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

纪念詹姆斯·莫里斯教授

2018年8月29日，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与世长辞，享年82岁。

2004年，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庆典上，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受邀发表演讲。

演讲之前，北大国发院林毅夫教授介绍了莫里斯教授，他说：

“莫里斯教授对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是在信息经济学以及公共财政方面。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文是所有读经济学的人都要读的：政府在不了解企业和家庭的情况下，怎样来设计一个最优的税收制度。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现代公共财政学的基础。

莫里斯教授的数学非常好，但是他并不是在数学的象牙塔里面，他是用数学作为工具，用经济学的逻辑作为工具研究现实的、应用的、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他这样一个研究态度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有很多借鉴意义。”

让我们以这篇十四年前的文章来共同缅怀这位经济学家！

林毅夫：詹姆斯·莫里斯教授是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1936年出生在苏格兰，我们知道苏格兰是亚当·斯密的故乡。他从小对数学就有非常大的天分，当他的同班同学都在踢足球，玩各种游戏的时候他一个人在抱着数学书苦读，不是苦读是非常高兴地读。然后他14岁的时候已经自己学完了微积分。由于他对数学的天分，引起了他的老师的注意，所以在他高中毕业之前他的老师告诉他剑桥大学有一个奖学金专门给苏格兰的学生到剑桥大学读数学方面的本科学位。他做了将近半年的准备，但是正要考试的时候前一天他腹膜炎发作，所以没有办法参加考试。在那种状况之下，他到了爱丁堡大学的数学系读本科学位。读了三年之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机会拿到了到剑桥大学读本科的数学学位。

他开始在剑桥大学除了读数学之外，并对经济学开始感到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贫困问题以及对怎么样来解决贫困问题有很大的兴趣。他在剑桥大学第二个本科学位毕业以后，在他的一位导师的帮助之下拿到英国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一个奖学金，三年的奖学金，去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当时剑桥大学是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研究中心之一，著名的教授像卡恩、卡尔多、罗宾逊夫人都在那里任教。他博士论文的导师是Richard Stone，他是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政府怎么用计划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他在剑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就开始在剑桥大学教书，1968到1995年他移到了英国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叫牛津大学，33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教授，这在牛津大学里面是非常非常早的。1995年他又回到剑桥大学，2001年他开始他每年四个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教授。

莫里斯教授对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是在信息经济学以及公共财政方面。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文是所有读经济学的人都要读的：政府在不了解企业和家庭的情况下，怎样来设计一个最优的税收制度。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现代公共财政学的基础。

莫里斯教授的数学非常好，但是他并不是在数学里面，象牙塔里面，他是用数学作为工具，用经济学的逻辑作为工具研究现实的、应用的、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我想他这样一个研究态度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是有很多借鉴意义。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的经济问题需要解决，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一般数学是比较好的。如果我们能够像詹姆斯·莫里斯教授这样把数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为经济发展做贡献，也许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一样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詹姆斯·莫里斯教授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好朋友，他到北京大学来过好多次，这次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就组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演讲系列来庆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十周年，他本来去年就准备来北大演讲，但是后来由于SARS取消了。我今年我再次邀请他的时候，我特别邀他9月18号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周年庆的时候来做演讲。他原来已经接受了意大利的邀请到意大利做一个讲座，为了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这个演讲，他特地取消了原来已经答应的到意大利去的邀请，专程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做这个演讲。他这种精神对我来讲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想也是给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有的工作同仁的很大鼓励，也是给我们经济学界的很大鼓励，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经济增长和发明。下面我们有请詹姆斯·莫里斯教授。

图为2011年詹姆斯·莫里斯教授来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莫里斯：我非常感到荣耀并且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回到北大，我到北大已经好几次了，但是这次是比较特殊的经历，因为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并且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我很荣幸能够再次回到这里庆祝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十周年庆典。

首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的讲座，我的题目叫做经济增长和发明。但是我在过去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就考虑了这个题目，我发现可能更多的是讲经济的增长，而发明方面讲的较少。我在这里主要想评估一下发明和新技术的产生过程对于中国的经济思维是多么的重要。从很多方面看这都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和主题，因为现在中国确实发明和技术进步非常多，固然有很多新技术来自于中国的外部，但是考虑一下各种来源的相对重要性也是很有意思的。

新技术的发展在近年来已经成了增长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谈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发明和创新的过程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寻找所能找到的证据的时候，我觉得创新和新技术的发展过程是相对简单直接的，并且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着。在这里我试图讲一讲这些到底来源于哪里呢？我总的感觉是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比他们要快的多。看起来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解释一下这种差异。这里我想给诸位介绍一下我的一些关于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的想法，这些想法中有其他人的想法也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

我愿意在讲座中引入一些公式，尽管在有这么多听众的情况下这么做有点不同寻常。希望大家不要抱怨。这些公式会给学院派经济学家带来怀旧的乐趣，好像回到了研究生时代。但是在讲座中我并不会真的使用多少数学，这些只是一些符号，用以更清晰地表达我的思想。下面我们就进入讲座。

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的是非常令人惊奇的。我们必须尝试着解释可以达到10％或者更高的增长率如何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技术是如何允许这种现象的发生。如果我或者说一个经济学家成功解释了为何增长率能达到10％以上，不能说我们就完全解释了如此高增长率的原因，而只是解释了为什么这是可能的。如果要继续深入解释高增长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就必须要考虑人们的行为，他们做什么，积累多少储蓄，参与什么生产活动的，但是，关于高增长可能性的基本问题必须是解释的一部分。

大家看屏幕——这（公式）是一种把不同的因素放在一起，理解经济增长如何发生的好办法。我说的增长是指整个经济产出的增长，我用Y表示，因为这是经济学家通常的做法，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投入。显然产出的增长与资本存量的增长和劳动投入的增长有关。实际上你们看到地这个公式和我笔记本电脑上的公式不完全一样，它确实有点怪。人们说数学家总是喜欢创造符号，而我在这儿也用了一个新符号，在Y，K，L之后。在我的电脑上这个字母上边儿有个点，所以这个符号表示的意思与看起来的有点不同。这个实际上表示产出的增长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以及一些其他因素有关。但正如经济学家早就意识到我们可以更具体一些：产出的增长等于资本的社会回报率乘以资本增长率加上我写作mL/Y的这一项，这表示劳动的价值被产出相除，再乘以劳动量，最后我们还有一项α，正是我要讨论的。这个公式其实就是个定义，但是也表达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R，指资本的社会回报率，是增加资本存量和流量所能得到的额外收入，它和投资的利润率的概念比较相似。在完全竞争的市场，R确实与投资的市场利润率相等。这个利润率是人们可以赚到的，是可以观察的，虽然有时候这样做并不容易。类似的，在竞争性市场中，mL/Y可以看作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这个我们是可以观察出来的，人们的工资到底有多少，国民收入中到底有多大份额是个人的工资和薪酬。但最后一项，α，我称做纯技术进步率，有些经济学家说不这只不过是个剩余项所以这一项并无任何意义只不过是个定义而已，表示产出增长中不能被资本增长和劳动增长解释的部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α是有明确含义的，即在没有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时的产出增长。即使这不是真的我也至少希望是这样。我要在这一点上多展开一点：不是在简单的增长模型中，而是从事实上讲，原则上资本利润率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取决与资本与劳动的增长，这就是说我对α的论述并不完全正确而可能只是一个对定义比较好的近似。那么考虑中国的情况就很有趣了，因为在中国，市场的利润率和工资率可能就并不是竞争性市场形成的了。具体说，中国的利率是由政府管制的，可以说基本是由政府决定的；工资的情况比较复杂的，但可能比较接近市场的工资率。在考虑R即资本回报率的大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参考其他国家的情况，因为在那里资本回报率是可观察的而在中国却很难，至少对我来说很难。

但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大概可以用劳动力的工资来作为近似，这比较接近真实的状况。我为什么说有个迷呢？第一，中国的α应该和其他国家差不多，因为技术的进步任何国家都是迟早可以采用的。当然也许会有一些例外，技术也许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赶上其他国家。如果这样，有一些国家纯技术的进步比已经用了最新最好的技术的国家快是可能的。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如此，他们的技术进步非常迅速。中国过去的某些时期特别是70年代晚期也是如此。从根本来讲α是可用的技术的发明、提高的速度。专利可以限制技术的跨国传播但这并不意味中国的α可以比其他国家高。这个公式适用各个国家的，从中可以得到各国α的值，他们是令人吃惊得一致的，即使是跨时的情形α的变动也比想象中小得多。

对于过去的20年我们假定α每年是2％左右，我要开始往里代数字了，我这么做是比较不精确的，只是提供一个例子告诉大家是怎么回事儿，而不是要全面严谨的分析α的值应该是多少。那我们就把α定为2％，然后继续看等式的其他部分。现在L实际上代表就业量。在过去的20当中中国的就业增长率基本上是平均每年1.5％。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质量、技能，从而劳动的生产率也一直是增加的。更良好的教育和雇主提供给雇员培训都提高了劳动力的技能。在这里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劳动力的真正效率单元的增长有多大。效率单元这个词是经济学家在讨论生产率的变化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术语。但是我们认为劳动率的增长一般来讲每年不会大于3％。我们在这里看看L和Y进行相乘的话，我们认为L是代表劳动力，劳动力在国家收入的比率当中一般来讲是不会大于70％的，如果这种计算公式是对的，我们对劳动率一般来讲可以给它一个最大的值就是2.1％。这里我们进的就是纯粹的技术上的进步，我们定义在2％。在这个地方我们对这个公式当中，劳动力的定位在2.1％。这样在这个公式当中我们总的值是4％，这样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公式当中的资本的情况。投资对于增长产生的效果一直是经济学家试图考虑的一个问题，他们想作出极大的努力来理解这两者的关系。在中国净投资在产出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这跟很多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过去中国的20年当中投资在产出当中的比例不应该大于35％，但是有些人说要想真正测出来这个数字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这个数字只是我们的估算值。我们现在看一看更加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资本的回报率，资本的回报率在国与国之间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

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这是中国经济某些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可能为负的证据。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家们会跟你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小公司具有很高的利润率。这些比较成功的例子并不能代表全部。在发达国家、富裕国家，真实的回报率很少大于5％，经常低于5％。比如在我的国家，如果一个私人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平均达到5％，那他真是要乐疯了。但是这也会不断地有很大的波动，有时候比较高，有时候比较低。特别考虑到了亏损的国有部门，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尽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5％的回报率是一个比较可能的平均值。即使一个经济拥有很高的投资对产出的比率，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是1.75％。

这种粗略的计算最后可以得到一个数字就是5.85％，当然它是不精确的，它表明6％太高了。既然长期的增长率最大也不过是6％，为什么中国增长率在最近几年都比这个要高得多呢？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我脑子里想的问题。与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做法一样，我也认为得考虑一下中国经济的特点，这个特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发达国家农村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率中是很低的，大概就1％－2％。所以在研究这些城市化了的国家时，城乡之间的差距是不需要怎么考虑的。二元经济中有趣的是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与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有关。城市中人们的工资要更高一些，高多少呢？中国不同的城市之间工资差别也非常大，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城市的工资比率可以达到2：1。2000年北京的人均工资和福利水平是平均每月1000元人民币，在其他的一些城市工资就要低得多了，但再低也低不过乡村。2000年中国农村的每个家庭平均收入每月不到200元人民币。当然乡村家庭的收入并不等于工资，而是比这个数字大一些。但无论如何增长率还是要低于6％，我假设每人工资都是相等的，这是我写出这个等式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看一看经济的实际情况的话，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雇佣一个城市工人是有成本的，这一点很重要，但据我所知文献中并没有很多反映，比如有交通费用、不断增长的住房费用，越来越高的食品费用。当然工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部分反映了成本的差异。我再谈一谈这些成本。当在城市里工作时很多人住的地方和工作单位是有一些距离的，上下班可能要花一些费用，另外当他们分散在城市中时把一些相关服务提供给他们也是有费用的。有一些工人可能居住的场所离上班的单位比较近，但是就得为此支付更高的费用。对土地的需求是由到城市工作的人产生的并引致了更高的租金。对来城市工作的人来说，主要的费用是住房费用或交通费用，或者经常是这两种费用的混合。雇主得支付较高的工资以使在城市工作的人可以支付这些费用。当然乡村和城市之间平均工资的差距也反映了乡村和工人的技能上的差距。一般来讲技能较高的工人的工资要高于那些技能低的工人。在农村地方高技能的工人的比率比城市低得多。面对这样的差距我们很难不敢到迷惑，我到目前为止所讲的并不足以解释这些。我知道深圳是工资比较高的地区之一，但在深圳找到工人也不能么容易了，有些人又回到了农村，因为他们在城市里的工资还不够。这样一些证据说明去城里工作的成本与呆在乡村的成本之间地差距比你想象的还要大的多，如果你只考虑到了交通费用和商品服务的价格差异的话。在这里我们就把B作为人们从乡村到城市的交通费用，C是指实际上城乡之间实际的收入差距，当然C大于B，问题是到底大多少呢？

图为2011年，在北京论坛上，北大国发院林毅夫、陈平教授与莫里斯展开对话。

我们要看看城市当中的就业和农村的就业。我们把城市当中的就业用字母M表示，农村的就业我们可以用L－M表示因为L为总劳动。这个计算只是介绍了如果考虑了工资差距，情况是如何改变的。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A，而在城市应该是A+C。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可以用直觉解释的基本的结果。有两个术语，一个是城市地方就业对劳动力总量的影响。M比劳动的增长速度要快一些，大约为5％。M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潜在影响是很大的，通过对M系数的测量就可以得到C的值。再看一看所有城市工人，考虑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总量，也就是总成本，这是与农村劳动力成本相比的付给他们的额外成本。我们可以观察这种城镇化的成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多少。我已经用比较保守的估计展示了可能的结果。如果每个人都挣农业工资，那么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会有多大呢。我把40％作为城镇化成本占国家收入的比例，这当然是基于在对工资所作比较之上的数字。考虑工人技能的增长，我把两个增长率定为2％和8％。如果把所有的数字都放在一起，最后得到的数字就是3.8％。我说了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如果计算的更仔细一点这个数字肯定大于3.8％。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通过这种计算，我们能够使得可能的增长率增加1.5％。第一种计算方法造成了一个难题：我们得到的中国的增长率是6％。考虑进城镇化的成本，我们现在得到的一个大于7.5％的数字，这个可能更加接近事实。我以前对中国官方报告的数字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现在通过一系列的计算，我估计官方公布的数字总的来讲还是对的。这个数字给技术进步留有了余地，看起来中国现在的技术进步比发达国家要快一点，也许存在着技术追赶，当然也存在干中学效应。

我还想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结论。如果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模型能够正确的反映现实情况，那么中国真实的增长率也许出于一个不同的原因比官方的数字要低一些。我并不是说官方的数字报道有误的，因为对国家收入的计算我们是有国际标准的。这些官方的数字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但是我想说国际上所公认的一些标准，有时候可能不能够恰当的测量我们所认为的真实产出。真实的产出到底应该是多大？这样的产出是可以进行消费，可以进行投资的产出。这是指生产活动对现时和未来的人类福利所作出的贡献。我把它用X表示，等于产出减去城镇化成本。城镇化的成本是要考虑走到城市的交通费用，或者说一个工人由于在城市当中工作所以不得不上下班往返，那么这个上下班的交通费用是要考虑的，我们现在也知道城乡的相对工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也发现真实人均城镇化成本B的增长速度与平均收入增长速度差不多。M当然比L（劳动力人口）增长要快。即使不为劳动技能做调整的话，这个M也至少达到5％。而总劳动力增长只有每年1.5％，而且越来越小。所以城镇化成本和由产出的测量值转化而来的产出的真实值是成比例增长的。

根据这种计算，也许对官方的增长率不需要做很大的修正，但是可以有1％左右的修改。这个数字对于人均产出来讲，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最后总结一点：我今天所做的，是以一种比较粗略不严格的方式，给出不仅是中国经济还有亚洲经济能够以比他们所能达到的速度还要快的速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好比一辆有一定限速的车，当你把脚踩在油门上时，你发现它跑的速度比限速还要快，问题就是这是怎么回事呢？很难找出关于汽车的合适比喻，也许可以说有可能是车的发动机有某些特殊之处使得它跑的更快。我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并不是这么回事。劳动从经济的低端大规模转移到经济的高端是中国经济研究的老话题了，但它使得增长率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具有很有趣的福利影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