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红特色团支部

将军百战多，青史留英名

本期的《我来给你讲故事》栏目

一起追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

廖汉生的故事

廖汉生（1911.11—2006.10），土家族，湖南省桑植县人，人民军队著名将领。战争年代，他历任湖北鹤峰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红二军团六师政委、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政委，新四军襄南军分区政委，并任晋绥野战军一纵队政委、一野第一军政委等职；和平年代，他曾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国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9月，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他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逆境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1年11月14日，农历辛亥年九月二十四，廖汉生就出生在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廖茂才是十里八乡有着一定进步思想的农民。当时，辛亥革命刚刚爆发，受此影响父亲给他取名“汉生”，就是希望他胸怀家国、心忧天下。

在父亲的影响下，早年，廖汉生上过几年地方私塾。1925年春，还不满14岁的廖汉生，在贺龙的帮助下，来到常德，在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继续学习。在这里，他不仅学习知识、开阔眼界，还接触到一批进步青年，新思想开始萌芽。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红四军在桑植、鹤峰一带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回乡后的廖汉生在贺龙的带领下很快投身革命，并负责在长瑞乡，也就是现在的桥自弯镇一带，组织农民协会，随后他又被推选为桑植县苏维埃代表。

1933年夏，贺龙把廖汉生调到军部，任书记员。当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苏区，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开展“围剿”。谷志标、贺炳炎、宋盘铭等一大批革命者被关押甚至遭到迫害。廖汉生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也看到一大批革命者为追求真理，为解放劳苦大众前赴后继。革命形势更加严峻，苏区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政治机关也被迫撤销，数万人的红二军团锐减至三千人，改组为红三军。失去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保障，红三军岌岌可危，根据地危在旦夕。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廖汉生毅然选择跟着贺龙干革命。在一次次反“围剿”、反“肃反”的残酷斗争中，廖汉生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革命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定。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百姓谋幸福的政党，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真正革命的队伍。他立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革命正遭遇逆流，进入低潮，党的建设和发展面临前所未有困境。苏区党组织亟需重建，还没有入党的廖汉生积极投身党的工作，同时也接受了党的考验，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3年7月，部队转战鄂西，经贺龙、关关向应介绍，廖汉生在湖北建始县的一个小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廖汉生的入党介绍人:

关向应说：“廖汉生一直在贺英大姐的队伍里，经过长期游击斗争和敌后斗争的考验，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现在，党和红军处在最困难的时候，正需要这样的同志加入党组织。”就这样，廖汉生成了红三军“肃反”后发展的第一名党员，也是我党在逆境中吸纳党员的优秀代表。入党后的廖汉生更加积极投身党的工作，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他就从军部书记员成长为红三军第9师政治委员，年仅23岁。

从延安到襄南

搞好“新”“老”干部团结

1944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抽调大批兵力向粤汉等铁路线进攻，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在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民党军“一溃再溃”，连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辽阔区域。

在如此形势下，为了推进对日战略反攻，中共中央提出了“敌人攻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的战略决策：决定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跟在南侵日军后面，挺进湘粤边界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同时，由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提出新四军缺少干部，要求调派大批干部支援，中共中央又决定组织干部大队随军南下，补充到新四军第五师中去。

1944年11月初，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1945年1月底，到达湖北境内大悟山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来到襄南后，按照第五师首长的命令和鄂豫边区党委的决定，贺炳炎担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担任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原司令员吴世安、原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方正平调回大悟山，另行安排。第五干部大队人员也都充实到军分区机关、部队和各县指挥部去。至此，第五干部大队正式加入新四军的行列。

襄南的干部来源广：有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也有四面八方的外来干部；有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也有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的“老”干部；有根据地自己培养的工农干部，也有从敌占区和大后方武汉、宜昌、重庆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而分区和各县主要领导干部则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开创根据地的第五师干部；一部分是受命于发展的南下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亲疏关系和“山头”问题，是搞好党内和干部队伍内团结的关键。廖汉生深感责任更重，律己更严，思虑更周。

他在工作中要求自己：一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切实结合襄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二是紧紧团结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老老实实地向当地原有干部学习，向身边的同志学习，向襄南的父老兄弟学习，吸收经验，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聪明才智，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三是冷静克制自己，他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着急躁冲动的毛病，现在到了新的地区，当了最高领导，就不能再由着自己的性子了，于是采取强行克制的办法，同时注意方式方法，提高思想修养。

对于南下干部、本地干部，廖汉生一碗水端平，持论中肯：

我们南下干部多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干部，而襄南原有干部多是在党政群系统工作的地方干部。我们初到襄南，自然是“新”干部；襄南本地干部，自然是“老”干部。因此，我们要搞好军地干部团结、“新”“老”干部团结。我们要充分认识党中央指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党，反过来，党要领导军队”这个道理，一方面充分肯定军队干部功劳；一方面自觉服从党的领导，充分尊重地方干部，服从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党委领导。

由于廖汉生以身作则，全体同志紧密团结，襄南党组织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力的战斗集体，并且把广大军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从而为襄南地区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廖汉生把毕生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他入党73年，在党73年，为党和人民殚精竭虑73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赤胆忠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革命业绩必将永载史册、激励后人。

来源 |百度百科、共产党员网

编辑：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