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中，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形象：身为“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这位洋大人既不审时，又不度势，遇到重大军事问题独断专行，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指挥错误，直接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其实李德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来华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份傲人的简历。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过德国巴伐利亚革命，几次被捕，但几次都逃了出去。后来李德去了苏联，加入了苏联红军，并参加过乌克兰战役和白俄罗斯战役，由于战功显赫在苏联红军中晋升很快，做到了骑兵旅的参谋长。他还在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而且各科成绩全优。

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优异成绩，是他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重要原因。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李德有这样一段评价：

李德无疑是一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崭露头角。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大元帅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信任是正确的。当南京将领们看到李德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都惊奇地承认，他准确地预料到了他们进攻的每一个步骤。

这段评价应该说是客观的。遵义会议上，李德被解除了军事指挥的权力，但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还是请李德在红军大学教授战役学，并请他帮助训练红军的骑兵。这说明中共对他的军事理论水平还是充分肯定的。

李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也有很好的理论素养，但悲剧在于，他不了解中国的现实。苏联国内战争与中国的内战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迥然不同，苏联红军的作战方式与中国工农红军所采取的游击战加运动战有天壤之别。特别是李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苏联红军已经是一支正规的作战力量，而中国的工农红军根本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用苏联红军的作战原则来指挥中国红军，结果注定是一场悲剧。

李德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初进入中央苏区的。他本来是一个没有决定权的顾问，然而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对李德的到来如获至宝，第一次会议上就将军事指挥的权力交给了李德。而李德也立即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对红军进行改造。他认为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时，红军要彻底摆脱过去的东西，进行正规化建设，重新建立一套新作战原则，要有固定的作战线，要敢于和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毛泽东为红军总结出来的作战原则，如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被全部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以阵地防御和短促突击相结合的作战模式，企图将敌人消灭在阵地前。

这样的打法，对于装备、训练与规模都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的红军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最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这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也因此写下了他人生最大的败笔。

与李德相比，另一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刘亚楼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早在红军时期，刘亚楼就是林彪手下的师长。林彪任抗大校长时，刘亚楼先后担任过抗大训练部部长和教育长。1939年初，中共中央安排刘亚楼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刘亚楼也因此成了李德的校友，接受了系统的苏联军事教育。苏德战争爆发后，刘亚楼加入苏联红军，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1945年8月苏联对日本宣战后，刘亚楼化名王松，以苏军少校参谋的身份，随出兵远东（东北）的苏联红军回到了中国。

1946年6月，刘亚楼迎来了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四平战役之后，东北民主联军面临着从传统的运动战向“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作战模式的转换，急需一位懂现代大兵团作战的参谋长。刘亚楼在红军时期就是林彪赏识的战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大兵团作战的训练，又有在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工作经验，三个条件结合起来，无疑是担任这一角色的不二人选。因此，尽管此前已经有了两位参谋长，但林彪和罗荣桓还是以东北局的名义，从苏联红军要回了刘亚楼，并联名向中央军委推荐他直接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一职。

据说刘亚楼赶到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从不出门迎客的规矩，特地走出门来迎接，平时难现悦色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林彪还讲了这样一句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刘亚楼果然不负所望。他到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司令部入手，大刀阔斧进行正规化建设。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不但机构不全，参谋奇缺，即使在职的参谋人员也大多没受过基本的参谋业务训练，甚至司令部连一张完整的作战地图都没有。司令部建设跟不上，仗也就很难打，经常贻误战机，林彪为此很头疼。

刘亚楼不愧在苏军吃过洋面包，做事又雷厉风行，仅两三个月的时间，司令部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健全了地图科，办起了印刷厂，印出了第一批军用地图，解决了部队作战的燃眉之急；建立了测绘学校，培养了绘制军事地图的专门人才；开办了参谋训练队，提高了参谋人员的业务素养。数百名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被抽调上来进行专业的参谋业务培训，刘亚楼还翻译出版了《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红军参谋业务条令》作为教材，甚至亲自讲授“参谋业务”等课程。通讯部门也得到了有效的整顿：先进的器材购置了进来，通讯学校组建了起来，通讯纪律规范了起来，一支得心应手的通讯队伍出现了。

建立了高效的司令部机关，刘亚楼这个参谋长的作用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不管是敌我双方部队人员的素质、作战的特点、装备的数据，还是地形的分析、交通的情况、群众的条件、气候的影响，只要是林彪需要的作战材料，刘亚楼马上就可以准备好。刘亚楼提出的作战建议，也几乎没有不被林彪接受的。加上政委罗荣桓，“林、罗、刘”成了东北战场上的铁三角，三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形成了最佳的领导组合。在“林、罗、刘”的领导下，部队纵横驰骋，无往不利，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刘亚楼也因此成了林彪口中“全军最好的参谋长”“天生的军事家”。

同样是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同样是执帅中共的军队，为什么身为共产国际顾问的李德如此失意，而曾经只是苏军少校的刘亚楼却成就了辉煌功业？这当然跟李德是德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共的军队，而刘亚楼是中国人，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共军队的特点有直接关系。但其中还有更重要的背景，就是李德实在是生不逢时，而刘亚楼则适逢其会。

李德出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时候，中共领导下的红军还处于草创阶段，所从事的作战还是以游击战和游击性质的运动战为主，无论是人员、组织还是打法，都带有明显的草根特点。这种情况下，李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正规军队建设和大兵团的作战原则，与中共军队的发展水平相差甚远，因而也就很难在中共军队中发挥作用。非要应用到军队之中，只会适得其反。应该说，这是李德不幸的地方。

刘亚楼则不同。当刘亚楼从苏联回国的时候，中共的军队经过近20年的发展，正在成为一支正规的作战军队，尤其是内战大规模爆发后，军队的作战方式正在向大兵团作战转换。在这种情况下，刘亚楼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和苏联红军司令部机关所受的训练，正好是部队在这一阶段极其需要的。这是刘亚楼从苏军中的一名中下级参谋，“横空出世”，一跃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能不说，都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出身，但刘亚楼要比李德这位校友幸运了很多。

今天的MBA毕业生，实际上也面临着与当年李德和刘亚楼同样的问题。海外留学回来的MBA自不待言，国内MBA教育的课程体系，总体来说也大多受西方商学院的影响，传授的多是正规军的打法。这样的教育，这样的人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到底管不管用？

不可否认，部分MBA毕业生进入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以后，其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这当中固然有MBA教育和MBA毕业生本身的问题，但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正规程度越高的行业和企业，MBA毕业生的总体表现往往越好，MBA教育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而草根程度越高的企业，MBA毕业生的适应性往往越差，甚至有些还不如没有受过MBA教育的同事。

从李德和刘亚楼的不同命运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人才的能力其实是有不同的需求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MBA毕业生在企业中的命运，就是对企业所处发展水平最好的折射。

因此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用人的时候，就不应该盲目地对背景华丽的MBA毕业生心怀艳羡，而是一定要想清楚，在自己企业目前的发展阶段，究竟是不是一定需要MBA。这样也可以避免一旦MBA毕业生在企业的表现不如预期，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认定所有的MBA其实都不靠谱。相应地，MBA毕业生在选择就业机会的时候，也应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自己所受的MBA教育，究竟在什么时候有用？在什么地方有用？怎样才能更加有用？

或许，对于企业来说，这个问题思考清楚了，就会少一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多一些辽沈战役的辉煌。对于MBA毕业生来说，则是少一些不幸的李德，多一些幸运的刘亚楼。

《商业评论》2016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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