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庆祝建党百年学术活动暨第二届中国经济重大课题首席专家论坛”在南京大学成功举办。论坛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北京朗姿韩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主办，来自全国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50余人与会。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奋进“十四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论坛以“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为主题，旨在促进各界专家学者对我国经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全球价值链攀升、产业创新、国内大市场建设、低碳发展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言献策。

主旨演讲环节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郑江淮主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张其仔，南京大学经济增长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沈坤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经济研究》主编李坤望分别发表题为《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八条建议》、《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主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最坏打算”与企业有钱不投资之谜》的主旨演讲。

刘志彪院长从八个方面对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提出了建议，一是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分阶段分步骤推进要素市场建设；二是中国多阶段一体化发展的结构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均衡战略来建设各要素市场；三是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在于调整地方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方法；四是要大幅度减少纵向政府治理方式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阻碍作用；五是要大幅度减少横向政府治理方式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阻碍作用；六是鼓励在国家战略指导下，从过去强调经济竞争走向竞争基础上的协调、协作和协同；七是市场规模建设，重点在于生产领域推进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分配体系改革；八是市场环境建设，核心内容和突破口是以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为目标，大力发展各种能够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制度创新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张其仔副所长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分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及对策。首先从主体现代化的角度界定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表现在创新能力更强、附加值更高、更加可持续和更加数字化；从结构现代化的角度界定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表现在更加安全可靠、更加公平、更加协调顺畅。其次从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附加值、公平、自主可控这四个方面阐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要选准发力点，区分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治理结构、产业优势类型和不同路径，采取差异化的优势发挥、优化和巩固提升策略。

沈坤荣院长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向更深层次的改革要效率，向更高水平的开放要活力，向更优载体的建设挖潜力，切实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动能，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需要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着重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造就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实现供需良性互动，着重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动金融发展、健全流通体系，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形成一批新增长极；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李坤望教授分析了中国企业投资较少的原因，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分析发现，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很高，现金流水平远高于投资支出，大部分企业不存在预算约束的问题。进一步比较投资和现金流在样本时间内的变化后发现，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中国企业的现金流都经历着快速的增长，但是企业投资水平却没有显著变化，导致现金流剩余不断扩大。根据实物期权理论，企业投资与生产效率存在凸性关系，而中国企业的现金流剩余却与投资不确定性存在强正相关。这表明：（1）中国企业内部融资越来越充足；（2）现金流波动高的企业对投资更加谨慎，从而降低用于投资的现金流比例；（3）企业的决策偏离了实物期权理论。原因在于，中国企业面对投资不确定性时，企业家为了防止出现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会对预算约束做出“最坏打算”，从而导致企业越来越少的现金流被用于投资。因此建议，如果要拉动投资，提高企业信心，尤其是私企、中小企业、初创企业管理者的信心尤为重要。

随后，8位来自全国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分别围绕会议主题发表题为《“156项”建设项目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学军）、《数字经济时代的政府监管转型》（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线下购物便利度与居民网购行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史宇鹏）、《资源产业依赖与低碳转型发展》（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邵帅）、《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程大中）、《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规模功能借用与企业出口增加值》（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杨继军）、《内贸成本、外贸成本与双循环发展格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汝岱）、《内外循环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小平）的精彩演讲，就各自课题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交流研讨。

赵学军教授梳理了我国70年来工业化道路的变迁，并介绍了“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简况，他指出，“156项”建设项目启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其对短期内大规模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打下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业化的技术基础，促进了我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快速形成，并奠定了若干重要工业基地的基石。

戚聿东院长基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探讨了政府监管转型的方向，他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快且应用场景广泛，是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从放松监管引致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来看，放松监管是国际趋势，而从垄断行业放松监管的进程和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监管强度不仅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金砖国家平均水平。他提出，未来政府监管体系应主动适应数字经济运行规律，总体上从强化规制转向放松规制，结构上从经济性规制转向社会性规制，方式上从歧视性规制转向公平竞争规制，内容上从“正面清单”规制转向“负面清单”规制，流程上从前置审批走向后置监管，机构上从独立型监管转向综合型监管，手段上使用“监管沙盒”等创新型监管手段。

史宇鹏教授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网络购物的迅速发展，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网络购物自身的优势，还在于我国线下购物便利度不足。他分析得出，线上购物与线下购物呈现出替代效应，未来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引导传统消费市场的发展，以防止其过度萎缩，减少互联网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冲击，推动在线市场与线下市场竞争融合、协同发展。

邵帅教授阐述了资源型经济发展的“资源诅咒”和“环境诅咒”效应，他指出，资源开发活动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造成“双损”，这表明经济增长维度的“资源诅咒”效应（单一表现为低增长），已在我国区域层面演化升级为绿色低碳发展维度的“环境诅咒”效应（同时表现为低增长和高排放）。而“环境诅咒”发生的宏观机制主要表现为碳强度效应、绿色创新挤出效应和市场失灵效应，微观机制表现为僵尸企业不断增产导致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增加。他提出，资源型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基本思路是要摆脱资源产业依赖，具体方式包括：合理选择主导产业更替方式；推进资源型产业的绿色革命；提高能源型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加速处置僵尸企业；强化市场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

程大中教授认为当以人均GDP作为收敛潜力指标时，中国的GDP增长潜力一直被低估。而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预测发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仍然具备较大的增长潜力。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对内深化结构性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合作、不断完善制度安排，从而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增长潜力与全球机会，而不应该悲观地认为经济增长率必然会降低。基于自身实际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而采取的发展方略将会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与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

杨继军副院长分析指出，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从早期到成熟阶段，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表现为由抑制转向提升，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通过“规模借用效应”和“功能借用效应”实现，且表现为小城市对大城市的单向借用。他提出，将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治理的基本空间单元，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多维度的空间组合链条，实现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加强中心城市在生产和交换方面的集聚能力，发挥中心城市对微观企业的辐射作用，实现“城市—产业—企业”深层次互动整合；打破资源在城市间流动的壁垒，打通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络”，促进各类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杨汝岱教授从内贸成本、外贸成本对中国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展开研究。他指出，长期以来严重的市场分割导致国内地区之间贸易成本较高，难以发挥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中国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打破市场分割；对内改革应重视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有效促进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交流；发挥中国经济超大规模优势，促使中国企业依靠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实现规模经济，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进而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李小平院长探讨了多重压力叠加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如何利用“双循环”格局，摆脱低端俘获、实现价值攀升。首先，加快国内循环的供给侧改革，提高上游产业链的发展活力。政府应该逐步放松市场进入壁垒，从而激发上游市场的活力、创造国内循环良性发展的内生动力。其次，加快国内服务配套体系建设，打破加工贸易的低端陷阱。中国应当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成本优势与规模效应，通过产业园区或加工贸易示范区的建设，培育面向加工贸易的信息研发、物流仓储与金融中介的服务体系。最后，加快“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构建差异化的区域合作体系。在复杂的国际分工环境中，我国要合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生产过程中的比较优势与产品功能差异，梯度化地构建能够引导制造业价值攀升的外部循环。

转自：长江产经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