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1918年，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在山东省立一中学习期间，邓恩铭受到《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影响和启迪。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邓恩铭等一批进步青年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扩大进步阵地，1920年秋，邓恩铭与省立一师学生王尽美，在济南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刊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
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邓恩铭是小组负责人之一。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作为济南中共党组织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次大会上，年仅20岁的邓恩铭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会后，他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支部，任支部委员，并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底，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作为青岛革命的拓荒人。邓恩铭在青岛开展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一人在战斗。1923年10月他在写给刘仁静的信中说：“实好似穷困之孤军奋斗。”直到1924年3月，青岛“依然是我一人在各方面跑……”当时的青岛，由于德、日帝国主义侵占青岛期间大肆进行奴化教育，部分青岛人的政治、民族意识比较淡薄。“商人情形坏极，抵抗产销税青岛即除外。”“青地学校太少，且均受过奴隶教育……”“故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除此之外，经费不足也是一大难题，邓恩铭在青岛工作期间给中央前后写有31封信函，其中18封提到经济问题，12封要求速寄经费。另外，在青岛，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政治环境尤其严酷，在这里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不但会遭到封建军阀的镇压，还面临帝国主义的干涉。
尽管困难重重，但邓恩铭毫不畏惧，总是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敏锐地分析种种有利因素，把危机化为动力，把困难变为条件。1924年3月18日，他在给刘仁静的信中写道：“青岛好像一片干净的腴土，随地可以种植，故我到此后即作种（植）计划。”他认为四方机厂工人受压迫深，觉悟高，“四方极有希望”。经过邓恩铭的努力奋战，青岛革命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发展了党、团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在革命低潮时期为全国革命者燃起了希望之火，被早期工运领袖邓中夏评价为“异军特起”。
在他为革命工作不断奔走的同时，邓恩铭依然惦记家里，8月份的家信中，希望家里送妹妹到省城读书：“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无论如何总要叫他们念书……此刻比从前不一样了，男女都是一样……总而言之，叫做男女平权。”对于当时盛行的父母给儿女包办婚姻，他明确反对，规劝父母抛弃陈旧观念：“父母辛苦费力哺育儿女，处处总为儿女好；不过一时比一时不同，从前是好的，哪晓得反到害起儿女来，比比皆是，最头痛的就是替儿女订婚……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不过总盼望做父母改换改换方法来爱儿女就行了。”面对几千年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世俗，他以在青岛做官的堂叔为例提醒父亲，“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老百姓，不用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二叔做官数年，一清到底……百姓没有不爱戴的，所以名誉很好！因此，父亲千万千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他自己更是违背家庭意愿，投身革命活动。
1924年邓恩铭负责青岛党的工作，积极策划四方机车厂和纱厂的工人运动，5月8日他给父亲写信提到：“不写信又三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一向很好，想双亲及祖母……均安康如常？”在另一封信中他嘱咐道：“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投身革命无力顾及家庭时，他充满愧疚。
1924年5月8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而“所志”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邓恩铭等领导下，1925年2月，胶济铁路局上层发生内讧，邓恩铭与王尽美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胶济铁路和四方机车厂工人举行全厂大罢工，组织领导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形成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次罢工高潮，历时3个多月，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
1925年2月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胜利后的合影1925年8月下旬，邓恩铭在潍县由山东各地党组织的代表选举为新的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书记；9月他接到弟弟来信，因家乡遭灾，米价飞涨，希望他寄钱回家，帮助度过灾荒。他在复信中写道：“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而以他当时的职务，在争取中央增加经费的同时，自己也千方百计筹措资金。若有一点私心，是能够拿出一点钱来接济家里的。可他宁愿亏欠家里，也不愿影响革命，体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高尚风范。白色恐怖笼罩岛城，邓恩铭遭受当局通缉。1925年11月，山东地方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坏，他被捕入狱，遭受残酷折磨。后因在狱中染上肺结核，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1926年6月，他又再次秘密回到青岛，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主持市委工作。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9年1月19日，邓恩铭从淄博矿区返回济南，由于王复元、王用章叛变，邓恩铭在济南再次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邓恩铭咬住牙关，在狱中还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组织了两次越狱斗争，使7名同志先后脱险，而他自己因为身体病弱，未能逃脱，被投入死牢。1931年3月，邓恩铭给家中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下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表达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家国情怀和对革命后继有人的坚定信心。4月5日清晨，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邓恩铭身负镣铐，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30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对山东省的负责同志讲：“革命胜利了，不要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应该把王尽美、邓恩铭同志的情况搞清楚，应该收集烈士文物。”1961年，邓恩铭诞辰60周年、牺牲30周年、中共一大召开40周年，同为一大代表的董必武经过山东，感慨万千，赋诗一首回忆王尽美与邓恩铭：“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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