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5日，国庆前夕，是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

140年前，一个名叫周樟寿的男婴在浙江绍兴出生，他后来更名为周树人，并以鲁迅的笔名在中国文坛叱咤风云，险些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他刮起的思想新风，席卷了一个时代。在他死后的灵柩上，披着“民族魂”三字。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且抛开那个领导中国文坛的鲁迅，那个写“两棵枣树”的鲁迅，来讲讲鲁迅和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事。

鲁迅先生为现代网络文学贡献出的热梗的其中之一

毛鲁之缘

对于研究鲁迅和延安的学者来说，共同困扰他们的一个问题是：

“鲁迅究竟送了几只火腿给毛泽东？”

两位伟人之间的神交确实令人费解——无论怎么看，火腿似乎都不是一个能与政党领袖和文坛巨擘联系在一起的语汇。尽管这听上去有些令人忍俊不禁，但历史上确有其事。据鲁迅好友冯雪峰言，火腿是由他在1936年9月下旬送到延安的。彼时红军刚刚从长征中缓过神来，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正处于艰难的休养期。鲁迅以这样淳朴的方式带来他的问候，其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牵挂可见一斑。

“火腿外交”背后，是两个在不同领域奋斗的战士之间惺惺相惜的认同感。

早在1918年，时年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时就曾专程前往八道湾拜访鲁迅，可惜的是鲁迅不在家，只见到弟弟周作人。对于《新青年》忠实拥趸的进步青年毛泽东而言，他或许尝到了早期“追星失败”的苦涩。但他对鲁迅深刻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批判武器的学习，从来不曾停下脚步：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到封建礼教“吃人”的现状，而毛泽东则将封建压迫概括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新文化运动伊始，鲁迅便高举“改造国民性”的大旗，毛泽东在湖南参与创办新民学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建党先声，也以“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狂人日记》里“吃人”的封建制度（画风相当暗黑）

有趣的是，不光在中国社会文化这一层上两人有着共鸣，在面对外界的批判时，两人的处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国民革命失败后，当时的革命文学界一度批判鲁迅成风，其中以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言辞最为激烈，给鲁迅扣上了“二重反革命”“封建余孽”的帽子，骂的相当难听。鲁迅还是精明，深知自己嘴上功夫比不过别人，于是在一系列唾沫星子满天飞的骂战过后，写了《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批评了“某些”革命文学者在“革命”“文学”之间摆荡、革命立场不彻底的特点。（郭沫若：你报我身份证号得了）后来毛泽东在多年后评价这段公案，直言“创造社不那么高明”。这可能有对鲁迅的偏袒和维护，但更多的或许也是回忆起自己以《反对本本主义》批判红军内部教条主义的往事。

鲁迅郭沫若罕见同“框”

是的，正是这种种经历的重合，让两人常常“隔空喊话”。今天是鲁迅夸赞毛泽东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的战绩，明天是毛泽东将鲁迅评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圣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鲁迅在《亥年残秋偶作》挥毫写下“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纵然国统区万马齐喑，那样“阒寂”，但依然有共产党这样的“星斗”在闪耀，颇有些迷弟为偶像打call的既视感。他更是去电毛泽东，直言：“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寄托在你们身上。”给共产党极大的声援。因此，毛泽东评价鲁迅“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相当贴切。

社会进化论的蓬勃与式微

但是，所谓“老马也是有小马的时候”，青年时期的鲁迅思想起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更不是唯物辩证法。在《鲁迅全集》中，第一篇文集是《坟》，而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叫《人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发表于1907年。那时候鲁迅甚至还不叫鲁迅，而是以“令飞”的笔名发表的，可见其年代之久远。

“进化之说，佌灼于希腊智者德黎，至达尔文而大定。德之黑格尔者，犹赫胥黎然，亦近世达尔文说之讴歌者也。”

这是《人之历史》的第一句话，出现了达尔文、进化论等我们熟悉的名词。进化论我们都学过，这是生物学上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生物的进化是由自然选择决定的，这个学说被恩格斯誉为“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有决定作用”。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阐释的正是达尔文的思想，这本书被严复引入中国后，有了一个更出名的名字——《天演论》（1897年）。严复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引申为社会学上的“自强保种”，这就是严复的“社会进化论”，至今仍在各大省市的历史考卷中折磨数以万计的考生。

选自2013年上海市高考试卷

早在南京求学时期，鲁迅就接触了这一思想：既然有机生命之间的武断界线已经被祓除，那么发展人的科学也该自然而然地蓬勃起来；既然没有分离的种、只有一条不间断的生命之流，那中国人必然能够通过努力，赶上列强发展的脚步——鲁迅是这样笃信的。从《人之历史》里，我们能够清晰看到鲁迅沿着严复的“社达”一步步探索至挽救革新旧社会、旧中国方法的脉络。鲁迅早期进化论者的形象便这样确立起来了，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揭示了这一具体方法，即“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在鲁迅的小说形象中，我们也能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子。《狂人日记》中那声声不断的呐喊“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为什么是孩子？是因为孩子是新的、是充满朝气的，是最具备“进化”潜质的。《药》批判民众的麻木不仁，是鲁迅意识到民众觉醒的重要性，此乃“进化”的前提。这些恰是进化论的体现。然而《药》却忽略了民众的真诚、善良，反映了这个时候鲁迅的个人主义倾向。

出于实践的困难或者是男人喜新厌旧的本性，很快，鲁迅就意识到了进化论的局限性。作为一个生物学的舶来概念，用它来观察中国社会，并不能深刻剖析社会中存在的基本矛盾、也无法解决中国革命基本力量的重大问题。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中称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琐忆》中坦言“进化论牵制过我”，可见伴随中国社会问题日趋深重和实际实践过程中的屡屡碰壁，鲁迅进化论的立场已经出现了动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告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彻底失败。这一事件彻底轰毁了鲁迅对进化论的信念。在《三闲集·序言》中鲁迅写道:“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被背刺的阵痛，让鲁迅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学说，转而追索其他救国的途径。

成为无产阶级斗士

前面提到《药》实际上或多或少反映出鲁迅的个人主义倾向，其实在不久以后的《一件小事》中，善于自我剖析、批评、反思的鲁迅就开始认识到了普通劳动者正直、善良的品质，这也被认为是鲁迅后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先导。

在政变后，鲁迅认清“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这标志着鲁迅从进化论者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老马”的时代到来了。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最初目的是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民党争夺舆论阵地，也就是俗称的“刷脸熟”。在这个时期，鲁迅的思想趋于成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后，理论武器也更为锐利，这都使他的杂文更具战斗性了。例如《拿来主义》大骂国民政府的投降主义，直言这都是“送去主义”，并鼓舞人们“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振聋发聩。

«鲁迅在“左联”大会上讲话»（油画 陈逸飞）

1936年，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是某种政治上的因素，左联解散。但在这六年内，鲁迅和左联已经为共产主义思想创造了极大同情，也极广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将中国的大部分作家都带入正确路线。鲁迅的事业成功了。

结语

1936年10月，左联解散不过数月，鲁迅病逝。

毛泽东为了纪念他，在中央苏区设鲁迅图书馆、纪念碑，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对鲁迅进行国葬。

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无产阶级革命也早已获得胜利。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涌现，掷地有声地说出“强国有我”。我们应该铭记：这不是社会进化论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像鲁迅一样以笔、以枪的革命家前赴后继的努力。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结尾，鲁迅写了一句很马克思的话：

“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不断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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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吴宇航

编辑｜刘佳奕

责编｜沈意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