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据广州日报报道，每年的中山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上，夏书章都是执礼教授，他双手擎着重达5公斤的权杖，率主礼教授队伍入场，这场景早已为中大人所津津乐道，成为毕业典礼上的动人一幕。

夏书章教授

1979年，夏书章听到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要重振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就给《人民日报》写稿，呼吁“要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并很快得到学界的响应。1985年，他编写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本《行政管理学》教科书，同年，《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创刊。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1999年，夏书章又倡导在国内引入MPA（公共管理硕士），最初只打算在6所院校试点，后来第一批试点MPA专业学位的全国重点院校增加到了24所。

1919年出生的夏书章教授今年已是98岁高龄，他被誉为“中国MPA之父”，从1947年秋到中大任教，至今已近70年，见证了中山大学发展的风雨历程。夏书章自称“90后”，耗时两年于去年出版新书《论实干兴邦》。最近，他写的文章《我了解的中大》在网上引发许多人的共鸣。记者日前专访了夏书章教授，请他讲述自己了解的中山大学以及中山大学70年的发展点滴。

原定留学芝加哥，却被哈佛“抢走”

1947年春，中山大学到南京招聘老师，夏书章应聘到中大任教，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夏书章说：“至今快70年了，记得在到校之初，年长的王星拱校长在百忙中光临宿舍同我见面，使我很感谢和不安。”

夏书章大学毕业后，原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行政学学位。他在波士顿上岸后访问了哈佛大学，在出示了芝加哥大学的入学证件后，哈佛大学也有意录取他，于是他便留在哈佛行政学研究院求学。1946年，夏书章的毕业论文《中国战时地方政府》通过答辩，“据说（我）是最早在国外获得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夏书章说。

“中大对我很有吸引力，中大的基本情况也早有所闻。”夏书章说。辛亥革命后，为培养新型人才，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和国立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在北伐过程中，两校进步师生起了积极作用。广州的中大曾被定为“第一中大”，北伐军所到大城市则相继出现了第二、第三、第四中大。后仅保留广州中大，其余学校恢复原名。苏联也曾创办一所莫斯科中山大学，培养革命干部。在20世纪30年代，中大也是当时全国首批三所有研究院的大学之一，可见受重视程度。

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后，文科、理科、附中、附小、校本部在文明路，法科在法政路，农科在广州市东门外鸥村及石马岗（今区庄），医科在东山百子路（今中山一、中山二路）。孙中山认为，学院散在各处，管理上十分不方便，而且校舍毗邻市区，车马喧哗，也不适宜求学，便命邹鲁择定广州市东郊石牌为新校址。

1932年2月，邹鲁第二次执掌国立中山大学，便开始拟定计划，筹备建设中山大学石牌永久校址。邹鲁将石牌新校的建设规模与标准定位在“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第一期工程1933年3月开始建设，1934年9月竣工。

院系调整后差点与中大“分手”

夏书章到中大任教时，全国已经掀起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高潮，中大师生在广州是主力。为营救被反动派拘捕的进步师生，在校师生向反动派提出严正抗议。“当时，南京的‘教育部’迁至广州并在中大旧校区挂牌，我们就在‘教育部’的门前举行‘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夏书章回忆说，这既是一种讽刺，也是事出有因，“某日校部补发工资，住旧校区者须乘车去领，但因获悉补发工资数还不够车费而作罢。”当时国民党政府曾想将中大迁往海南，但由于师生坚决护校没有迁成。

当时，学校在结束抗战迁校的颠沛流离后刚回到广州不久，学校的生活设施还未完善。夏书章住在文明路老校区的教师宿舍，需坐车30~40分钟到石牌校园上课。当时职员在石牌住的比较多，上课的老师在老校区比较多。“我主要讲授三门课，分别是行政学、市政学和行政法，这是三门应用学科，要不时带学生参观访问。”夏书章说。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人民政府组成接管委员会接管中大，又成立协助接管委员会协助工作，夏书章是协助接管委员会的一员，主要任务是组织所在学院的学习。新校长许崇清是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此前曾当过中大校长，之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曾任文化部领导的冯乃超同志成为校党委书记。

1952年起，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入原燕京大学，南京大学迁入原金陵大学，中山大学迁入原岭南大学，原因是这三所大学经过院系调整，许多学院和学科分出去，只剩下少数文、理学科。如中大仅剩几个系，不足千人。“我原在法学院政治学系教行政学、市政学和行政法三门课程。院系调整前，行政学改为行政组织与管理，行政法改为政策法令，市政学未改。但新开设的全校公共课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等教学工作我也参加了，还成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委员会。因此，调整时我被留下。不然的话，我很可能会调到武汉大学。”夏书章说。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要靠努力不能自封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方科学家代表团访华的第一站是中大，并由中大派人陪同访问京沪等地。当时美方代表团就在香港，中美关系正常化宣布的第二天就来到广州。代表团在交流结束后，也是从广州离开。

1979年4月21日至5月17日，以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为团长、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黄焕秋为副团长、夏书章为秘书长的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一行9人赴美国回访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等高校，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个赴美访问的高校学术代表团。中大学术代表团访美成为重大新闻。西方知道中国有个“孙逸仙大学”，其实就是中大。哈佛大学当时曾提出要与中大的医学院进行学科交流，“但在院系调整时医学院已经分出去了啊，当时我们就感到，医学学科对中大发展的重要性。”夏书章感慨地说。

当时，谁曾料到中大会有今天三校区、五校园的发展格局。夏书章认为，一所大学是否进入国内高校的“第一方阵”，是否能成为世界一流院校，都不是自封的，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夏书章说：“我坚信实干兴邦，也坚信实干兴校。中大应有的历史地位自有公论，或者叫水到渠成。”

98岁的夏书章心态一点都不“老”，他说：“常有人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我特别欣赏我国著名散文家、诗人朱自清的名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我们应当以愉悦的心情去欣赏夕阳的美景。过去旧社会有种说法是‘江湖越老越寒心’，我现在觉得老人是越老越开心，越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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