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咄咄怪事屡有发生，一方面市场需要监管来约束，另一方面市场更需要自由竞争的活力，在两者的博弈中，需要划定一条怎样的界限？什么是理性的监管？如何才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重量级嘉宾、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走进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为我们深度解析。

嘉宾简介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曾经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姚洋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时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立中国现代经济体系的目标，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行政垄断，禁止市场垄断，要放宽服务业的准入限制，要完善市场监管体制。那么一个理性的监管有哪些要素？姚洋分别从五点为深入解读。

弱化事前审批

姚洋提出，理性监管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要弱化事前的审批工作。事前审批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沿用。这样的一个监管为什么不好呢？姚洋举例了“99个好蛋和1个坏蛋”的例子。“一个老太太拎了一筐鸡蛋到市场去卖，这筐里头有100个鸡蛋，可能有一个鸡蛋是坏的鸡蛋。事前的监管就是把每个鸡蛋都放在显微镜下看一看，看它是好蛋还是坏蛋，这叫事前监管，只有100个鸡蛋都是好的，才被允许进入市场。老太太走了好几里路，把鸡蛋拎到了市场上，检查可能就需要两个小时，最后市场已经关门了，她拎着一筐鸡蛋又回去了。今天她拎着鸡蛋回去了，明天她可能就不来了。经济学上把这个叫做‘无谓损失’，这些损失是不可见的，监管太严厉，市场就会失去活力，或者会形成‘灰色的市场’。”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理性监管的第二点就是实现负面清单管理。姚洋指出，金融管制就是负面清单的进一步缩短，这样的监管思路和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监管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尊崇法律的管制，法不让你做，你就不能做，现在应该有所改变，要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样就可以鼓励创新，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因为互联网领域创新频出，让人意想不到，但如果一味地注重层层审批，很多创新的思想就被压制了，所以这样的负面清单可能就更加重要。

强化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

姚洋表示，第三方面应该强化事中监管和事后惩罚。我们要放宽一些进入市场的管制，要做负面清单管理。可能会有一些坏的项目通过了审批进入到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加强事中的监管和事后的惩罚。

姚洋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时举例：“一个老太太到麦当劳去的路上摔了一跤，法院判麦当劳赔偿老太太五十万美元。那你可能会说，我也跑到麦当劳摔一跤，没有把我摔坏，白赚五十万，这就误解了惩罚麦当劳的初衷。惩罚麦当劳不是要复仇，不是要奖励这个老太太，而是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法律经济学里有一个‘成本分摊定理’，谁应该来负担这个预防成本？是让消费者来负担？还是让生产者来负担？如果我们用道德的标准来评判，那你自己应该为你自己负责，地上有一滩水，为什么不小心？让消费者来负担，但是老虎还有打磕睡的时候，消费者进去摔一跤，这时候应该谁来负担，其实让麦当劳来负担这个预防成本是更加经济的，所以罚它让它长记性。”

监管要做成本收益分析

第四点，制定监管规则的时候要做成本收益分析。姚洋认为，如果涉及到老百姓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等，当然要尽可能消灭在萌芽里，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可能做到的，它带有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姚洋进一步分析，美国一年的交通事故大概死亡人数是四万人，还有二百万人重伤。美国的交通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但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交通事故。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尽量地减少这种伤亡事故，就是要系安全带。通过加强这样的监管，人人都系上安全带，哪怕有重大车祸，只要待在车里不被甩出去，那就不会有生命危险。这种死亡的案例就是一种成本收益分析，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惩罚是管用的。“以前在西安，行人过斑马线，你一定要用你的血肉之躯和汽车的钢铁之躯作战，汽车都已经到你的屁股上了，你推着这个车，才能走过斑马线。现在就不同了，几乎所有的汽车在斑马线前都停下来，让行人过去，非常有秩序。我问当地人怎么突然西安的司机道德水准都提高了？他说是因为罚出来的。所有主要的路口都装上了探头，只要有行人在斑马线上，车没有停就会立即罚款，而且罚得非常重，五百到一千这么罚。在主要的路口不仅要罚款，而且把你的车牌号、你的影像都打到大屏幕上去。同样的，行人如果闯红灯，人脸识别技术就会马上把你拍下来，打到大屏幕上去，最后这个成本就内化到了每个人的计算里。所以在这方面做一些成本收益分析，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很大的问题。”

监管要整合起来

姚洋指出，理性监管的最后一点，就是监管要整合起来。为什么之前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怪事会屡有发生？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过去的信息不通，没有联网。但现在用身份证就可以做很多事情，这就是联网的结果。张学友的演唱会上经常抓到逃犯，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在逃犯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被抓获，现在中国的信息技术是领先的。

另外就是监管体系一定要合理化。姚洋以《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例，在二战时期，美国的一群轰炸兵厌烦了战争都想回到家乡，而回去的一条标准就是证明你疯了，但是你疯了一定要去报告长官，如果你能清醒地报告自己疯了，那就证明你没疯。“现在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监管，监管的逻辑都没有搞清楚。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把它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政府不能缺位，政府不能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