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论坛”成功举办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21-07-31 13:26 浏览量: 5602

7月4日，我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论坛——大变局下的中国政治学”学术研讨会。本届论坛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与世界政治研究跨学科交叉平台协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西北大学等高校相关院系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相关机构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蒲国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分别致辞。

杨光斌教授表示，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之间享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通过两校合作，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作出实质性贡献。苏长和教授表示，当前世界知识格局面临巨大变动，希望更多的政治学人、外交学人参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吴心伯教授表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论坛”是南北两校之间的学术交流机制，为青年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平台，对于中国政治学完善知识体系、形成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主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会议上午是“两校政治学科高端对话”，共分为两节，第一节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从特殊到一般：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世界转化与传播的若干问题》。苏长和教授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亟需纠正政治不自信的情况，然后明晰知识体系对话的三种模式，最后结合中国政治学发展特点及知识对话模式，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工作重点从“特殊”转化为“一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杨光斌教授认为，世界政治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世界政治研究经历了两大时期，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设立“一系一所”后，新中国世界政治学科开始建制发展；1980年以来随着中国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主流范式的转换，世界政治研究出现理论取向的趋势，同时也导致区域国别研究的缺位。因此，我们应找回世界政治研究，重新建设世界政治学，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深化世界政治学学科建制发展，努力开拓新的研究单元，把握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并重新塑造史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政党研究的范式转换与议题重置》。郭定平教授指出，范式危机将驱动范式转换。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政党政治面临的功能退化、组织衰败、认同危机及民主危机，导致西方传统政党政治研究的理论范式陷入危机。由于受西方研究影响，中国政党研究也面临局限。为应对政党政治的范式转换问题，一是应结合政党研究与治理研究，重新定义政党与政党制度，二是要开拓治理型政党的新视角，三是要重置政党研究议程，发展治理型政党研究的新议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姚中秋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构建能动者政治学》。姚中秋教授认为，虽然国内社会科学中不乏能动者研究，但政治学研究较少关注高层政治。他认为历史政治学倡导通过主体能动性解释结构、现象与趋势，当代党政干部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有显著的连续性，通过士大夫研究理解当代干部行为是能动者政治学的一次尝试。士大夫—干部研究可以促进对中国古今政治发展的理解，并加强对西方政治两分研究的理论反思。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贤兴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国际公共政策：一个新的概念和知识体系》。唐贤兴教授认为，国际公共政策早期发轫于公共卫生治理领域，冷战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国际公共政策正式成为一种新的政策现象。当前，学界尚未对国际公共政策的内涵进行明确定义，无论在教学上还是研究中，国际公共政策仍然缺乏足够关注。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治理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之间的学科合作，可能是国际公共政策发展的突破方向。

第二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重新认识美国》。吴心伯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美国。一方面，美国国内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严重萎缩，社会融合开始走向社会分裂，政党政治越发复杂并出现机能障碍，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程度及自身的国家荣誉感严重下降。另一方面，美国霸权加快衰落，逐步凸显出内向性的特点，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性正在上升。内外叠加的变化导致美国维护霸权的取向更为突出，国际秩序步入动荡多变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如何认识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黄大慧教授认为，2010年是日本国内对华认知开始恶化的重要节点，自此以后，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取代“中国机遇论”占据了话语主流。未来中日关系并不乐观，日本当下仍将继续制衡为主、对冲为辅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日本可能会更加靠近美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潘忠岐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传统文化与新中国的外交理念》。潘忠岐教授认为，应重视传统文化在新中国的外交理念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资源我们可以利用，然而困难在于学界无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有机结合。要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我们应在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与西方学者的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晓河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略论新中国外交史研究》。他认为，目前新中国外交史研究面临一系列挑战：第一，定量研究占据主位，定性研究方法受到歧视。第二，受到“中国中心主义”的指责；第三，视野相对狭窄，碎片化问题突出，外交史研究存在诸多研究空白。第四，可供研究的档案材料稀缺。成晓河副教授认为，应对上述挑战需要保持价值中立，并鼓励国际发表产生国际影响，接受国际同行的检验。最后将外交史研究提升到理论高度，填补研究空白，再进一步细化。

下午分为“新时空视野下的中国政治与比较政治”、“新时空视野下的政治理论与学科话语”、“国际形势与地区热点”和“两个百年与中国外交”四个分会场。

分会场一“新时空视野下的中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的第一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韩冬临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熊易寒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平台型数字政府：“一网统管”可以实现协同治理吗？》。熊易寒教授认为，平台型数字政府是嵌入到办公厅组织体系中的虚体，使得部门职能为中心转变为事件处置为中心，能够以高效处置事件为中心的新兴跨部门协同，它可以有效降低跨部门合作的交易成本，打破行政边界，迅速调动资源。但是现实运作中会出现应急指挥中心应该设立在哪里、职能划分怎样定位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石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分配公正”是研究中国政治的重要理论基础》。李石教授认为，分配公正研究长期局限于哲学界，没有能够引起中国政治学者的足够重视，学术界应该将分配公正研究作为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李石教授认为，分配公正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与社会分配相关的制度进行规定，当代分配公正学说不仅对所有权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薪酬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的具体规定，分配公正研究还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左才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约束、信息与激励：府际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左才副教授关注的是近年来政治制度的调整对当代中国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的影响，她从政治制度视角探讨府际关系的纵向变化，即政治性约束加强，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监督能力提升，导致传统的激励机制失效以及政府间博弈场所的变化。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平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房地产税能否调节收入分配？——基于收入差距和价值捕获的再分配效应分析》。张平副教授从房地产税改革的背景出发，讨论了房地产税能否调节收入分配这一问题。他指出，由于收入的限制，低税率房地产税对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效应较弱。从不同收入分层看，某些情况下房地产税对收入分配有逆向调节作用。此外，房产的价值捕获功能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均很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叶澄海讲席教授吕杰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式的民粹？》吕杰教授认为，中国民粹主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于民粹的定义并不明确，二是对于同样主题与方式的讨论得出的结论相反，三是绝大部分的研究呈现在宏观层面，而微观层面的研究很少。中国的民粹主义情绪短期可能会获利，但是长期会有问题：一方面，民粹主义情绪与贤能政治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民粹主义上涨，对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要求提高，如果资源与能力出现了瓶颈，那么对于政府的治理是有抑制作用的。

在发言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得勇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赵剑治副教授对各位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各发言人也作出相应回应。

第二节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熊易寒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张春满的发言题目为《国外政党政治研究的六大支柱性议题与政党治理的范式超越》。张春满博士认为，国外政党政治研究的六大议题为政党卡特尔化、政党制度化、政党极端化、政党信息化、政党与欧洲一体化及政党与民主化，这些研究存在“政党治理的缺失”，它们重点关注政党能不能上台，而不关注上台之后政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以及政党治理本身的问题，因此政党治理研究会成为一种新的范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赵剑治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对外援助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研究：基于美国和日本案例的QCA分析》。赵剑治副教授认为，OECD-DAC国家的对外援助在二战后逐步走向多元化、制度化，社会组织在国际援助和合作上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成为国家对外援助的助手，保障了对外援助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日本和美国的援助理念和模式差异较大，日本走的是低投入、专业化的道路，美国走的是多投入、多合作方的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得勇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软实力与国家形象的心理分析》。马得勇教授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网民调查数据的分析，考察了民众对他国国家印象形成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他通过对丛林法则、集体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分析发现，民众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与评价存在明显的“匹配效应”，美国民众的中国国家形象形成原因更为分化和复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韩冬临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欧民众美好生活感知比较：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分析》。韩冬临教授通过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物质的供给）这三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第七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发现中欧民众的美好生活感知处于较高水平，安全感低于幸福感与获得感。中国民众的美好生活感知高于欧洲，安全感低于欧洲。研究发现，国别差异显著存在，且在不同维度乃至指标层面可能有着不同体现，影响各指标的微观要素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差异。

发言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叶澄海讲席教授吕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左才副教授对各位发言人的分享进行了点评，各发言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分会场二“新时空视野下的政治理论与学科话语”的第一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林红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春成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构建对话式探寻性公共伦理课程知识体系》。李春成教授对公共伦理课程的教学目标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课程知识体系构建分为的知识领域、知识基础和知识定位三个方面。公共伦理教材应有其逻辑中轴或主线，目前国内模拟行政伦理的教程有简单化的嫌疑。未来应该构建一种可用的公共伦理课程知识体系框架，在知识主轴、知识定位和教学目标上作出新的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大国礼法：国家治理传统的原理性再思》。任锋教授从衰世和乱世探讨转型时代的治乱兴衰，他认为国家治理传统中的礼法秩序可概括为易简性，这种易简性于当下的国家治理体系是紧密相关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深入到传统治理秩序，涉及到不同国家体系建立的问题。中国为何是易简之道，而西方却相对繁杂，这涉及到一些大一统、家国关系、士人政府、礼法秩序、四民社会、农本民本等诸多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家刚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协商民主话语建构的路径选择》。陈家刚教授认为，中国发挥协商民主特色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其在实际表达的各种情境中缺乏明细的边界。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政治上谈协商民主时，除了一般性的诸如土地参与、科学决策之类的话题，重点不够突出。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现实当中需要有一个话语表述的构建，需要重视政治和学术两个维度对于实践产生的双重传递性的影响。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讲师任崇彬的发言题目为《现代语境下的《论语》解读：问题与方法》。任崇彬博士认为，从《论语》的文本来讲，应注重《论语》的历史情境和文本含义之间的关系，没有必要过度牵涉现代价值。应厘清文本的影响史和解释史之间的关系，一个文本在历史中会产生很多重要的解释，我们有必要整理它在学术史、解释史上的发展。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典型文化思想要强调多学科的综合、跨学科的方法。

第二节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春成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广生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传统“仁政”理论的现代价值》。张广生教授认为，孟子文明论的理论语境是中国天下的体系，跟我们当代的列国体系是不一样的。孟子认为，仁和义都从心性内部所出，这种谈法也有中国独特文明论的特色。孟子所谓对“性”的理解与荀子是不一样的，孟子以情絜情的讲法更是援儒的看法。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谈火生的发言题目为《中的协商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谈火生副教授认为，思想史研究本身应当呈现当代关怀，而不是以纯粹传统经学的路径去做研究；协商思想应该从协商民主本身研究入手，要大力发掘实践传统和思想传统。在将兑之文本辨析之后，谈火生教授分析了协商的原则与方法、功能和作用，并分析了《兑卦》对当代协商民主的启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朱小略的发言题目为《在人文与科学之间：近代中国外交学的内在紧张及其出路》。朱小略博士认为，外交史与外交学在基本假设上存在分歧：一方面，外交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姻亲关系决定了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国外交学的历史任务的矛盾；另一方面，外交学的理论框架决定了外交学的发展方向。因此，外交学应进行自我审视，回到历史与重构历史，重视史观的纠偏与史料的扩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黄晨与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卫知唤的发言题目为《规范与经验的两难：国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危机与出路》。黄晨博士和卫知唤博士探讨了国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危机，主要有四种价值危机，即伪装成研究的思想介绍存在着研究价值缺乏的特点；研究价值混乱，体现为对某思想家的“一种解”；用某一类概念虚构出一种“思想史”；以思想史考证替代政治史研究。对此，两位老师认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价值标准应为“真实”或“应当”。

分会场三“国际形势与地区热点”的第一节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林民旺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美技术竞争：脱钩还是缠斗？》。李巍教授认为，中美在一般性领域脱钩是很困难的，但是两国在技术领域脱钩明显。中美在经济领域爆发了三场战争：告一段落的关税战，处于战争边缘的金融战，决战状态的技术战。中美技术战主要集中于芯片与系统、新能源汽车和民航工业领域。李巍教授认为，中美技术战是对中国崛起的全面检验，观察技术竞争的几个关键风向标主要有：中国商飞能否成功崛起，华为能否屹立不倒，宁德时代能否异军突起，特斯拉能否带动中国电动汽车供应链的崛起，中芯国际能否实现芯片突围。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赵明昊的发言题目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缘何失败》。赵明昊研究员认为，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在安全重建上，美国兵力不足，阿富汗国内暴力和冲突频发，国内治理能力低下；在政治重建方面，阿富汗从未建立真正的中央集权体制，族群复杂，缺乏国家意识；在经济重建上，美国在阿富汗经济重建方面投入非常有限，而且经济援助只为军事目标服务，重视城市忽视农村，是典型的“驻军经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杰进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美博弈与新兴领域国际制度变革》。朱杰进教授关注的是中美博弈背景下中国在新兴领域的国际制度变革问题。朱杰进教授是否制定新规则及是否重新解释旧规则划分了替代型路径、叠加型路径、转换型路径和规避型路径四种改革路径，然后提出了霸权国的网络性权利和国际制度弹性两个自变量，提出了相应的分析框架。他认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需要灵活运用四种改革路径，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改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张楚楚的发言题目为《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中东国家的对冲外交》。张楚楚博士讨论的是在中美战略竞争下中东国家的对冲外交政策。近年来阿联酋、伊拉克、苏丹、摩洛哥等国传统上采取的对美追随战略转为对冲战略，这些中小国家将经济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追求是这一战略转向的主要原因，这反映了三个主要趋势：中东国家的民族建构进入新的阶段，由阿拉伯民族主义转为国家民族主义意识；这些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更多考虑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很多中东中小国家的战略意识与战略自主性提升，不愿充当大国的代理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唐健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时间维度》。唐健副教授从时间维度分析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他认为，未来10-15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时期，美国试图将中国引入对美国有利的互动节奏和领域。由于两国叙事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中国缺乏斗争经验，西方的权力政治认识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更能形成共振，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加剧。因此，中国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需要充分利用国际体系中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尽量为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资博士后刘露馨的发言题目为《大国竞争与美国科技战略的变革》。刘露馨博士认为，当前美国非常重视与中国的技术竞争。美国精英正在形成新的认知，并推动美国的科技战略/科技产业政策在科技制度、政策、外交上全面调整。美国科技战略呈现与冷战时期非常相像但又超出冷战时期的“再安全化”现象，主要表现在改革国家创新体系、加强技术保护制度、加大科技资源投入、构建科技联盟四方面，在国内制度、国际制度和外交方面都体现出“再安全化”的趋向。

第二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宋伟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以《地缘博弈中的产业链编辑能力：印太生产网络的型塑与竞争》为题，分析了东亚生产网络向印太产业链的转移，以及如何编辑印太产业链问题。翟东升教授认为，东亚生产网络向印太产业链转变，有其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动能。产业链的编辑能力是大国的一种国家对外战略能力，编辑印太产业链，需要我们解决若干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改变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打造世界第一大市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林民旺的发言题目为《中印边界战争经验及其对当下中国对印政策的启示》。林民旺研究员回溯了中印边界战争历史，他认为中国目前在对待印度问题上的战略思维与上世纪60年代中印边境冲突时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印边界战争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对印度要“及时报复”，避免无休止的谈判，在边界和主权问题上要划定基本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李晨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应用历史”的挑战：对冷战经验教训讨论的若干思考》。李晨副教授认为，当前的中美战略升温的大背景使得学界更加关注冷战历史和当代大国竞争。冷战史研究有助于推动国内战略学界初步形成大国长期竞争的分析框架，为国际学界探讨当代大国竞争提供新的视角和渠道，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能够针对中美竞争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中美双方应共同设置议程，超越新旧冷战的争议，并明确重点议程，防止一步到位思想。冷战史研究总体上欠发达，不成体系。对社科学者而言，基于成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研究在冷战问题上行不通。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温尧的发言题目为《权力与偏见：当代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困境》。温尧博士从崛起国的“挨骂”问题入手，分析当代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困境。他认为，崛起国传播治理知识面临的制约在于手段局限于制度化的外交手段，以及冷战后意识形态偏见结构的固化和美国意识形态的“正当化”。权力结构压力是意识形态偏见的放大器，其首要机制是权力结构压力激活内在地位追求及其工具性，两国的实力越接近竞争越激烈；第二个机制是权力结构压力导致示范效应的威胁；第三个机制是崛起国经常被视为“修正主义”大国，修正主义国家不论何种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在挑战现有秩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王召东的发言题目为《“双缓冲带理论”与英国对藏南的侵略（1914-1947）》。王召东博士回顾了1940年英国外交部长卡罗对“双缓冲带”政策的历史，他认为英国对西藏和藏南是两种不同的政策。英国政府在处理藏南地区犹豫不决，因为英国对藏南地区的政策与其西藏政策存在矛盾，其对藏南地区侵略的保留也与伦敦对新德里的制衡有关。

分会场四的第一节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潘忠岐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尹继武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对外战略决策中的“隐性协议”思维：一项历史经验的辨析》。尹继武教授从案例研究出发，归纳总结了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隐性协议”思考方式。“隐性协议”思维指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尤其是争端解决或合作关系建构的决策过程中，与相关当事方达成的非正式、非公开的暂时性处理的协议。此外，他还分析了“隐性协议”思维的特点、类型、案例及其影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外交学系主任张骥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对欧战略：从双层到多维？》。张骥研究员首先从战略自主性、战略依赖度、关系塑造力、认知塑造力四个方面回顾了中欧关系，他认为中国对欧洲的战略依赖有所减少，但是塑造能力在提升。根据当前的中欧关系，张骥研究员建议要把握中国、美国、西欧国家、东西欧国家的实力变化，适时适当调整对欧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曹德军的发言题目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中美叙事框定与演变趋势》。曹德军博士从叙事框定这一理论视角分析了新冠疫情危机下的中美话语权之争，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新冠疫情造成的恐惧心理及其影响，然后分析了特朗普时期的中美的新冷战叙事框定，并对拜登时期的叙事趋势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王磊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的对金砖国家外交：一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尝试》。王磊副教授从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外交对金砖国家的定位，并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处理对金砖国家外交关系的方式、原因与挑战。王磊副教授认为，对金砖国家外交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田与试金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许嫣然的发言题目为《拉美制度性危机与中拉关系发展趋势》。许嫣然博士从政治视角分析了中拉经济关系，提出了“东道国的制度在中拉关系中是否重要”这一问题，并分析了拉美制度脆弱的现状、根源、表现方式、案例，以及中国对东道国制度的反应。

牛津大学吴迪博士的发言题目为《中英海军关系(1928-1933)：海军外交、影响力及其启示》。吴迪博士讲述了民国时期的中英海军外交，分别分析了中英两国在英国海军援华时的动机与目的，以及英国的海军援助对当时中英外交关系的影响。吴迪博士最后得出了海军关系对外交的影响作用有限，容易受到其他事件的影响，且本国官僚机构的支持很重要的启示。

发言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崔守军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王浩副教授两位评论人对发言进行了点评，随后各发言人进行了深入讨论。

第二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王星宇副教授主持。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周鑫宇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转型》。周鑫宇教授认为，当今中国外交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的同时，中国外交的第三个维度也在拓展，外交手段不仅有谈判，还扩展至叙事或话语塑造。然而，我们要注意到追求尊重与话语权带来的危险。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王浩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两个美国”与新时代中国对美外交的挑战及应对》。王浩副教授认为，在对华战略意义上有两个美国，一个是存在共识的美国，一个是存在分裂的美国。美国对华战略分裂形成的基础是当前其国内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美国国内对华战略没有共识对于中美关系可能更危险，重要的是不要以党派界定中美关系或美国对华政策。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严少华的发言题目为《欧盟战略自主与中国对欧战略新思维》。严少华博士主要分析了中国如何支持欧盟战略自主以防止其与中国对立。围绕该命题，他主要分析了何为欧盟战略自主、欧盟战略自主意味着什么、欧盟战略自主对中欧关系带来的挑战以及对欧战略新思维的建议。要提高欧盟的战略定位，支持欧盟战略自主，合理处理中欧意识形态分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刘旭的发言题目为《“联合抗美”或“坐山观虎”：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与中俄关系的走向》。刘旭博士主要讲述了俄罗斯理论派、实务派和领袖的战略选择偏好，并从理念、结构和认知三方面分析了中俄关系走向。俄罗斯对世界形势发展总体悲观，谋求与西方和解。相比于内部驱动，外在压力对中俄关系发挥更大作用，要从世界而非国际的角度看中俄关系。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广涛的发言题目为《“新时代”的同床异梦：中日关系的机遇与挑战》。王广涛副研究员认为，2017年到2019年，中日关系走向从竞争到协调的新时代，中日关系在军事、经贸、战略和领导人互访四个方面都有极大提升。而在2019年新冠疫情后，中日关系从协调退回到遏制。中日关系恶化受到新冠疫情、领导人偏好、领土纷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将对中国的区域战略和对日战略带来机遇与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嵇先白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以“二十国集团”为例》。嵇先白博士首先回顾了从七国集团（G7）到二十国集团（G20）的发展历史，以及二十国集团诞生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他随后分析了中国通过二十国集团积极发挥全球经济治理领导力的表现与影响，以及西方不再重视二十国集团和逆全球化浪潮对中国通过二十国集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

发言结束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外交学系主任张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刁大明副教授对发言进行了点评，随后各发言人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四个分会场结束后，论坛进入到闭幕式环节。闭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分别进行了会议总结，论坛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下一届将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轮值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