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力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2019年底发生以来已先后在中国与很多国家造成当代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并对包括主要经济体在内的很多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形成巨大冲击，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和危机风险。这次疫情危机无论从根源还是表现看，都深刻体现全球化时代特点，其应对方式也会打上全球化时代烙印。在全球化环境下，疫情没有国界，经济相互依存，加强合作是国际社会共度时艰的必由之路。日前G20领导人用视频方式召开特别峰会，对凝聚全球范围携手合作共识展现出领导力；然而要战胜疫情与经济双重危机冲击，国际社会仍需动态拓展和加强多边、区域和双边的全方位合作。

1、国际合作必要性和紧迫性

今年3月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发生两方面阶段性转变。中国从1月20日开始的全民动员举国抗疫成效明显，新增确诊病例从2月中旬开始持续下降，并在3月19日达到本土病例首次清零，标志阻断本土疫情传播取得初步胜利。然而国外疫情快速发展，从2月份主要集中发生在韩国、日本、伊朗等亚洲国家，蔓延到所有美欧发达国家及其它100多个国家。世卫组织（WHO）3月11日宣布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到3月27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值从3.74万例激增到超过50万例，并且全球新增病例仍以每天几万人规模持续飙升。七国集团成员的意、美、德、法、英五国各自病例数过万，总数超过23万，平均4.6万。为应对疫情蔓延，继意大利之后很多国家也不得不先后采取封城甚至全境封锁隔离措施。新冠疫情无疑已成为当代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

疫情在主要经济体及全球范围快速蔓延，各国先后不约而同地采取强势隔离防控措施，由此对国际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并首先在对预期变化敏感的资本市场表现出来。2月下旬美国面临严重疫情形势信息披露后美股在2月底遭遇重挫，3月9日-16日美股出现四次下跌“熔断”，其它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股市也随之剧烈波动。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不同程度下挫，3月18日美油市场4月合约报22.98美元/桶，刷新2002年以来新低。疫情蔓延及不断升级的必要隔离措施，导致正常经济活动遭遇供给和需求两侧严重冲击，引发学界和机构对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前景的担忧。

3月17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指出，随经济形势恶化美国失业率不久会上升到20%。3月19日摩根大通预计，今年二季度欧洲经济崩塌式暴跌最高幅度可能会达到22%，英国经济将陷入萧条，美国经济也将暴跌14%，中国以外全球经济将出现13.7%大幅萎缩，由此导致2020年全球GDP下降1.1%。3月23日美国圣路易斯联储行长詹姆斯•布拉德提出经济预测更为令人惊悚，他认为美国2季度失业率可能达到30%，GDP可能会史无前例地暴跌50%，但他预测三季度将是过渡期，随后6个月消费恢复推动经济“相当强劲”反弹。美国3月21日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328.3万，是前值28.1万的约11.7倍，远超金融危机时的66.7万。

任何一次重大流行病疫情都会对经济生活带来不同程度影响扰动，然而这次新冠疫情由于其流行病属性特征，叠加全球化时代及世界经济增长阶段性特点，对全球经济金融影响可谓前所未有。依据常识经济逻辑与现有经验事实观察，可以分三阶段推测探讨疫情经济影响。

一是中国经济较早受冲击及溢出效应，规模估计达到千亿美元级别。从2月数据和目前机构预测看，或许会造成3000亿-5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二是疫情在过去两个月前后快速蔓延扩散到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疫情直接损害以及为防控疫情实施的高强度隔离措施，即便按照目前相对温和估计，也肯定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经济衰退，估计会造成万亿美元级别经济损失，冲击效果显现时间比第一阶段中国经济影响推后约1个月。三是各国经济因疫情派生经济收缩冲击产生互动作用，进一步拖累世界经济，有可能进一步产生万亿美元量级的经济损失。近日一些外向型企业复工后因为缺少海外订单难以复产，说明第三阶段互动影响作用已见端倪，估计到4月和2季度会逐步全面显现。

当然，上述疫情经济影响阶段性划分当然并不绝对，不同阶段经济冲击影响具有时态上继起性，也会同时并存共时交叉。更需要指出，上述三阶段疫情冲击引发经济下行走势和损失规模并非注定不变，依据常识由此造成经济风暴大小强度，至少取决于后续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各国控制疫情措施及有效性，即总体而言全球范围疫情恶化趋势何时能够扭转，拐点何时能够到来。二是各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如何对危机风暴做出反应，出台稳经济稳金融措施内容及其有效性。三是双边、区域、多边层面各种国际合作措施内容及其有效性。

图1示意性表达上述理解思路。从左到右三段虚线表示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疫情影响经济的三阶段效应，接近于三条虚线包络线的实线，近似表达疫情冲击对全球经济带来的总影响。如果像目前比较温和预测意见认为的那样，今年全球衰退会导致经济总量负增长1-2个百分点，这一影响应在1-2万亿美元量级。然而如果像更为悲观观点预测的那样，会导致相当于数倍于金融海啸的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线高点可能会接近十万亿美元高位。显然，疫情冲击经济损失线位置高低和斜率大小，取决于包括全方位国际合作措施及有效性在内的多方面因素。

可见。目前形势对各国特别是大国加强合作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团结应对，把各国抗击双重冲击努力凝聚成合力，就能更有效地控制疫情蔓延传播，更好地维护人民健康并拯救更多患者生命。反之，孤立主义、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相互指责甚至搞污名化，不仅不能使自身摆脱困境，还会加剧危机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损害。

2、前期国际合作实践与困难

应该说，秉持有难相助的朴素理念，依托全球治理已有体制安排，疫情爆发以来，国际合作早已用多种方式展开。例如中国2月前后抗疫最艰难阶段，得到日本、巴基斯坦、蒙古、柬埔寨等很多国家不同方式的援助和声援，一些暖心细节一时传为佳话，美国和其它主要发达国家华侨留学生、企业等也提供了不同方式合作援助。据报道，“应意大利政府的请求，古巴3月22日向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地区派遣了一支由52名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帮助抗击疫情。”此前几天古巴已派出五支援外医疗队。德国一些地方为邻国患者准备重症监护室接诊和帮助邻国患者进行治疗。随着国内外疫情形势变化，中国支持国外抗疫行动规模不断扩大。据报道，截至3月26日中方已宣布向83个国家和世卫组织、非盟提供援助，并为有需要的国家在华进行商业采购提供便利。又如WHO作为联合国下属负责全球公共卫生的国际组织，在协调指导国际社会防控疫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向国际社会动态发布与共享疫情最新信息，对各国防控疫情提出指导性建议，协调国际科学界在新冠病毒基因测序与研发疫苗合作等等。

在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合作方面，国际机构与协调机制对二月下旬以来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风险方面多次发表声明或实施联手干预行动。2020年2月22-23日，今年G20首次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会议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将加强全球风险监测，包括最近爆发的COVID-19。我们随时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应对这些风险。”3月6日，G20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针对COVID-19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我们正在密切监测COVID-19的演变，包括其对市场和经济状况的影响。我们欢迎各国提出的支持经济活动的措施和计划。我们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酌情采取财政和货币措施，协助应对病毒，在这一阶段支持经济，保持金融体系的弹性。”G20峰会协调人2020年3月12日会后发表《二十国集团协调人关于新冠肺炎的声明》，强调“此次大流行亟需国际社会积极应对。”

3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与世界银行行长发表联合声明，准备帮助成员国应对新冠病毒带来的人员灾难和经济挑战。3月3日，世界银行宣布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60多个国家提供120亿美元的支持。IMF也在其网站上公布该组织将如何支持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包括紧急融资、扩大现有*项目、减免债务的补助金和安排新融资等。G7要求“各国的央行继续协调，提供必要的货币措施，以支持经济和金融稳定，促进复苏与增长。”3月16日，G7领导人视频会议正值美股第四次熔断和全球主要股市承压时点，会后联合声明呼吁“各国央行继续协调，提供必要的货币措施，以支持经济和金融稳定，促进复苏与增长。”并要求“财长们就这些措施的落实以及制定进一步即时有效的行动，每周进行协调 ”。次日美欧主要经济体同步出台宽松货币政策，随后各国加快财政刺激政策力度。

国际合作与全球协调虽早已实施，不过从具体内容看较多是自发性或非机制性双边合作，区域性合作尚未有明显动作；多边机构和机制已采取某些具体应对措施，然而更多仍是表达合作应对意向，G20峰会机制层面尚未发声。3月19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我们正面临联合国75年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全球健康危机。这场危机是一次“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他呼吁世界各国采取“完全透明和协调一致的”措施，共同渡过难关。就危机冲击范围及其对人类健康、经济运行与社会生活造成损害及不确定性程度而言，国际合作与全球协调力度显然仍有待加强。

疫情全球大流行前期国际合作动员和推进与国际社会预期存在差距，可能与多方面具体困难有关。

第一，新型“人兽共患病（zoonosis）”流行病引发金融和经济冲击带来的两难性质。由于没有疫苗和特效药，应对疫情最基本、最重要手段是高强度隔离，然而隔离在客观上派生的经济效果类似于保护主义，在国内是地区分割，而在国际上是边界控制，由此导致合作困难。控制经济后果需要合作，控制疫情客观上要隔离，是疫情派生宏观经济冲击重要特征之一。

第二，疫情和金融经济双重冲击的各自严重程度以及发生时点，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别，各国现实压力的差异使得特定时点国际合作诉求在一致聚焦形成行动能力方面派生困难。不过这方面制约因素，可能在疫情蔓延主要局限在比较少数国家的早期阶段、疫情派生经济冲击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前期比较明显，随着3月中旬WHO也以较为姗姗来迟的节奏宣布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同时主要发达国家以及重要新兴经济体感受到疫情派生的同步性金融经济冲击，并且今年全球经济衰退成为大概率事件预期背景下，合作诉求难以聚焦因素实际影响相应减少直至不复存在。

第三，国际环境演变与大国关系短期变化派生困难。与十多年前国际金融危机比较，近年全球化与国际环境出现阶段性转变，特别是美欧质疑全球化社会思潮影响力上升。近年WTO改革推进艰难，WTO争端解决机制在2019年底已然停摆，折射全球多边贸易治理机制面临危机。美国近年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对中国和其它国家发起贸易战，试图质疑和重塑二战后形成的经济全球化规则。另外这次疫情发生后，美国个别媒体发表辱华言论，美方高官对新冠病毒概念错误表述，我国有关机构人士质疑美军向我国输入新冠病毒可能性，使得双边关系出现新的困难和敏感因素。

然而随着疫情蔓延加剧和全球经济危机风险增长，国际社会要求合作应对危机的驱动力和呼声增加。不久前中美有关病毒来源问题争议降温，一度承压的双边关系再次得到修复改善，为推动国际合作升级应对危机提供有利条件。3月26日G20领导人召开特别峰会标志全球多边合作应对危机进入新阶段，其它双边与区域合作也有望得到提升和加强。

3、G20特别峰会展现领导力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G20峰会机制应运而生，为当时全球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成为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架构中最具有政治权威性的机制性平台。这次疫情发生以来，WHO、IMF、WB、UN等常设多边机构虽仍在发挥倡导协调职能，G20的财长央行行长会议与协调人会议发表多次声明产生积极影响，然而无一机构能取代G20峰会可能发挥的权威性引领作用。2020年G20由沙特承担轮值主席国，原定领导人峰会于11月举行。G20峰会没有常设机构以临时推动紧急议程，加上受到包括大国关系发生新敏感因素等情况制约，直到3月中旬初尚未有G20峰会层面应对危机形势的公开消息。

3月11日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随后相关形势很快发生重要变化。3月13日韩国总统向法国总统建议举行G20特别峰会应对局面。15日韩国总理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方提出类似建言，16日非G20成员国西班牙也提出类似建议，得到有关建议对象国积极回应。3月17日，沙特以G20主席国身份发布公告，表示正在与G20成员国沟通，计划在下周（即3月23-29日）采用网络方式召开G20领导人特别峰会，提出针对新冠疫情及其对人类与经济影响的协调应对措施。上述动向显示，召开G20特别峰会全球合作应对危机的共识在快速形成。

这个阶段中美关系缓解改善为成功启动G20峰会特别机制创造了必要条件。3月17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AXIOS和HBO联合节目采访，对近年两国博弈与疫情暴发后叠加出现的诸多敏感问题做了全面回应，强调中美两国“应当并肩合作抗击病毒，恢复经济正常运作，重塑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培育应对其他类似危机的能力。”访谈中崔大使以理性务实和柔中有刚风格，对美方对华一些错误指责给予明确驳斥，对一些不怀好意提问给出有说服力澄清，同时也委婉表达了对国内个别官员推特观点的保留态度。

3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格斯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这位发言人仍错误坚持中国应对疫情措施导致国际社会“行动迟缓”等片面观点，同时也指出美方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表示中美外交政策并非零和游戏并肯定两国在全球很多领域合作，还称赞在这次疫情中“中国医生才是真正的英雄”。她对一些敏感问题措辞虽仍强硬，不过态度语气也不乏缓和示好表现，与此前中国大使媒体访谈形成联手缓和双边关系信号。3月23日特朗普总统“发推特呼吁保护亚裔群体”，并在次日决定不再使用“中国病毒”说法。

在这一背景下，G20领导人视频特别峰会于3月26日召开。峰会发布联合声明显示，领导人就抗击疫情与稳定经济两大主题将要采取的广泛措施达成共识。声明指出，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斗争需要本着团结精神进行透明、健壮、协调、大规模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全球对策”。领导人做出六大承诺：保护生命；保护人们的工作和收入；恢复信心，保持金融稳定，恢复增长并恢复强劲；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干扰；向所有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帮助；协调公共卫生和财务措施等。

在目前疫情肆虐危机和经济危机风险形势下，G20领导人能够坐下来召开视频特别峰会协调应对措施，本身就是疫情发生以来最重要的多边合作举措，对抗疫情、稳金融、拼经济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关键利好因素。这次特别峰会的主基调是加强全球合作。领导人还承诺，“我们随时准备迅速作出反应，并可能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我们表示愿意根据情况再次召开会议。”“保护人类生命、恢复全球经济稳定，并为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峰会着重就三方面优先合作领域阐述了行动方针。首先是有效抗击疫情全球大流行，以保护人们、尤其是最脆弱的人们的健康生存。为此峰会要求各国共享抗疫物资、信息、经验等各方面资源，并要求在4月卫生部长会议上制定一系列G20紧急行动共同抗击疫情。领导人决定加强相关领域研发合作，包括增加疫苗和药品的研发资金，利用数字技术并加强科学国际合作。另外要增加防控疫情所必要的融资，为此领导人在承诺帮助WHO弥合资金缺口外，呼吁所有国家、国际组织、私营部门，慈善机构和个人为这些努力做出贡献。

其次是协调各国宏观政策，维护目前经受疫情冲击考验的全球经济运转。这方面如学界和业内人士普遍预期，领导人承诺“我们将继续提供充足的大规模财政支持。……这种反应的规模和范围将使全球经济重新站稳脚跟，并为疫情防控和恢复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领导人表示“支持中央银行根据其职责采取特别措施，”肯定“中央银行已采取行动，支持向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流动，促进金融稳定，并增强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峰会要求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定期进行协调，以制定应对COVID-19的G20行动计划，并与国际组织密切合作，以迅速提供适当的国际金融援助。”

峰会声明承诺“我们将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以抵御大流行的社会，经济和金融影响。”这个天量数字大有让人眼睛一亮的效果。依据声明表述，5万亿美元刺激总量应由“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三部分构成。其中额外财政刺激，如美国会随后批准的2万亿美元财政预算法案，与5万亿美元总支出数量关系比较确定，然而“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金额怎么衡量以及，如何定量计入5万亿总量，则或许难以精准评估。类似2008年底中国4万亿元一揽子刺激计划，很难精准分解4万亿构成，然而其在应对危机时期确实产生特殊政策信号效果。

最后峰会把避免国际贸易中断作为优先行动目标之一。控制疫情蔓延客观上需要隔离，控制疫情经济后果需要合作，防控疫情扩散与经济互联互通之间内生矛盾，构成流行病宏观经济学的两难命题，并对抗疫期间贸易政策提出相应协调管控要求。基于经济和社会稳定目标，必须在人所能及范围采用一切手段，尽量减少超出防控疫情必要性的边境限制手段，把可能对国际贸易和供应链带来扰动的边境措施限制在合理范围，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与上述逻辑相一致，领导人峰会把消除国际贸易中断作为一个独立方针，承诺“目标是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测和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并保持市场开放。”声明提出了处理防控疫情与物流畅通矛盾的两点方针：一是“承诺继续合作以便利国际贸易，协调政策以避免对国际运输和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二是确保“旨在（防控疫情）保护健康的紧急措施将是针对性的、相称的、透明的和临时的。”峰会特别要求“努力确保重要的医疗用品、重要的农产品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并努力解决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问题，以支持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G20峰会特别会议成功召开是全球合作应对这次疫情危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彰显现阶段全球治理两大特点。一是G20峰会机制特殊重要性。往年曾有世界无大事年份，G20峰会议程略显波澜不惊，国外对峰会必要性有过质疑性评论。这当然是浅见。G20峰会意义不在于每次都有石破天惊*，而在于它对协调全球重大事务特别是危机应对具有不可替代作用。G20成员由经济总量超过世界八成的最主要经济体构成，其机制性功能超越了G7机制代表性缺乏与联合国体制决策力不足的局限，与当今世界格局变迁时代背景契合度较高。G20领导人峰会以其独特的政治权威性，便于收放自如地在跨部门领域全面协调和决策，并对所有国际机构和社会组织提出必要指示和要求，从而比较有效地凝聚全球共识与合力以实现特定目标。

二是再次彰显中美双边关系的全局性地位，对G20及全球治理机制具有特殊影响。近期中美关系面临新困难，美对华政策转变强调战略博弈是根本原因，与突发疫情派生新矛盾新争议则是直接推手。3月中旬两国危机管理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从互怼升级紧张状态转圜，为峰会成功举行提供了必要条件。否则如果任由病毒名称、病毒来源相关议题阴谋论和污名化争执互怼继续影响和挟持两国舆情，G20特殊峰会或许难以顺利举行。目前两国关系有所改善，然而结构性矛盾并未消失，如何管控不确定增加环境下的中美关系对两国以及全球都具有更为重大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在3月27日中美元首应约通电话中强调的：“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4、升级双边与区域国际合作

全球治理离不开区域治理，国际合作起步于周边合作。全方位国际合作意味着，双边、区域、多边合作多层面多维度展开，国际合作在抗击疫情与金融、经济稳定国际合作多主题多领域推进。G20领导人特别峰会联合声明也涉及其它渠道合作的要求和期许。例如对“欢迎我们的中央银行延长货币互换安排（swap line）”的表态，对“区域开发银行”与多边国际机构共同行动的承诺，显示G20特别峰会认同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方针立场。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与各类伙伴国之间的各种双边合作始终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在国际合作抗击疫情方面，习近平主席在日前召开的G20领导人特别峰会上承诺：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加大力度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等产品。据报道，“中国已对80多个国家以及世卫组织、非盟等国际组织提供紧急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等医疗物资，并向世卫组织提供了2000万美元捐款，支持其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中国还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向所有国家开放”。中国在物资装备供给、医护专业人才、最早抗疫经验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这方面双边合作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体现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后续双边合作可能要面对的重要内容，是如何应对防范疫情导致金融市场波动与金融危机风险上升。对此需区分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前者可以主要依靠自身以及与美元互换协议安排，通过相对独立的政策应对控制货币和金融危机风险。然而美国股市剧烈波动、金融风险加剧和美元国际回流、美元指数走高，如果对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可能会对中国双边合作带来问题。

外部金融危机风险加大以后，对双边合作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挑战。譬如，危机后美元仍然有避险的功能（the safe-haven currency），结果如下图显示，几次股市波动后美元反而出现升值趋势以及全球流动性紧缺与利差飙升。依据历史经验以及2014年和2018年前后情况，上述情形持续往往诱发新兴经济体金融风险爆发。目前紧张形势如果不能较快缓解，不排除宏观经济基本面存在脆弱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甚至金融风险加剧局面。

图2 近期美元走强与Libor利差走高

如出现上述局面，我们在双边合作层面至少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执行双边货币Swap需求可能超常增加。全球金融安全网络（GFSN）由国别储备、双边互换、RFAs、IMF构成。中国在双边货币互换层面占据重要地位，央行《2019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双边有效本币互换协议30份，总金额3.48万亿元。目前可能有35份，金额在3.5万亿至4万亿元之间。2018年末境外人民币存款余额约1.2万亿元，人民币债券未偿付余额4 151亿元，大额存单（CD）发行余额1 066亿元。不考虑外储，境外市场人民币规模约在2万多亿元。

依据对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和宏观数据观察，一些国家对外部环境变化承压能力较弱；即便目前情况尚可的国家，在双冲击环境下也可能面临新困难。危机风险可能推动执行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急剧增长。如果在合作应对危机时大量执行或激活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或许会出现对外方增加数千亿甚至更多人民币供给的情况，这对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但对离岸人民币市场前景和人民币汇率会产生什么影响，还需适当考虑。

二是如果面临的经济金融冲击更加严重，有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及与中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较多的国家，可能会提出超出双边货币合同上限或范围的援助请求。如果出现这类情形，中国当然可以考虑采取不同方式回应。加入采取双边合作方式，直接手段可能较多的是援助+无息*等。在实施这类短期救助性质合作时，需考虑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目标，也要考虑在经济发展方式上与合作对象国进行更多互学互鉴，做到“一带一路”中提到的“五通”，甚至要考虑到未来货币区演变动向，把短期危机应对措施与长期发展目标较好结合起来。

区域合作也不可缺少，并且与双边合作存在紧密联系。据报道，3月17日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审议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提出的关于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采取协同措施的提案，决定免除或降低部分用于预防和抗击疫情传播的医疗用品进口关税。就中国面临形势而言，新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国在区域经济影响力快速提升，这次冲击会进一步推动上述趋势。因而中国应对“双冲击”区域合作重点，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自然具有某种特殊优先地位。

亚洲开发银行作为致力于发展中成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性政府间金融开发机构。面对双冲击形势，可建议亚行总结本地区比较有效的防控疫情具体措施与一般经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公共卫生与应对疫情投资及能力建设，并为此提供必要的金融与非金融支持。针对目前疫情国际传播加剧形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领导人特别峰会发言中倡导“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据报道，中韩已成立由两国外交部牵头，卫生、民航等多部门参加的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对双方加强疫情防控沟通协调发挥了积极作用。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也可以探索在区域层面建立相关合作机制。

各国应对“双冲击”普遍面临的两难问题，是防控疫情大流行要进行必要边境限制，同时需保证必要贸易物流畅通和跨国产业供应链正常运转降低疫情对开放型经济的冲击。10+3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需要在这方面率先研究总结合理兼顾应对之道，为化解上述内在矛盾提供务实有效解决方案。据报道，日前个别区域国家宣布限制部分粮食出口。从常识考虑，新冠疫情冲击经济的产业分布特点，是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冲击最为明显和严重，农业生产过程空间分散所受影响应比较有限，而农产品贸易涉及很多国家食物安全与社会稳定，应避免过度恐惧造成出口限制过度扩大，避免由此对国际贸易和经济稳定造成不必要损害。中国应利用双边合作渠道与10+3等区域合作机制，并与世贸组织（WTO）协调，在合理考虑并协助解决相关国家粮食安全诉求基础上，针对这类出口限制措施加以商讨和协调。

通过区域合作应对“双冲击”的一个新议题，是要考虑“双冲击”下“清迈协议多边化”/“东盟中日韩宏观办公室”（CMIM/AMRO）机制是否需要激活其金融救助功能。由10-3打造经营十几年的区域RFA，直接目标是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和应对危机，长期与培育东亚区域货币安排有关。CMIM问世以来从未被正式激活利用。这次双冲击如果诱发成员面临危机压力，是否要首次启动救助机制？如何通过可能的首次或首批救助检验多年能力建设实战效果？利用地区货币作为缴纳货币战略设想有无可能在危机应对中得到更多重视机会？这些问题需成员国共同决定，中国作为最大出资国之一有必要先行谋划。

另外近年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与非盟、阿盟、中东欧、拉共体等多边或区域性国际机制，结合目前形势，需适时增加公共卫生防控疫情、合力应对金融/经济冲击合作内涵。这些国际机制涉及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公共卫生体系还是国民经济基础都存在短板，应对新冠疫情和外部经济环境冲击能力较弱。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把疫情防控纳入多边或区域性国际合作框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资源、信息、人力支持，同时为这些国家稳定经济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在危机环境下进一步彰显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结语

习近平主席在3月27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指出：“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恶化，全球确诊病例数呈指数级增长态势；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冲击目前仍处在初步释放阶段，二季度负面影响有望进一步显现；人类社会面临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有效应对这场病毒大流行所带来危机，各国动员能力、果断决策与行动固然是根本决定因素，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守望相助也是不可缺少的关键条件。能否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与全球协调，不仅关乎国际社会能否与如何战胜疫情和经济双重危机，也会以路径依赖方式影响后疫情危机时代全球治理走向与人类社会前途。

原文刊于《财新网》

编辑：刘晔