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财务与会计》编辑联系我，问能否就个人过去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写一小文，以便期刊集中宣传2016年度会计学领域的长江学者。本想自己何德何能，在公开期刊上自我宣传显然不合时宜，但遥想10余年前，时常阅读《财务与会计》，对期刊有一定的感情，期刊的工作需要支持，加之我对当前会计研究行业有一些不成熟的观察和思考，以此作为一个平台进行交流未尝不可。因此，诚惶诚恐答应下来，遂有此文。

如果从2001年9月进入硕士阶段的学习开始算起，我从事会计学术研究也有16年了。在这16年中，以我个人非常不成熟的观察，我国会计学术研究这一“行业”呈现了这样几个明显的变化特征：

一是研究领域大大扩张，除会计审计、公司财务、公司治理之外，行业的研究触角已经伸展到政治生态、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更为宏观和基础的领域；

二是规范性研究的文献数量明显减少，基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成为行业的主流研究方法；

三是研究成果的发表目标和去向日益表现为多元化和国际化，除《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等专业期刊之外，会计学者的文章广泛分布在经管领域的各大中文权威期刊、会计学国际知名期刊和SSCI期刊之上；

四是研究产出日益表现出团队生产的特征，特别是在以英文知名期刊为发表去向的研究中，我国学者与境外知名学者的合作与分工生产几乎成为行业规则。行业出现上述变化趋势背后的原因，可能同我国高校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导向有关。

在这一时代变迁的滚滚红尘中，作为微弱的个体，难免要适应行业变化的态势和压力。

在跟随福州大学潘琰教授攻读硕士生阶段时，潘老师专注严谨的态度和细腻的文笔表达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在潘老师的指导下，我陆续阅读了一些契约经济学的文献，并用于会计和审计质量的规范性分析之中。

进入中山大学跟随林斌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后，得益于魏明海老师、刘峰老师等教授力推的中山大学会计博士生项目改革的红利，我开始大量接触数据和英文文献，并在林老师悉心指导下，从事公司治理和资本投资方面的实证研究。

2007年博士毕业后，我到重庆大学任教，在刘星院长和刘斌主任的支持下，多次去香港从事研究工作，并很荣幸能有机会同国际知名学者傅明谦、柯滨等教授从事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领域的英文合作研究。在这些合作过程中，我从他们那里学习到很多，比如严谨、耐心、思维方式等。

近年来，我主要围绕中国公司治理的本土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研究的具体问题包括独立审计、董事会、经理薪酬、公司透明度、公司投资和绩效等方面，部分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回顾过去，我深感这些文章主要还是借鉴西方会计文献中的研究假说来分析和检验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和现象，研究类型以拓展式、连点式和识别式为主。尽管这些研究对于增进对中国公司治理的理解和证据积累上有贡献，但理论的原创性是不足的。

我理解的原创性理论有两类：

第一类是抽象出普遍现象的基本特征，并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发展出基础性理论框架。比如，威廉姆森在抽象出交易的基本特征（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之后，借助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两个前提假设，发展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第二类是针对实践现象，联系已有的基础理论，发展出新的（可证伪）解释逻辑。比如，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发展出解释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理论逻辑；根据詹森的代理理论框架发展出解释审计师选择的理论逻辑；根据施莱佛的法与金融框架发展出解释各国会计信息质量差异的理论逻辑，等等。

由于会计学科总体属于应用性学科，会计学者试图在第一类基础理论创新方面有所突破非常困难，事实上，现有的西方会计学理论主要表现为第二类理论创新。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治理模式、社会文化等基础制度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以及我国丰富多彩的研究场景，本土会计学者至少要朝着第二类理论创新方面进行尝试。如果本土学者只是满足在中国情景下对西方会计文献中的研究逻辑进行修补，或过于青睐我国独特的研究场景（数据）对西方会计文献中现有研究假说的检验优势，当我们已是风中之烛时，或许会有“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遗憾之感。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和由此产生的心理自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会计研究行业的未来向何处去？诸如研究目标、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学术语言、成果体现等，都值得深入思索。事实上，国内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暗流涌动，新的研究阶段可能正在孕育之中。

然而，个体的表现和命运常常被时代的发展所裹挟，身处全球化、社会转型的时代以及在面临各种压力的环境下，个体的价值观念注定是多元的、碰撞的，在行业中统一研究风格似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学者，坚持从中国实践问题和重要现象出发，拓宽基础理论知识（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社会学、心理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同时努力提高研究的严谨性，重视同境外学术界的平等交流，在此基础上包容多元化的研究风格，走一条百花盛开的中间道路，或许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在目前的环境下，对于高校青年学者来说，面临很大的生存（发表）压力。在局域范围内，这些制度压力是外生给定的，青年学者为此可能需要在中文研究和英文研究之间寻找平衡，需要在文献导向的研究和实践导向的研究之间寻找平衡。对于青年海归学者而言，甚至需要在中国问题研究和跨国问题研究之间寻找平衡。在凭借这些拐杖过河之后，则可以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值得自己托付一生的研究事业呢？在学术行业中，又该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身份认同呢？

之于我个人而言，未来研究的重点是希望通过对中国会计和治理实践的观察，结合新制度学派基础理论文献，如交易成本经济学、组织社会学、管制经济学等，嵌入政府目标和文化差异，在此基础上形成逻辑自洽的一系列具体研究假说，并进行证伪。其间必定艰难困苦，功成难料，惟愿一江春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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