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5日晚，应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MPA教育中心邀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长江学者周飞舟教授在廖凯原楼437报告厅以《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为题发表演讲。

本次讲座由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MPA教育中心主任田凯教授主持，政治学系主任张长东副教授担任评议人。

周飞舟教授长期从事城乡社会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上有多篇论文发表，著有《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等学术专著。周飞舟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城镇化的三个阶段，即1980年至1994年的工业城镇化阶段，1994年至2012年的土地城镇化阶段和2012年至今的人口城镇化阶段。他指出，中国每个阶段的城镇化都在解决前一阶段的遗留问题，而财政关系是透视城镇化进程的核心分析要素。

在工业城镇化阶段中，财政包干制促成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城镇化特征。财政包干制发源于“下管一级”的政治体制，各级政府通过对下级政府财政状况进行分类，在原有“统收统支”制度上增加了“超收有奖，欠收不补” 的激励机制，由此刺激了地方政府“公司化”及创办乡镇企业创收的行为，进而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描述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城镇化特征。但这样的模式导致了三大问题：一是地区差异不断增大，二是央地关系明显失衡，三是乡镇企业利润率下降。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土地城镇化加以解决。

在土地城镇化阶段中，分税制促成了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特征。周飞舟教授介绍了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指出流转税中的增值税改革是财政关系变革核心，由此形成了中央地方财政由“四六开”变成“六四开”、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分离、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等三大效应。地方政府在面临财权与事权倒挂问题时，选择通过把农村集体用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手段、出让土地获得直接收入的财政手段和使用城市建设用地向银行抵押*的资金手段，形成了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经营和扩张城市的运作方式。但这样的模式因缺乏人口流入与产业支撑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通过人口城镇化加以解决。

周飞舟教授认为，在人口城镇化阶段，流动人口市民化、就地就近城镇化是潜在的发展方向。他通过费孝通先生对流动人口与社会稳定性关系的思考，结合多年积累的田野调查经验，指出家庭和文化是影响流动人口决策的关键因素。讲座最后，周教授提出了新家庭生命周期模型，通过生动的访谈素材揭示了流动人口的行为逻辑与价值取向。他指出，若要解决流动人口“离乡-返乡-下代再离乡”的循环问题，通过城乡一体化和县乡村一体化，产生县域产业经济，支持返乡人口过既非农村也非城市的城乡生活，或许是一条潜在出路。

张长东副教授对周飞舟教授的演讲进行了评议。他指出，周飞舟教授从税收政治出发对中国城镇化过程进行了独到研究，并以丰富的社会阅历及调查资料为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之后他分享了两例新家庭生命周期的故事，指出未来城镇化进程如果不能以人为本，周教授提出的循环还将不断发生。最后他引用《大学》“国不应以利为利，而应以义为利”作结，呼应周飞舟教授名作《以利为利》，鼓励在座同学以义为利，为推动中国社会公平作出贡献。

讲座最后，同学们与周教授就以义为利的现代阐述、未来地方财政的出路、县域经济与返乡人口的协调模式等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