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中国网讯】

天朗气清盛秋日

菊黄登高重阳时

今日恰逢重阳佳节

而在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这个节日也属于这样一群可爱又特殊的人他们与新中国同龄

他们在国旗下成长

他们是浙师成长的见证人

更是新中国发展的目击者

与浙师一路同行

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回忆和愿景

黄华童：四件宝，陪我与师大共成长

“1963年7月1日，在党的生日，我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81年12月25日，我加入共产党，1978年1月，我参加高考，成为改革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带着兴奋和期待走入浙师院中文系。”说到这几件重要的事情，黄华童都能准确的说出它们的时间，对他来说，这是值得铭记一生的重要日子。

对黄华童来说，1978年3月是个特别美好的春天，从县体委的一名专职篮球教练，到收到“浙江师院”的入学通知书，那是他这一生中收到最珍贵的一份礼物。“当年的师大，地盘小、建筑少、四处杂草丛生，显得破旧、荒凉。同学们不无失望地把学校戏称为‘四川（窜）大学’：没有围墙，周边农民可以在校园内四处穿行；‘早稻田大学’：校园内种着水稻、蔬菜等等，一到夏收秋收，农民把稻谷晒得到处都是，体育课、课外活动都被迫停下来；‘牛津（进）大学’：农民每天都要把牛赶到校园内来放牧，有时当我们正聚精会神地听课时，耳边会突然传来‘哞’的一声吼叫。回头一看，一头牛正把头伸进教室的窗户，瞪着一双牛眼津津有味地蹭课，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戏称老师‘对牛弹琴’。”这是黄华童在文章《四件宝，陪我与师大共成长》中的描述，可见当时学校的条件艰苦。

与如今带着手机、电脑，甚至让父母开着小车送来学校的大学生们不同，在黄华童那个年代，陪伴他成长是“锄头”“篮球”“钢笔”“自行车”四件宝贝。开过荒，种过菜，插过秧，植过树，掏过阴沟，除过杂草……那时候的大学生为改变学校的面膜立下过汗马功劳。黄华童回忆，虽然那时的学习条件比较差，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近乎疯狂。借不到书的干脆就背新华字典。然后是抄书，做读书笔记，后来终于开始有新书卖了，大家就连夜赶往城里，在书店门口排起长龙，一步不离地在寒风和饥渴中捱到清晨，将一本本新书捧回学校，那种幸福感、满足感至今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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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件宝，陪我与师大共成长》

1978年3月，在我记忆中春光特别美好。江南大地，阳光灿烂，天朗气清，草长莺飞，百花竞艳。就在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日子里，我收到了一份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浙江师院的入学通知书。

打开通知书的一刹那，我欣喜若狂。因为“文革”十年中，我已经彻底抛开了书本，成为县体委的一名专职篮球教练，一天到晚就和少体校学生及篮球打交道，已经把打球、当教练认定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没有触动我已经因迷茫和艰辛磨损得麻木、粗糙的神经。直到母亲逼着我报了名，我才在几乎没有考前准备的情况下匆匆走上考场，犹如赤手空拳在刀光剑影中胡乱厮杀了一通，就早早退下阵来。未曾想天上竟掉下一只大馅饼，我居然金榜题名。在大叫惭愧之余，我收拾起行装，移交了工作，走进了从小就憧憬的大学殿堂。

四年的大学生活，毕业留校任教，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读书之乐，学校之恩，一直是我珍藏在心底的最美记忆。而陪伴我与师大共同成长的几件宝贝，更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历久弥新。

锄 头

不知是不是绝无仅有，我们的入学通知书里，除要求带上学习、生活用品、“毛选”四卷等物品外，还要求带一把锄头。离开体委那天，主任把一把崭新的锄头郑重地交到我的手里，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新兵从首长手中接过一支钢枪。

来到师院，我才明白为什么要带锄头。当年的师大，地盘小、建筑少、四处杂草丛生，显得破旧、荒凉。同学们不无失望地把学校戏称为“四川（窜）大学”：没有围墙，周边农民可以在校园内四处穿行；“早稻田大学”：校园内种着水稻、蔬菜等等，一到夏收秋收，农民把稻谷晒得到处都是，体育课、课外活动都被迫停下来；“牛津（进）大学”：农民每天都要把牛赶到校园内来放牧，有时当我们正聚精会神地听课时，耳边会突然传来“哞”的一声吼叫。回头一看，一头牛正把头伸进教室的窗户，瞪着一双牛眼津津有味地蹭课，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戏称老师“对牛弹琴”。我们几乎每星期六下午都要劳动，我们开过荒，种过菜，插过秧，植过树，掏过阴沟，除过杂草……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手中的锄头，为改变学校的面貌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随着学校条件的改善，劳动少了，一把把锄头也“刀枪入库”，不知去向。

篮 球

离开体委那天，主任交给我一只新篮球，并叮嘱说，到大学后不要荒了球艺，四年书读好，还回到体委当篮球教练。到师院后，虽然我读的是中文，但少体校篮球教练的经历，使我一进校就当上了校学生会体育部长，而且一干就是四年。几乎每天，我都要到球场上打球，并协助组织各种体育比赛，还经常被抽调到省大学生篮球队和校教工篮球队打球，以至于当时不少校内外人都把我当成是体育系的学生。

在我的记忆中，有两场篮球赛，已经成为师大体育史上的经典战例，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一场比赛是进校不久，我们就遭遇了浙江化工学院学生男子篮球队的挑战。当时该队有个全省高校有名的中锋，整体实力在我队之上。记得那天，小小的篮球馆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同学进不了馆，就趴在窗户上观看。比赛一开始，就十分紧张、激烈、残酷，比分交替上升。在同学们、老师们震耳欲聋的加油声中，我们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血战至最后一分钟，追成平局。第一个加时赛，在刀光剑影中，又以平局收场。第二个加时赛，拼杀更为惨烈，再成平局。直到第三个加时赛，我们一鼓作气，终于将对手斩落马下。第二场比赛，是我校教工男子篮球队参加第一届全省高校钟声杯篮球赛。一开始，我们作为身处杭外的“乡下人”，并不被看好。然而全队上下憋足了劲，犹如一匹脱缰的黑马，一路高歌猛进，杀入决赛。决赛的对手，是当时拥有从省篮球队下来的几名队员的浙江大学教工队，而主场又设在浙大，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这场比赛看作是一场实力过于悬殊的较量，浙江大学还准备了当时比较少见的摄像机，准备全场摄录。比赛一开始，全面掌握制空权的浙大队高举高打，顺风顺水，而我们则以快、准、灵应对，死死咬住比分，寸土不让。一场真正的大血拼，双方均损失惨重，我队最后到了再无人能上的地步。最终，我们竟然出人意料地以一分之差险胜，捧回了第一座“钟声杯”。

钢 笔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胸前别上一支钢笔，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是干部就是知识分子。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在我告别体校学生时，他们送给我一件礼物：派克钢笔。当然这其中也蕴含着学生们对我这个“弃武从文”的教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良好祝愿。

进入师院，学习条件虽然比较差，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近乎疯狂。开始，有的同学借不到书，干脆一清早起来就背新华字典。然后是抄书，做读书笔记，此时我的笔可派用场了，整本整本地抄泰戈尔、雪莱、普希金……整段整段地摘录《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红与黑》……以及鲁迅、郭沫若等等。后来终于开始有新书卖了，知道城里新华书店第二天卖书的消息，我们都是连夜赶往城里，在书店门口排起长龙，一步不离地在寒风和饥渴中捱到清晨。当店门打开，那双瑟瑟的手抖抖地从衣袋里掏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捧回一本本新书时，那种幸福感、满足感至今令人难忘。回到学校，我总是先掏出钢笔，在扉页上兴奋地写上“华童藏书”，然后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时不时地用钢笔划出精彩语句和段落。兴之所至，还忍不住在精妙处点评几句。

自行车

1985年，浙师院升格为浙师大。正是这一年，我费尽周折，从上海自行车厂开后门买来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从此我就骑着这辆自行车与师大在新的起点上共同前行。

当时买自行车是凭票的，能有一辆永久，不亚于今天拥有一辆帕萨特。这辆车也真如一匹好马，始终陪伴我四处奔波：上课，我骑着它；开会，我骑着它；上图书馆，我骑着它；进城买菜，我骑着它；到乡下看望学生实习、社会实践，我骑着它；不管寒风凛冽还是骄阳似火，我都骑着它。

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当时学校交通不便，我的“永久”就成了全家进城唯一的交通工具。每次进城，女儿坐在前面，夫人坐在后面，我就当起了车夫，全家就靠这两个轮子在城里大街小巷乱窜。有时候到火车站、汽车站接送人，也是把客人驮在后座上就走。而每年的清明节，我的“永久”更是大显身手。早饭后，一家人上了车，一路颠颠簸簸来到尖峰山下，上好锁，就高高兴兴地向山顶进发。疯上一天，再采上大把的杜鹃花，才下山来。依然是破路老车，愉快地颠簸着回到家里。

20多年过去了，师大变大了，变美了，变强了，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如今老师们的钱袋鼓起来了，买辆小车比当年买辆“永久”更容易。而我，依然自得其乐地骑着那辆“除了车铃不响其他全响”的“永久”。因为它和我，和师大，有着太深太深的情缘。直到50周年校庆前夕，有人提醒我，你这个庆典的现场总指挥骑着一辆破车有损师大形象，我才依依不舍地把这匹“老马”锁到了地下室里。

从师大学子到师大老师，在校30年，黄华童见证了师大的蜕变与成长。“改革开放后，浙师大被确立为省重点大学，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扶持。研究条件得到了提升，科研成果也愈加丰富。师大不仅推动了金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师大始终牢记教书育人的使命，成为培养浙江省基础教育师资的摇篮……”他欣慰地细数着师大发展的每一步。

留校期间，黄华童曾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优秀党工作者，后来还被推选成为浙江省政协委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始终坚守岗位，不忘教书育人的使命。在专业知识教学的同时，他也很注重对学生身体素质的培养。在当系副书记时，他每天会比学生早起半小时，亲自跑到寝室把中文系的所有学生叫起来运动。从此，“中文系起床了”便成为了他的标识语。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先辈们筚路蓝缕，让国家从一穷二白到如今的强盛。作为新中国同龄人，亲眼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变化与发展，黄华童感到非常幸运。满怀着对祖国、对学校的感恩之情，退休后的黄华童还在忙活，他开始帮助省里筹备“全国学生运动会”，近期才接近尾声。“莫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即使退休了，黄华童也坚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为党和国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寄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励志奋进，奔竞不息！中国加油！师大加油！

汤一新：“师二代”的家国情怀

1976年，汤一新到浙师大任职，教授“光学工程”“光学零件工艺学”等课程。当时，师大刚搬到金华不久，还只有一个教学楼，物资很匮乏，一个完整的光学实验设备都没有。他至今还记得作为新人的他被物理系副主任沈丁华老先生带到实验室，那时为了做一个实验，要东拼西凑才能组装好实验器材。“一直到90年代后，浙师大发展地越来越好，教学和实验设备越来越先进，再也不会有当年自己拼凑实验器材的日子

了。”汤一新感慨地说

汤一新有9个兄弟姐妹。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一个人挑起整个家的重担。“小时候家里比较拮据，那时多亏了国家人民助学金，我和我兄弟姐妹才能有书读。可以说我们是国家培养的，是国家给了我们读书的机会。”汤一新称自己是“师二代”，这个“师”不止是“老师”的“师”，更是“师大”的“师”，因为他的父亲不仅是一名老师，也是浙师大的校友，这样的缘分，为父子俩也带了很多共同话题。当了一辈子老师的汤一新，在退休后也尝试进到私人公司去工作，可2年后，他还是选择离开回到师大，“还是喜欢在学校的生活啊，那么多年已经太习惯了。”从教学到学术，汤一新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热爱的事业上，与另一位老师合作编写《光学零件工艺学》，另一本《光学测量》也即将出版。

年轻时的汤一新很喜欢运动，特别是短跑，早在高中时就拿过市运动会的金牌，还破了记录。来到浙师大后，他也经常包揽教职工运动会100米200米的冠军。同时他热爱摄影，摄影作品多次获奖，还担任了学校摄影通识课的老师。

汤一新说自己也曾与最爱的祖国和师大分开过，他曾陪孩子在墨尔本住了半年，那段经历带给了他很多别样的体验和感慨。身在异国他乡，他才更加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与亲切，从教育到医疗到日常生活的琐碎，他感慨当年那个落后的国家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中国让人充满幸福感与优越感，一刻也不想离开。“去了国外之后才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下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的国家。”汤一新有感而发。

寄语：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见证了新中国发展与壮大，我非常自豪。老一辈们从小接受英雄主义教育，对祖国有很强的忠诚感。我更希望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擦亮双眼，学好本领，增长见识，真正地相信和维护祖国，她真的值得我们热爱。

诸葛达：与爱人都是新中国同龄人，浙师是最爱的家

1973年，在兰溪诸葛村务农的诸葛达放下了锄头，重拾起钢笔，经他人推荐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三年后，他进入浙师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回忆起当年，诸葛达记得学校很小，都是茅草房，连“隔壁的金华二中都比我们漂亮”。“哪能想到它现在已经扩展成三千多亩了。”诸葛达说，还有以前的北门可不像现在“那么火”，那时荒凉得都不敢在晚上走过去。

诸葛达说，最开始学校只有三个系——中文系、数学系和物理系，除此之外还有三个教研室——马列主义教研室、公共体育教研室和公共外语教研室，诸葛达就在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教中共党史。之后学校又在该教研室的基础上开设了政史系，1981年政史系一分为三，成立了政教系、历史系和马列主义教研部。后来，诸葛达进入历史系任教中国现代史。从1976年进入大学到2009年退休，诸葛达在浙师从教33年，见证了它从一个只有三个系的小学院一路升级成如今学科门类齐全、教育实力雄厚、环境优美的省重点大学，诸葛达称自己荣幸又欣慰。

“刚开始教书时，我一个月只有36块的工资和1块2毛的粮价补贴，我的爱人也一样。”诸葛达与他的爱人都是新中国同龄人，他们相识于初中，后来又共同在浙师大工作。一个在历史系，一个在医务室，白天他们在师大各自为工作而忙碌，晚上就经常一起携手在校园里散步，在岁月静好的时光里，享受奋斗的充实却惬意的生活。扎根于此三十余年，如今，诸葛达与爱人都已退休，却还时常会回忆起在浙师大奋斗的日子，想去学校的路上逛逛，可以说，浙师大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寄语：那么多年，我们国家和我们浙师大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多亏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祝国家繁荣昌盛，学校越办越好！

时光荏苒他们在国旗下成就梦想岁月如梭他们在浙师走过半生古稀之年他们在“浙里”祝福祖国人生七十古稀时国家七旬正少年时代变迁中我们的祖国愈发繁荣昌盛在浙师，让我们将用青春继续谱写新时期风华乐章记者 |施沐阳杨树图片|杜箫雨杨树 部分来源于融媒体中心图片库今日编辑 |徐润喆林慧贞责任编辑 | 姜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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