持续投资研究中心发布了《2024年中国碳市场体系研究报告》，我们正把它翻译成英文。

佐利克：太棒了。碳市场的部分问题在于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透明度。坦率地说，我经常想知道世界银行是否可以帮助制定这方面的标准，而这也是中国经验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严弘：时间飞逝，我们已经聊了1个多小时。非常感谢您的精彩演讲和深刻洞见。谢谢！

佐利克：谢谢在座的各位！你们对中国的未来很重要，对世界的未来也很重要。希望我与严院长的对谈能帮助你们认识到你们是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也希望你们为这份伟大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严弘：谢谢佐利克，很高兴我们有机会目睹一位世界级领袖的风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