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自去年去杠杆以来，宏观形势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宏观杠杆率已总体趋稳，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7%，较一季度的6.8%有所放缓。宏观政策也出现了一些微调，比如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等。

在此之际，去杠杆还要不要推进，如何推进？

黄益平

7月上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黄益平也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并于2015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表示，中国发生重大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将有可能像日本一样把增长率和效率拖没了。

纵观其他后发国家的经验来看，日本最大的失败在于，在需求侧没有采取最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而且在支持供给侧方面也没有鼓励结构措施，耗时于不良*的处置、对僵尸银行和公司的“市场出清”迟疑不决，最终导致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金融危机的爆发。

7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推进改革开放，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黄益平称，现在是对定力的考验，尽管现在看起来里头外头都有问题，但最后的出路只有一条——改革开放。

澎湃新闻：当前金融风险初步得到控制，要如何平衡去杠杆与稳增长的关系？

黄益平：我们现在风险的程度比较高，但并不是说现在就要爆发危机了。乱象很多，但并不一定是导致崩盘的乱象。比如说地方政府现在的问题也很大，地方政府会崩盘吗？国企杠杆率很高，你觉得国企会崩盘吗？它是有风险，但是没有紧迫到控制不住，马上就崩了。

中国的金融体系问题是很大，风险如果爆发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像日本的这种类型，把增长率拖垮了，而不是所谓的“明斯基时刻”，投资者的信心一下降，整个市场就崩了。

原因在于，第一，我们有一些资本项目管制；第二，我们的外汇储备还能抵挡一阵子；第三，凡是风险比较集中的地方，基本跟国家有点关系。像互联网金融出了问题，它不是系统的问题。出问题的是高杠杆率的国企和地方政府，这些都是容易出问题的，但不是出问题就崩盘了。政府可以从左口袋掏到右口袋，钱都是从哪来的，不就是那些银行，银行短期内也不会崩，现在都还挺赚钱的，加上还有存款保险制度。所以看起来它是会有问题，但更多的是把效率拖没了。

澎湃新闻：你认为我们跟日本情况类似？

黄益平：对，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我们都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第二，我们的金融市场的开放度相对还比较低，因为当时日本的问题是叫“主银行制”，银行和企业之间有很重要的关联。我们也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同时也要考虑，如果是有问题，还是要通过适当的稳定措施，但是目前来看，我觉得发生重大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现在对我们的定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总是出一点问题就叫得厉害，叫得厉害大家一惊慌就开始放水，短期稳定下来了，长期问题越来越大。

尽管听起来里头外头都有问题，但最后的出路只有一条——改革开放。

澎湃新闻：今年公布的开放措施是否有助于全行业的效率提升？

黄益平：像低准入、开放市场、改善营商环境，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而且对中国经济也有好处。这些举措今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还不太好说。不过起码这些举措继续推进，对于缓解外部经济冲突会有帮助。

我们过去的改革其实可以更快一些，现在是需要显示行动的时候。宣布后得落地，这样才有信誉。

澎湃新闻：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债转股”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黄益平：我对债转股还是保持比较谨慎的立场。债转股的思路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政策的普遍意义有限。换句话说，能做的很多都已经做了，不需要政府去推动它。能做债转股的首先必须是个好公司，否则债转股就成了背包袱。要实现法治化、市场化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

债权人真的觉得有意义，他自己就会去做，不需要政府推动。如果政府推动，我担心一些地方把债转股变成了为地方企业脱困的手段，那就很糟糕了。

但就我了解的情况，近来云南和河南一些国企成功实现了市场化出清，国企做不下去了，被民营企业收购。我看到的这些地方企业改制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很多地方政府财务很紧张，他们没有资源继续支持“僵尸企业”，这样的话这些企业退出就会快一些。

澎湃新闻：关于“去杠杆”，当前有研究认为，民营企业“降杠杆”的速度明显快于国企。

黄益平：这个问题应该是存在的。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研究，研究2008年以后，国企和民企的杠杆率分化，民企的杠杆率一直在下降，国企的杠杆率一直在上升。

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时候，民企就不会再去扩张了，但是国企第一是“软预算”约束，第二它可能也被政府要求支持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内外部都有很多不确定时，民企进一步去杠杆似乎也并不奇怪。

当然最终讨论的是能不能做到公平竞争。民营企业相比较而言，没有人给它兜底，所以风险大一些，国有企业毕竟是国家的，总体优势可以在价格上体现出来。

澎湃新闻：你主张应该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是市场化定价，小微企业的高风险，必然导致融资贵。

黄益平：现在来看，*难的问题比*贵的问题更突出。你给我15%的利率虽然很高，但我拿到这个钱我就干事情去了，但是给我6%的利率*，我想拿却拿不到。

这就需要在两者间作取舍。是可以想办法降低融资成本的，但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要通过市场手段，通过竞争，通过更好地了解企业的信息，比如可以利用大数据，把平衡信息不对称的成本降低下来。我们现在很多的做法都是行政性质的，政策的效果也很有限。

澎湃新闻：互联网金融可以说是一种市场化的融资工具，但也暴露出了风险，如非法集资等。要如何平衡市场化定价和金融风险的关系？

黄益平：我们互联网金融的问题其实不完全是市场化的问题。当然，也有市场化的因素在这里，但它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市场化，虽然在市场化定价上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受到合适的监管，就有很多乱来的做法。

所以下一步，应该做到牌照全覆盖、监管全覆盖。我一直支持互联网金融必须要持牌经营。不能说我在创新，我在提供金融服务，所以你不要管我。这是不可以的，它会传导风险，一定要持牌经营。

但这也意味着互联网金融行业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转折，很可能行业会分化：擅长做金融的做金融，擅长做技术的做技术。看全世界的金融科技公司排名，在前十名里头，中国有四家，这个比例很高。但在前100名里头，我们不超过十家，美国公司却有近二十家。美国的这些公司都是在提供各种技术解决方案，支付、投资、理财，或者是保险等等，都是为金融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懂技术的就做技术，让懂金融的去做金融。

过去是不管你是什么路子，冲进来就是提供金融产品，有的甚至做得很大。未来这个行业会出现新的重组。比如，马云说要做“Techfin”，不做“Fintech”。“Techfin”就是说以后做技术，做平台，不直接提供金融服务，但为金融机构提供技术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互联网金融的下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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