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发酵，大家既关心疫情的发展，也很关注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影响。今天借“国家发展”在线讲座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和看法，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包括主流经济学为什么需要反思，我们如何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一套理论体系，理论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或者根据理论所采取的行动不能达到理论所预期的改造世界的结果，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我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即源于此。

2008年以来，国际上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有很多反思，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仅未能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且，从数据上看，2008年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是3-3.5%，十多年过去，在现代经济学的指导下被认为恢复得最好的美国经济2019年经济增长率也只有2.7%。在去年底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经济2020年的增长也只有2.5%左右，明年可能再回落到2%。其他发达国家还不如美国，普遍未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这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非常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有很多反思的原因。

这已经不是人们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次反思。发展经济学诞生于二战以后，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独立自主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实现现代化，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一般称之为“结构主义”。当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都希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希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国家可以跟发达国家一样强盛，实现所谓民富国强。当时经济学界和政治领导人都认为，如果要和发达国家一样富有和强盛，就要拥有一样的高收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而就必须建设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二战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大都是资本密集、规模很大的现代化产业。于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行动就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规模庞大的现代化产业。然而这些产业在市场中无法自发发展起来，就认为是有很多结构性障碍，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出现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主导建设。

由于发展中国家原来的现代化工业制造品都是从国外进口，出口产品一般都是矿产资源、农产品，按照当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这些工业化产品不再进口，改为自己生产，故也称为“进口替代战略”。

在“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指导下，发展中国家普遍靠政府的投资拉动取得了5到10年的快速增长。但是，这些新建立的现代化产业没有效率和竞争力，只能靠政府持续的保护补贴维持，使整体的经济发展并不好。到上世纪60-70年代，这些国家不仅收入水平没有提高多少，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越来越大，并且，产生不少危机。

所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对解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落后，逻辑非常清晰，也很有说服力，但据此理论制定的政策和实施结果普遍失败，所以要进行反思。

因为结构主义失败，反思的结果出现了“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政府对经济有太多干预和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效率因此低下，寻租腐败频发，收入差距扩大。这种观点的逻辑也非常清楚，对发展中国家存在问题的原因说明的很有说服力，从上世纪80开始盛行，中国国内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信奉者。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源于政府干预，要解决问题就应该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价格由市场决定，也即“市场化”。同时，企业应该自负盈亏，因此必须把原来的很多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且在宏观上，政府应该维持经济稳定，不能有高的通货膨胀，这就要求政府财政预算必须平衡，不应该有财政赤字。简单讲就是，发展中国家最好进行市场化、私有化、政府财政预算平衡宏观稳定化。

1992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以后又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经济学界出乎意料地有了一个共识，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要成功，必须用“休克疗法”，将“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稳定化同时落实到位。

这一次照此执行的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危机不断。数据表明，上世纪80-9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上世纪60-70年代“结构主义” 的“进口替代战略”时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更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把上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二十年，称为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

由此，新自由主义跟结构主义遭遇同样的命运：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头头是道，逻辑上滴水不漏，但是遵照执行的结果正好相反。

不过，二战以后，也有少数几个经济体经济发展得不错，但他们推行的政策从这些理论来看是离经叛道。

首先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到上世纪80年代，这四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到如今则已经全部都是高收入经济体。

如果以上世纪50-60年主流的结构主义来看，亚洲四小龙的政策大多是错误的，这些经济体并并没有一开始就建设现代化的大产业，相反，都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小规模制造业开始。它们也没有追寻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而是出口导向。当时认为，这种发展模式怎么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但事实证明，看似采取错误政策的这几个经济体，反而赶上了发达国家。

其次是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中国、越南、柬埔寨等转型中国家，以及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非洲毛里求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纳“休克疗法”时，这几个国家普遍采取了“渐进式双轨制”，一部分还是由政府控制，保留国有企业，一部分走向市场经济，放开市场，发展民营企业，市场与计划并存。

当时有一种观念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像中国这种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经济还不如原来的计划经济，因此被称为最糟糕的制度安排。理由是计划和市场同时存在，腐败空间大量扩张，政府干预经济、资源错误配置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可如今看来，这几个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看起来最糟糕的转型经济体，反而都取得了成功。

也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中国、越南、柬埔寨等也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因此，新自由主义似乎是对的、有效的。但同时中国和这些经济体的成功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些经济体中的政府不是新自由主义所讲的所谓“有限政府”，只管教育、健康和社会秩序。恰好相反，这些政府都积极有为，对经济有很多干预，更像是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政府。

因此，这些成功的后发经济体，传统的结构主义和后来的新自由主义都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开始我就讲过，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到现在为止，用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的经济体都不成功，而成功的几个经济体执行的都不是这些理论所倡导的政策。

因此我们亟需反思：为什么发展经济学出了那么多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但是发展中国家按照他们的理论去制定政策都基本上不成功？

我常常讲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亚当·斯密，并非指回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结论，比如分工很重要、国际贸易自由化很重要，或者要依靠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等等，我强调的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他怎么得出这些结论，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的学习也应该去学习怎么钓鱼（研究方法），而不是去获得几条鱼（研究的成果）

亚当·斯密其实把他的研究方法作为书名《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就是对“本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出版于1776年，但他的研究大概始于1760年。当时工业革命还没发生，所以亚当·斯密的观察源于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社会，他观察和思考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决定一个国家贫富的原因是什么。但在他那个时代工业革命才刚滥觞，他在原因的总结上自然忽视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重要性、决定性，只总结了地理大发现以后贸易所带来的机会和影响。

在亚当·斯密之后的很多理论创新都遵循了亚当·斯密的研究办法，即观察现象的本质，探索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而不是套用前人的理论。

我研究新结构经济学也是采用亚当·斯密的办法。对发展经济学而言，想研究的问题是怎么让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穷国怎么变成富国，富国怎么变得更富。

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是现代现象。18世纪以前，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慢，根据一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18世纪以前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每年只有0.05%，以此速度，人均收入1400年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年人均收入突然从0.05%变成1%，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也从1400年变成70年。从19世纪末到现在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增长又翻一番，从每年1%变成每年2%，加上人口增长，每年增长在3%-3.5%之间。

现代经济增长突然加速，最主要的原因是1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工业革命、技术创新以及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让劳动生产率水平快速提高。同时，伴随现代化技术和产业的涌现规模经济越来越大，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多，金融投资和风险也越来越大，催生了现代金融、现代法律等等。所以，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个结构既包括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结构，还有道路、电力、港口、通讯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金融等各种软的制度安排。

所以，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能够实现靠的是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结构的不断变迁。那么，这些结构和其变迁又是什么因素决定的？

新结构经济学在了解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后，采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也即结构不断变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背后是什么在推动。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应该称之为结构经济学。因为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命名规则，用新古典的研究方法研究农业，就称为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就称为金融经济学，所以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就应该叫结构经济学。不过，由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代是 “结构主义”，为了区分，我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这种命名方式也有先例，上世纪60年代，诺斯倡导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本应叫制度经济学，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有一个制度学派，诺斯为了区分，称自己的研究为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新也是这个含义。

新结构经济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每个时点给定但随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和由其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同，只有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才能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如果再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与之配套，交易成本就会很低，因而能够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收入水平高，这样的结构决定了它们发展资本和技术高度密集的现代产业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因为收入水平低，资本短缺，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般都是劳动力或资源很密集的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微观基础--企业自生能力。什么样的企业才有自生能力？一个有正常管理的企业如果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就能获得社会上所能接受的利润率，就是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企业管理没有问题，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有自生能力？前提是所在的产业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并且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的配套。相反，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就不会有自生能力，因为要素成本太高，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比不过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也就不能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利润率。

发展经济学要研究和解决的本质问题就是如何能使一国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增加财富，从而民富国强。对此，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很清楚：要提高收入水平，必须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产业技术水平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要想从生产率水平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者资源密集型产业进入到收入和技术水平更高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前提条件是改变要素禀赋，要从资源或劳动力比较多、资本相对短缺的状态，变成资本比较多、劳动力或者是资源比较少的禀赋状态。如此才能改变比较优势，进而改变产业结构，提升收入水平。

同样的道理，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不断改变的同时，还必须相应地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配套，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要素成本优势最终变成总成本优势，形成国际竞争力。

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在此分析，一个国家要发展，实现民富国强，就要通过提升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来实现，但是要想提升产业和技术结构，必须先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而最好地的改变之策就是在每个时点上都根据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这是发展经济最好的方式。这样做，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如果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的配套，市场交易成本也会最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抢占最大的市场，创造最大的剩余。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有最大的剩余就能有更多的资本积累，而且，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资本的回报率也会最高，资本积累的意愿也会最大，因此资本禀赋可以增加最快，这将逐渐让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

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可以通过引进来实现，使创新成本和风险相对更低。毕竟，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主发明，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借力引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会比发达国家小，相同的周期内就可以比发达国家走得更快，从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是经济学家的语言，怎么让企业家能够自发地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这种思路来做产业和技术选择呢？这就必须有一个制度安排。

企业家的本质是追求利润，要想让企业家追求利润时的选择与整个社会的最佳选择一致，就要有一套能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举例来讲，当资本相对少的时候，资本就很贵；劳动力或者资源相对多的时候，劳动力、资源的价格就相对低。企业家为了利润最大化就会选择进入多用廉价劳动和资源、少用昂贵的资本的产业，并采用能用廉价的劳动力或资源来替代昂贵的资本的技术来生产。如果有这样的相对价格体系，当资本变成相对丰富相对便宜，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变成相对短缺相对昂贵，企业家也就同样会选择进入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只有在竞争的市场中，要素的相对价格才能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因此，要想让企业家自发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选择技术，前提就必须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市场很重要，但只有市场是不是足够？政府要不要发挥作用？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会积累得很快，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也都会变化很快，要不断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往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升级过程中，既必须要有愿意冒风险的企业家，也必须有政府能给他提供激励补偿，以及新产业所需要的硬的配套基础设施，以及金融、人力资本、法律等各种软性制度安排根据新产业的需要不断完善，这些都不是企业家能做的。否则，即便有企业家愿意冒风险，主动产业升级，但要素成本优势也会因为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变成竞争优势。所以，创新企业家的成功还必须有一个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理论只是一套逻辑，是否可接受还要能经得起真实世界经验的检验。

2008年，诺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所主持的增长委员会研究二战后的200多个经济体中13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他们都实现了平均每年7%或更快的发展，并且维持25年及以上。这13个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特征：第一是开放经济，第二是宏观相对稳定，第三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是市场经济，第五是都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

这个报告引起很多关注，Michael Spence也被非洲、亚洲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邀请做报告、提供咨询。这些领导人问他，根据这项研究，到底有没有一个药方，照做就能成功。Michael Spence回答说，这五个成功的特征只是药材，但没有药方。我们知道单有药材，没有药方，并不能治病，药量不对，补药可能变成毒药。

其实，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就是药方。因为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经济发展成功有两个制度前提，一个是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这就是增长委员会总结出来的第四和第五项特征。其余三项则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然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多生产并出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不生产或少生产并进口，所以会是一个开放经济。同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企业有自生能力，整个经济有竞争力，宏观上自然比较稳定。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会有最大的剩余，投资回报率也会最高，自然会有高储蓄和高投资回报率。因此，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路，与二战以后成功经济体背后的追赶之道完全吻合。

原来的前两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为什么逻辑上听起来很有力，但照做都会失败？对此，新结构经济学也能给出解释。

结构主义没有认识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其产业结构是内生的，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缺资本，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就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当然只能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存在。而且政府的保护补贴会带来各种干预和扭曲，即使能够把产业建立起来，也会有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

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华盛顿共识”有那么多知名经济学家支持，为什么也在现实中遭遇失败？原因有二。

第一、 没有认识到保护补贴也是内生的，违反比较优势，主张一步到位实现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但是，首先，资本密集的产业雇了很多人，大都还在城市，如果一下子取消补贴，企业垮台会造成大量失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其次，很多产业还涉及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比如电力、电信，如果把保护补贴取消掉，不仅企业垮台，国家也失去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难以持续运转。因此，即使私有化，企业要的保护补贴不仅去不掉，反而更多，效率更低，寻租腐败更厉害。

第二、 反对政府针对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因势利导的支持，于是有些旧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垮了，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不能出现，导致去工业化的情形。

少数取得成功的东亚经济体，虽然当时被新自由主义称为最糟糕的发展模式，但恰恰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因此取得成功。渐进双轨的转型被新自由主义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却取得成功，道理也很清楚：继续给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可以维持宏观稳定；同时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入，政府积极引导，并建设经济特区、改善营商环境等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使得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能马上变成竞争优势，从而稳定快速地发展，并不断积累资本，使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步因为要素禀赋改善而变得符合比例优势，原来的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可以去除。中国改革30多年以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潜台词就是已经可以把渐进双轨时期的保护补贴取消掉。

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一脉相承。

新结构经济学秉承了唯物辩证法从每一个时期给定，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这一物资存在作为分析经济结构的切入点和出发点来研究经济发展结构变迁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水平以及和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当中，生产力水平由产业决定，资本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当然就高，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或者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就低。选择什么样的产业由要素禀赋决定，要素禀赋结构是一个物质存在决定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决定了生产力水平，以及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工资水平和劳资关系。不同的产业的规模、风险特性不同，合适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不一样，反过来看，上层制度安排合适与否也会反过来决定生产力水平的发挥和演进。可以说，新结构经济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现代经济学的运用，同时也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

新结构经济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结合点，并将推动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因为当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基本上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去做研究。比如，从亚当•斯密之后直至上世纪30年代的知名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此后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大多基于英国、美国等发展经济体的经济现象的观察、研究和总结，提出来的理论必然内嵌于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文化等结构当中，发达国家的结构也就成了这些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先天具有差异，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必然出现南橘北枳的问题。

与之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禀赋结构不同，合适的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结构也不一样。用个具体形象的比喻，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是一个二维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是一个三维的经济学。

根据上述认识，新结构发展经济学探讨的是从低生产力水平的结构往高生产力水平结构变化背后的道理。

新结构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是有扭曲的结构变成没有扭曲的结构这一过程，和主流的转型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在于一般转型经济学以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作为转型目标，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转型应以和现阶段的产业技术结构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为目标。

另外，在研究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也会有许多新的认识。例如，到底要不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经济下滑时应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反对，理由是经济下滑时，政府加大投资会增加政府负债，将来政府要还钱只能靠增加收税，人是理性的，即使现在有就业、有收入，预期将来要加税，会先增加储蓄，压低消费，使总需求减少。如此一来，即便政府加大投资需求保住了就业，但居民的消费下降，总需求不增加，也就走不出通货紧缩，反而使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这一流派的主张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同出一辙。

但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发达国家面临的情形是不是相同？当然不是。积极财政政策投资大部分用于修建基础设施。在发达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挖个洞，补个洞”，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已经相对齐全，只是比较老旧。但发展中国家到处都是基础设施的短缺，一旦经济下滑，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效果会很好，因为不仅能创造就业，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等到经济恢复，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提高，政府的税收自然就增加，可以偿还当初加大投资增加的债务，而不必提升税率。

如此看来，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放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大不相同。因此，不能发达国家不适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就盲目地跟着反对。

因此，我们不能再盲目信奉源自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学，许多经济问题表面上看起来相同，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有着深刻的不同，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不可简单套用来自发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

这正是我所讲的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就是强调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结构上有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由其物质基础决定，是内生的。这实际上是对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而且主流经济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财政经济学，还是货币理论、金融理论、空间理论等，都要进行一场结构革命。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普遍还都有“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一定有道理，既然他们的理论不断引导了发达国家成功，也能指导我们的发展。但是很可惜，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制定政策能取得成功，用来批评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倒是特别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去做，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没有抓住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没有了解到经济结构的内生性、扭曲的内生性，往往会好心办坏事。过去如此，今天也如此。新结构经济学的这场现代经济学的革命，有可能让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学习经济学时能够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两个目标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