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China网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说，中国金融监管架构要更新，要“走在前面，拥抱技术”，理由是过于严苛的金融监管可能使得行业落后。2019年7月2日，在腾讯新闻·原子智库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主题为“融合·迭新——数字驱动下的金融与消费”的腾讯夏季达沃斯主题夜话上，黄益平发表了这一观点。黄益平建议，监管层要拥抱技术，“加密数字货币也要思考”，但“如果一直关着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短期是保住金融稳定了。但是如果一直缺席，我们就没有机会了”。黄益平表示，目前的分业监管框架需要更新，因为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基本上都是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尽管它们有风险，但与金融科技相结合，“能带来很多生产力”。此外，黄益平还建议监管层要“花更大力量来支持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通信技术”，并关注大数据的整合和运用，并在“大数据的效率和保护隐私之间取得平衡。

以下是黄益平教授演讲的内容：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数字金融行业，这个行业是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催生出来的，应该来说，我们确实做的不错。

两周前，我到华盛顿跟IMF做了第二次的闭门研讨，拉加德亲自来讲话。为什么IMF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会跟我们做年度闭门研讨？原因在于中国的数字金融做的比较好。研讨那天，拉加德直接提到Facebook加密货币项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中国很多研究者和从业者来说，也是很大的刺激。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在*领域做的不错，假如说像这样的国际性加密货币成功，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值得去思考。

前不久有两家机构评选2018年世界金融科技一百强，前十名里面有好几个是中国的公司，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我们有一些所谓独角兽金融科技公司在全世界来说规模都比较大，也做得不错。但是我们最成功的地方，还不在这些大公司，最成功的是我们的金融科技或数字金融有非常突出的普惠性。

我们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了一个“北京大学普惠金融指数”，把每一个地区的指数都编出来，从2011年到2018年。左边的图是2011年，右边的图是2018年，简单来说，大家可以看到右边图各个地区之间的颜色相似形越来越高，意义是什么？七八年时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性差异在不断地缩小。

换句话说，原来相对滞后的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正迅猛赶超，这恰恰是我们想看到的普惠性的方面，数字金融在这方面显示出了独特优势。

我们也做过很多研究，看看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对我们的经济和经济发展有什么作用，我们有很多的实证研究、统计分析，大致来看它对创新、创业、支持收入增长，甚至支持收入的公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什么我们的普惠金融做的相对比较好？首先在传统的金融领域里，一致性的金融政策比较严重，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比较多。这就导致了我们对普惠金融潜在客户的服务相对不足，最典型的是对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服务不足，所以普惠金融和数字金融才会受到大家的欢呼。

我最近去美国参加了布鲁金斯学会一个研究员的报告会——比较中美之间的移动支付体系，他觉得现在中国的移动支付做的非常好。长久以来，美国很多老百姓基本上已经享受到了比较充分的支付服务，拿出信用卡一拍就解决问题。然而在中国，支付宝、微信支付起来以前，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是没有支付手段的。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很突出。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做的最好的地方是普惠金融，我们在一定意义找到了可能的方法，支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江小涓老师提到了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这两家银行每年都是放上千万的*，完全不见面，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普惠方面。

但是我们在数字金融的发展过程当中也碰到不少的问题，这是我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做的另外一个指数，叫金融科技情绪指数。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公众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其实是在起起落落，振荡非常厉害，当然背后也反应了我们面对的风险，所以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今年3月份，一位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来参加我们的发展高层论坛，他跟我说，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他说他在美国生活，基本上都是写支票做支付；他去日本的时候，一般都是用现金做支付；但是到中国来，我看你们整天都是用手机支付。感觉三个国家在支付方面似乎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作为历史学家，他说他的观察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最后的决定因素不是军事力量，而是金融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

去年4月份我们到英国办一个活动，学习英国的工业革命史，我们当中有学者发现：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其实是靠金融革命催生的，技术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早就已经存在。技术一直没能转换成工业革命，原因在于没有大量廉价的资金帮助转化。蒸汽机的技术永远是一个蒸汽机的技术，只有金融革命才能帮助它变成工业革命。

经济学界一直有个李约瑟之迷，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所以有没有技术都很难推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易纲行长最近一次讲话讲，提到未来国际金融的竞争很有可能就是集中在金融科技领域。这跟前面提到的Facebook加密货币项目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全新概念一样，这种提法对我们也是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不是说金融科技未来就会决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结局，但是金融科技会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国际竞争力的力量。金融科技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金融科技未来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怎么样认为它是一种好的金融？我个人理解有四个方面：

一是能够支持创新的。因为只有支持创新，这个国家的实力才能变得越来越大。

二是提高金融效率。金融效率的意思就是效率越来越高，但是动员相对便宜、大规模资金的能力越来越大，这是我们产业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三是需要维持稳定。你有很高的效率，快速去做这个事情，你搭一个非常大的平台，效率很高了，普惠性很强，但是如果风险控制不住，最后的结局不一定愉快的。

四是最后的国际竞争可能会体现在国际金融体系当中的竞争，未来谁有可能会主导这个支付体系？谁会主导未来的储备货币？这个储备货币有可能是美元，也可能就是一种新的加密货币......我不知道答案，但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也许我们的监管政策需要做一些新的考虑，第一个就是之前提到的普惠金融虽然做得很好，但风险也很多，怎样来平衡创新和稳定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我们未来监管需要考虑的事情。

另外，还有几件事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一，要拥抱新技术。我们移动支付为什么能够普及成今天这样的一个主流工具？我觉得就是因为智能手机和4G普及以后，就变成了可能。未来5G会给我们的金融科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还没有想清楚。但我相信它会再一次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金融的业态。我们就应该走在前面去拥抱它，甚至包括数字加密货币这件事。如果我们一直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短期虽然保住金融稳定，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缺席，未来有没有可能Facebook做成、JP摩根做成，而我们却没有机会了，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的问题之一。

第二，我们的监管框架也需要再进一步思考。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分业监管的框架，但是我们这些大的金融科技公司，基本上都是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它会有风险，但合在一起，其实也带来很多新的生产力。刚才说到的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为什么短期内不见面就发上千万的*？原因在于已经有支付、已经有其他平台积累了很多数据，所以相互之间的生产力的提高是一个乘数效应，完全把它分开来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风险还是要监控的，并不是把它完全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监管部门或政府应该花更大力量支持金融科技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很可能就是通信技术，我们只有把通信技术铺遍全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才有条件。但同时，也可能是大数据的整合和运用，因为没有大数据，你是做不了的。同时我们要考虑保护隐私的问题，需要在大数据的效率和保护隐私之间取得平衡，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今天提出来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金融科技暂时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我们的领先主要是在普惠，而不是其他领域。世界各国很多公司有可能会快速赶上来，甚至在很多领域一步就迈到我们前面去。我们曾经很骄傲地说弯道超车了，但是我们有可能正在被别人弯道超车，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持续领先的地位？这是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谢谢大家！（本文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文章来源：腾讯原子智库

黄益平教授为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目前还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为外部监督顾问小组成员 （Member of The External Advisory Group on Surveillance ）、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Rio Tinto中国经济讲席教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现任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编和《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与农村发展。

黄益平教授与林毅夫、周其仁、卢锋、余淼杰、张维迎、刘国恩等知名教授共同担纲北大国发院MBA “国家发展系列”讲座课程主讲人。同时，黄益平教授还为BiMBA商学院MBA第二硕士学位项目：全球金融硕士项目教授“全球金融当代问题”课程，探讨全球金融体系目前的问题和国际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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